托爾斯泰永遠不委棄藝術。一個大藝術家，即是他願欲，也不能捨棄他自己藉以存在的理由。為了宗教的原由，他可以不發表；但他不能不寫作。托爾斯泰從未中輟他的藝術創作。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地方在最後幾年中見到他的保爾·布瓦耶說他埋首於宣道或筆戰的工作與純屬幻想的事業；他把這幾種工作作為調劑。當他完成了什麼關於社會的論著，什麼《告統治者書》或《告被統治者書》時，他便再來寫一部他想像了好久的美麗的故事，——如他的《哈吉·穆拉特》那部軍隊的史詩，歌詠高加索戰爭與山民的抵抗的作品，便是在這種情形下產生的。見一九○二年十一月二日巴黎《時報》。藝術不失為他的樂趣，他的寬弛。但他以為把藝術作為點綴未免是虛榮了。一九○三年正月二十六日，他致書姑母，亞歷山德拉·托爾斯泰婭女伯爵，有言：「請不要責備我在行將就木之年還在做那無聊的事情！這些無聊的事情填塞我空閑的時間，而且使我裝滿了嚴肅的思想的頭腦可以獲得休息。」他曾編了一部《每日必讀文遜（一九○四——○五），這部文選，托爾斯泰視為他的主要作品之一：「《每日必讀文遜，是我作品中很經意的東西，我非常重視它……」（一九○九年八月九日致揚·斯季卡書）其中收集了許多作家對於人生與真理的思想，——可說是一部真正的關於世界觀的文選，從東方的聖書起到現代的藝術家無不包羅凈盡，——但除了這本書以外，他在一九○○年起所寫的作品幾乎全部是沒有印行的手寫稿。這些作品到托爾斯泰死後才陸續印行。那張目錄是很長的，我們可舉其中重要的幾部如：《庫茲米奇老人的遺著——日記》，《謝爾蓋老人》，《哈吉·穆拉特》，《魔鬼》，《活屍》（十二場劇），《偽票》，《瘋人日記》，《黑暗中的光明》（五幕劇），《一切品性的來源》（通俗小劇），若干美麗的短篇：《舞會之後》，《夢中所見》，《霍登卡》等等。參看本書末托爾斯泰遺著書目。但主要作品還是托爾斯泰的《日記》。它包羅他一生中四十年的時間，從高加索參戰時起直到他逝世時止；它是一個偉人所能寫的最赤裸裸的懺悔錄。
反之，他大膽地、熱情地發表他關於社會論戰的含有攻擊性的與神秘的文字。在一九○○年至一九一○年間，他的最堅強的精力都消耗在社會問題的論戰中，俄羅斯經歷著空前的恐慌，帝國的基礎顯得動搖了，到了快要分崩離析的地步。日俄戰爭，戰敗以後的損失，革命的騷亂。海陸軍隊的叛變，屠殺，農村的暴動，似乎是「世紀末」的徵兆，——好似托爾斯泰的一部著作的題目所示的那般。——這大恐慌，在一九○四與一九○五年間達到了頂點。那時期，托爾斯泰印行了一組引起迴響的作品《戰爭與革命》，本書的俄文名是《惟一的必需品》。《大罪惡》，《世紀末》。大部分在他生前被檢查委員會刪節不少，或竟完全禁止發行。直到大革命為止，在俄國流行的他的作品是以手抄本的形式藏在讀者的大衣袋裡的。即在今日，當一切都印行了的時候，共產黨的檢查並不較帝國時代的檢查為寬大。在這最後的十年間，他佔據著惟一的地位，不獨在俄羅斯，而且在全世界，惟有他，不加入任何黨派，不染任何國家色彩，脫離了把他開除教籍的教會。他的被除教籍，是一九○一年二月二十二日的事。起因是《復活》中有一章講起彌撒祭的事情。這一章，在法譯本中可惜被譯者刪掉了。他的理智的邏輯，他的信仰的堅決，逼得他「在離開別人或離開真理的二途中擇一而行」。他想起俄國的一句諺語：「一個老人說謊，無異一個富人竊盜」；於是他和別人分離了，為的要說出真理。真理，他完全說給大家聽了。這撲滅謊言的老人繼續勇敢地抨擊一切宗教的與社會的迷信，一切偶像。他不獨對於古代的虐政、教會的橫暴與皇室權貴為然；在這大家向他們擲石的時候，他對於他們的憤怒也許反而稍稍平靜了。人家已經認識他們，他們便不會如何可怕！而且，他們做他的職務並不欺騙人。托爾斯泰致俄皇尼古拉二世書，關於土地國有問題，參看《大罪惡》（一九○五年印行）。在毫無對於帝皇應有的恭順之中，卻充滿著對於人的溫情，他稱俄皇為「親愛的兄弟」，他請他「原諒他，如果他在無意中使他不快」；他的署名是：「祝你有真正的幸福的你的兄弟」。
但托爾斯泰所最不能原諒的，所最刻毒地抨擊的，是新的謊言，因為舊的謊言已經暴露了真面目。他痛恨的並非是奴隸主義，而是自由的幻象。但在新偶像的崇拜者中間，我們不知托爾斯泰更恨哪一種人：社會主義者或「自由黨人」。
他對於自由黨人的反感已經是年深月久的事。當他在塞瓦斯托波爾一役中當軍官，和處在聖彼得堡的文人團體中的時候，他已具有這反感。這曾經是他和屠格涅夫不和的主要原因之一。這驕傲的貴族，世家出身的人物，不能忍受這些知識分子和他們的幻夢，說是不論出於自願與否，依了他們的理想，可使國家獲得真正的幸福。俄羅斯人的本色很濃，且是淵源舊族，勒魯瓦·博利厄說他是「純粹的莫斯科土著，斯拉夫血統的偉大的俄國人，芬蘭的混血種，在體格上，他是更近於平民而較遠於貴族」。（見一九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法國《兩球雜誌》）他對於自由黨的新理論，這些從西方傳來的立憲思想，素來抱著輕蔑的態度，而他的兩次歐洲旅行也只加強了他的信念。在第一次旅行回來時，他寫道：「要避免自由主義的野心。」一八五七年。
第二次旅行回來，他認為「特權社會」絕無權利可用它的方式去教育它所不認識的民眾。……一八六二年。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對於自由黨人的蔑視，表現得淋漓盡致。列文拒絕加入內地的民眾教育與舉辦新政的事業。外省紳士的選舉大會表出種種欺罔的組織，使一個地方從舊的保守的行政中脫換到新的自由的行政。什麼也沒有變，只是多了一樁謊騙，這謊騙既不能加以原諒也不值得為之而耗費幾個世紀。
「我們也許真是沒有什麼價值，」舊制度的代表者說，「但我們的存在已不下千餘年了。」
而自由黨人濫用「民眾，民眾的意志……」這些辭句，益增托爾斯泰的憤懣。唉！他們知道些關於民眾的什麼事情？民眾是什麼？
尤其在自由主義獲得相當的成功，將促成第一次國會的召集的時候，托爾斯泰對於立憲思想表示劇烈的反對。
「晚近以來，基督教義的變形促成了一種新的欺詐的誕生，它使我們的民眾更陷於奴僕的狀態。用了一種繁複的議會選舉制度，使我們的民眾想像在直接選出他們的代表時，他們已參與了政權，而在服從他們的代表時，他們無異服從自己的意志，他們是自由的。這是一種欺罔。民眾不能表白他們的意志，即是以普選的方法也是不可能：第一，因為在一個有數百萬人口的國家中，集團意志是不存在的；第二，即是有這種意志的存在，大多數的選舉票也不會是這種意志的表白。不必說被選舉人的立法與行政不是為了公眾的福利而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權，——也不必說民眾的墮落往往是由於選舉的壓迫與違法，——這謊言尤其可以致人死命，因為服從這種制度的人會墮入一種沾沾自滿的奴隸狀態……這些自由人不啻那些囚犯，因為可以選舉執掌獄中警政的獄吏而自以為享受了自由……專制國家的人民可以完全自由，即是在暴政苛斂之時。但立憲國家的人民永遠是奴隸，因為他承認對他施行的強暴是合法的……瞧，人們竟欲驅使俄國人民和其他的歐洲民眾同樣入於奴隸狀態！」見《世界之末日》。（一九○五年）托爾斯泰在致美國某日報的電報中有言：「各個省議會的活動，其目的在於限制專制政府的威權，建立一個代議政府。不論他們成功與否，它必然的結果，將使社會真正的改進益為遲緩。政治的騷動，令人感到以外表的方法所做的改進工作是可怕的，把真正的進步反而停止了，這是我們可以根據一切立憲國家而斷定的，如法國，英國，美國。」在答覆一位請他加入平民教育推進委員會的婦人的信中，托爾斯泰對於自由黨人尚有其他的指摘：他們永遠做著欺詐的勾當；他們因了害怕而為獨裁政制的共謀犯，他們的參政使政府獲得道德上的權威，使他們習於妥協，被政府作為工具。亞歷山大二世曾言一切自由黨人是為了名譽而賣身，如果不是為了金錢。亞歷山大三世曾經毫無危險地銷毀他的父親的自由主義的事業；自由主義者互相耳語說這使他們不快，但他們仍舊參預司法，為國家服務，為輿論效力；在輿論方面，他們對於一切可以隱喻的事物作種種隱喻；但對於禁止談論的事情便謹守緘默，他們在報紙上發表人們命令他們發表的文字。在尼古拉二世治下，他們亦是如此。「當這青年的君主一無所知，什麼也不懂，無恥而冒昧地回答人民代表時，自由主義者會不會抗議？絕對不……從種種方面，人們向這年輕的帝皇表示卑鄙無恥的諂媚與恭維。」
在對於自由主義的離棄中，輕蔑統制著一切。對於社會主義，如果托爾斯泰不是禁止自己去憎恨一切，那他定會加以痛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