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已經到了彼岸，獲得了一個為他煩惱的心魂所能安息的蔭庇。
其實，他只是處於一種新的活動的始端。
在莫斯科過了一冬，（他對於家庭的義務迫使他隨著他的家族，）「迄今為止，我一向在都市之外過生活……」（《我們應當做什麼？》）一八八二年正月他參加調查人口的工作，使他得有真切地看到大都市的慘狀的機會。他所得的印象真是非常凄慘。第一次接觸到這文明隱藏著的瘡痍的那天晚上，他向一個朋友講述他的所見時，「他叫喊，號哭，揮動著拳頭」。
「人們不能這樣地過活！」他嚎啕著說，「這決不能存在！這決不能存在！?.."見前書。幾個月之久，他又墮入悲痛的絕望中。一八八二年三月三日，伯爵夫人寫信給他說：「從前你說：『因為缺少信心，我願自縊。』現在，你有了信心，為何你仍苦惱？」
因為他不能有偽君子般的信心，那種自得自滿的信心。因為他沒有神秘思想家的自利主義，只顧自己的超升而不顧別人，對於那些「為自己而不為別人的苦行者」，托爾斯泰屢次表示反感。他把他們與驕傲而愚昧的革命家放在同一類型內，「他們自命要施善於人，可還不知道他們自己需要什麼……」托爾斯泰說：「我以同樣的愛情愛這兩種人，但我亦以同樣的憎恨恨他們的主義。惟一的主義是激發一種有恆的活動，支配一種適應心魂企望的生活，而努力籌思實現他人的幸福。基督的主義便是這樣的，它既無宗教的安息情調，亦無那般革命家般徒唱高調不知真正的幸福為何物的情境。」因為他懷有博愛，因為他此刻再不能忘記他所看到的慘狀，而在他熱烈的心的仁慈中他們的痛苦與墮落似乎是應由他負責的，他們是這個文明的犧牲品，而他便參與著這個犧牲了千萬生靈以造成的優秀階級，享有這個魔鬼階級的特權。接受這種以罪惡換來的福利，無異是共謀犯。在沒有自首之前，他的良心不得安息了。
《我們應當做什麼？》（一八八四——八六）全集卷二十六便是這第二次錯亂病的表白，這次的病比第一次的更為悲劇化，故它的後果亦更重大。在人類的苦海中，實在的，並非一般有閑的人在煩惱中造作出來的苦海中，托爾斯泰個人的宗教苦悶究竟算得什麼呢？要不看見這種慘狀是不可能的。看到之後而不設法以任何代價去消除它亦是不可能的。——可是，啊！消除它是可能的么？
一幅奇妙的肖像，我見了不能不感動的，說出托爾斯泰在這時代所感的痛苦。一八八五年時代的照相，見全集版《我們應當做什麼？》中插圖。他是正面坐著，交叉著手臂，穿著農夫的衣服；他的神氣頗為頹喪。他的頭髮還是黑的，他的鬍髭已經花白。他的長須與鬢毛已經全白了。雙重的皺痕在美麗寬廣的額角上畫成和諧的線條。這巨大的犬鼻，這副直望著你的又坦白又犀利又悲哀的眼睛，多少溫和善良啊！它們看得你那麼透徹。
它們不啻在為你怨嘆，為你可惜。眼眶下劃著深刻的線條的面孔，留著痛苦的痕迹。他曾哭泣過。但他很強，準備戰鬥。
他有他英雄式的邏輯：
「我時常聽到下面這種議論，覺得非常錯異：『是的，在理論上的確不錯；但在實際上又將如何？』彷彿理論只是會話上必需的美麗的辭句，可絕不是要把它適合實際的！
他開始以照相一般準確的手法，把莫斯科的慘狀照他在參觀窮人區域與夜間棲留所里所見的情形描寫下來。這第一部（前面的十五章）完全被俄國檢查委員會刪去。他確信，這不復是如他最初所信的那樣，可以用金錢來拯救這些不幸者的，因為他們多少受著都市的毒害。於是，他勇敢地尋求災禍的由來。一層進一層，漸漸地發現了連鎖似的負責者。最初是富人，與富人們該詛咒的奢侈的享受，使人眩惑，以至墮落。「造成悲慘的主因是財富逐漸積聚在不生產的人手中，集中於大都會裡。富人們群集在都市中以便享樂與自衛。窮人們到城裡來仰他們的鼻息，拾他們的唾餘以苟延生命。奇怪的是這些窮人中竟有許多是工人，並不去做易於掙錢的事情，如經商，壟斷，行乞，舞弊，甚至搶劫。」繼之是普遍的不勞而獲的生活欲。——其次是國家，為強項的人剝削其他部分的人類所造成的殘忍的總體。——教會更從旁助紂為虐。科學與藝術又是共謀犯……這一切罪惡的武器，怎樣能把它們打倒呢？第一要使自己不再成為造成罪惡的共犯。不參加剝削人類的工作。放棄金錢與田產，不為國家服務。「罪惡的主因是產業。產業只是一項享受別人的工作的方法。」——托爾斯泰又言：產業不是屬於我們而是屬於他人的東西。「男人把他的妻，子，奴僕，物，稱為他的產業；但現實證明他的錯誤；他應當放棄，否則惟有自己痛苦而令人受苦。」托爾斯泰已預感到俄國的革命，他說：「三四年來，路人在謾罵我們，斥我們為懶蟲。被壓迫民眾的憤恨與輕蔑天天在增長。」（見《我們應當做什麼？》）但這還不夠，更應當「不說謊」，不懼怕真理。應當「懺悔」，排斥與教育同時種根的驕傲。末了，應當「用自己的手勞作」。「以你額上流著的汗來換取你的麵包」這是第一條最主要的誡條。農民革命者邦達列夫曾願這條律令成為全世界的律令。因此，托爾斯泰是受了他和另一個農人蘇塔耶夫的影響：「我一生，在道德上受了兩個俄國思想家的影響，他們使我的思想更為充實，為我解釋了我自己的宇宙觀：這兩個人是農民蘇塔耶夫與邦達列夫。」（見前書）在本書中，托爾斯泰描寫蘇塔耶夫的相貌，記有與他的談話錄。托爾斯泰為預先答覆特殊階級的嘲笑起見，說肉體的勞作決不會摧殘靈智的力量，反而助它發展，適應本性的正常的需要。健康只會因之更加增進，藝術也因之進步。而且，它更能促進人類的團結。
在他以後的作品中，托爾斯泰又把這些保持精神健康的方法加以補充。他殫精竭慮地籌思如何救治心魂，如何培養元氣，同時又須排除麻醉意識的畸形的享樂和滅絕良知的殘酷的享樂。一八九五年發行的《煙草與酒精》，又名《畸形的享樂》，俄羅斯原文中又注著：《為何人們會麻醉》。《殘忍的享樂》，印行於一八九五年，中分：肉食者，戰爭，行獵。他以身作則。一八八四年，他犧牲了他最根深蒂固的嗜好：行獵。托爾斯泰克制他這件嗜好是費了不少苦心，因為行獵是他最心愛的一種消遣，這且是他的父親遺傳給他的。他不是感傷的人，他亦不見得對於獸類有何憐憫。他的眼睛簡直不大注視這些畜類的——有時是那麼富於表情的——眼晴。除了馬，他具有一切貴族的癖好。實際上，他具有殘忍的本能。他曾講起他一棍打死了狼時，他感有一種特殊的快感。他的後悔的情操，發現得很晚。他實行持齋以鍛煉意志；宛如一個運動家自己定下嚴厲的規條，迫使自己奮鬥與戰勝。
《我們應當做什麼？》這是托爾斯泰離開了宗教默想的相當的平和，而捲入社會漩渦後所取的艱難的途徑的第一程。這時候便開始了這二十載的苦鬥，孤獨的亞斯納亞老人在一切黨派之外，（並指責他們，）與文明的罪惡與謊言對抗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