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周圍，托爾斯泰的精神革命並沒博得多少同情；它使他的家庭非常難堪。
好久以來，托爾斯泰伯爵夫人不安地觀察著她無法克服的病症的進展。自一八七四年起，她已因為她的丈夫為了學校白費了多少精神與時間，覺得十分懊惱。
「這啟蒙讀本，這初級算術，這文法，我對之極端輕視，我不能假裝對之發生興趣。」
但當教育學研究之後繼以宗教研究的時候，情形便不同了。伯爵夫人對於托爾斯泰篤信宗教後的初期的訴述覺得非常可厭，以至托爾斯泰在提及上帝這名辭時不得不請求寬恕：「當我說出上帝這名辭時，你不要生氣，如你有時會因之生氣那樣；我不能避免，因為他是我思想的基矗」一八七八年夏。
無疑的，伯爵夫人是被感動了；她努力想隱藏她的煩躁的心情；但她不了解；她只是不安地注意著她的丈夫：「他的眼睛非常奇特，老是固定著。他幾乎不開口了。他似乎不是這個世界上的人。」一八七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她想他是病了：
「據列夫自己說他永遠在工作。可憐！他只寫著若干庸俗不足道的宗教論辯。他閱覽書籍，他冥想不已，以至使自己頭痛，而這一切不過是為要表明教會與福音書主義的不一致。這個問題在全俄羅斯至多不過有十餘人會對之發生興趣而已。但這是無法可想的。我只希望一點：這一切快快地過去，如一場疾病一般。」一八七九年十一月。
疾病並不減輕。夫婦間的局勢愈來愈變得難堪了。他們相愛，他們有相互的敬意；但他們不能互相了解。他們勉力，作相互的讓步，但這相互的讓步慣會變成相互的痛苦。托爾斯泰勉強跟隨著他的家族到莫斯科。他在《日記》中寫道：「生平最困苦的一月。僑居於莫斯科。大家都安置好了。可是他們什麼時候開始生活呢？這一切，並非為生活，而是因為別人都是這樣做！可憐的人！幣話稅艘荒曄攣迦鍘?
同時，伯爵夫人寫道：
「莫斯科。我們來此，到明日已屆一月了。最初兩星期，我每天哭泣，因為列夫不獨是憂鬱，而且十分頹喪。他睡不熟，飲食不進，有時甚至哭泣，我曾想我將發瘋。」一八八一年十月十四日。
他們不得不分離若干時。他們為了互相感染的痛苦而互相道歉。他們是永遠相愛著！
但當他們一朝相遇的時候，齟齬又更進一層。伯爵夫人不能贊成托爾斯泰這種宗教熱，以至使他和一個猶太教士學習希伯萊文。
「更無別的東西使他發生興趣。他為了這些蠢事而浪費他的精力。我不能隱藏我的不快。」一八八二年。
她寫信給他道：
「看到以這樣的靈智的力量去用在鋸木、煮湯、縫靴的工作上，我只感到憂鬱。」
而她更以好似一個母親看著她的半瘋癲的孩子玩耍般的動情與嘲弄的微笑，加上這幾句話：「可是我想到俄國的這句成語而安靜了：儘管孩子怎樣玩罷，只要他不哭。」一八八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但這封信並沒寄出，因為她預想到她的丈夫讀到這幾行的時候，他的善良而天真的眼睛會因了這嘲弄的語氣而發愁；她重新拆開她的信，在愛的狂熱中寫道：「突然，你在我面前顯現了，顯現得那麼明晰，以至我對你懷著多少溫情！你具有那麼乖，那麼善，那麼天真，那麼有恆的性格，而這一切更被那廣博的同情的光彩與那副直透入人類心魂的目光燭照著……這一切是你所獨具的。」
這樣，兩個子互相愛憐，互相磨難，以後又為了不能自禁地互相給與的痛苦而懊喪煩惱。無法解決的局面，延宕了三十年之久，直到後來，這垂死的李爾王在精神迷亂的當兒突然逃往西伯利亞的時候才算終了。
人們尚未十分注意到《我們應當做什麼？》的末了有一段對於婦女的熱烈的宣言。——托爾斯泰對於現代的女權主義毫無好感。「只有在男子們不依照真正的工作律令的社會裡，才能產生這種所謂女權運動。沒有一個正當工人的妻子會要求參與礦中或田間的工作。實際上，她們只要求參與富人階級的幻想工作。」但對於他所稱為「良母的女子」，對於一般認識人生真意義的女子，他卻表示虔誠的崇拜；他稱頌她們的痛苦與歡樂，懷孕與母性，可怕的苦痛，毫無休息的歲月，和不期待任何人報酬的無形的勞苦的工作，他亦稱頌，在痛苦完了，盡了自然律的使命的時候，她們心魂上所洋溢著的完滿的幸福。他描繪出一個勇敢的妻子的肖像，是對於丈夫成為一個助手而非阻礙的女子。她知道，「惟有沒有酬報的為別人的幽密的犧牲才是人類的天職」。
「這樣的一個女子不獨不鼓勵她的丈夫去做虛偽欺妄的工作，享受別人的工作成績；而且她以深惡痛絕的態度排斥這種活動，以防止她的兒女們受到誘惑。她將督促她的伴侶去擔負真正的工作，需要精力不畏危險的工作……她知道孩子們，未來的一代，將令人類看到最聖潔的范型，而她的生命亦只是整個地奉獻給這神聖的事業的。她將在她的孩子與丈夫的心靈中開發他們的犧牲精神……統制著男子，為他們的安慰者的當是此等女子。……啊，良母的女子！人類的運命系在你們手掌之間！」這是《我們應當做什麼？》的最後幾行。時代是一八八六年二月十四日。
這是一個在乞援在希冀的聲音的呼喚……難道沒有人聽見么？……幾年之後，希望的最後一道微光也熄滅了：「你也許不信；但你不能想像我是多麼孤獨，真正的我是被我周圍的一切人士蔑視到如何程度。」致友人書。?
最愛他的人，既如此不認識他精神改革的偉大性，我們自亦不能期待別人對他有何了解與尊敬了。屠格涅夫，是托爾斯泰為了基督徒式的謙卑精神——並非為了他對他的情操有何改變——而欲與之重歸舊好的，言歸舊好的事情是在一八七八年。托爾斯泰致書屠格涅夫請其原諒。屠格涅夫於一八七八年八月到亞斯納亞·波利亞納訪他。一八八一年七月，托爾斯泰回拜他。大家對於他舉動的改變，他的溫和，他的謙虛都感著驚訝。他彷彿是再生了。曾幽默地說：「我為托爾斯泰可惜，但法國人說得好，各人各有撲滅虱蚤的方式。」致卜龍斯基書。（見比魯科夫引述）幾年之後，在垂死的時候，屠格涅夫寫給托爾斯泰那封有名的信，在其中他請求他的「朋友，俄羅斯的大作家」，「重新回到文學方面去」。一八八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布吉瓦爾地方所發的信。
全歐洲的藝術家都與垂死的屠格涅夫表示同樣的關切，贊同他的請求。特·沃居埃在一八八六年所寫的《托爾斯泰研究》一書末了，他借著托爾斯泰穿農人衣服的肖像，向他作婉轉的諷勸：「傑作的巨匠，你的工具不在這裡！……在《我的信仰的寄託》的終了，俄文原版第十二章。他寫道：「我相信我的生命，我的理智，我的光明，只是為燭照人類而秉有的。我相信我對於真理的認識，是用以達到這目標的才能，這才能是一種火，但它只有在燃燒的時候才是火。我相信我的生命的惟一的意義是生活在我內心的光明中，把它在人類面前擎得高高的使他們能夠看到。」我們注意到在他責備托爾斯泰的文中，特·沃居埃不知不覺間也採用了托爾斯泰的語氣，他說：「不論是有理無理，也許是為了責罰，我們才從上天受到這必須而美妙的缺點：思想……擯棄這十字架是一種褻瀆的反叛。」（見《俄國小說論》，一八八六年）——可是托爾斯泰在一八八三年時寫信給他的姑母說：「各人都應當負起他的十字架……我的，是思想的工作，壞的，驕傲的，充滿著誘惑。」
但這光明，這「只有在燃燒的時候才是火」的火，使大半的藝術家為之不安。其中最聰明的也預料到他們的藝術將有被這火焰最先焚毀的危險。他們為了相信全部藝術受到威脅而惶亂，而托爾斯泰，如普洛斯帕羅一樣，把他創造幻象的魔棒永遠折毀了。 A普洛斯帕羅是莎士比亞《暴風雨》中的人物。
但這些都是錯誤的見解；我將表明托爾斯泰非特沒有毀滅藝術，反而把藝術中一向靜止的力量激動起來，而他的宗教信仰也非特沒有滅絕他的藝術天才，反而把它革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