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他盡量享受這家庭生活，他所用的熱情恰似他在一切事情上所用的一般。「家庭的幸福把我整個地陶融了。」（一八六三年正月五日）「我多麼幸福，幸福！我那樣愛她！（一八六三年二月八日）——見《托爾斯泰——生活與作品》。托爾斯泰伯爵夫人在他的藝術上發生非常可貴的影響，富有文學天才，她曾寫過幾篇短篇小說。她是如她自己所說的，「一個真正的作家夫人」，對於丈夫的作品那麼關心。她和他一同工作，把他口述的筆錄下來，謄清他的草稿。據說她替托爾斯泰把《戰爭與和平》重謄過七次。她努力保衛他，不使他受著他宗教魔鬼的磨難，這可怕的精靈已經不時在唆使他置藝術於死地。她亦努力把他的社會烏托邦關上了門。結婚之後，托爾斯泰立刻停止了他的教育學工作，學校、雜誌全部停了。她溫養著他的創造天才，她且更進一步：她的女性心靈使這天才獲得新的富源。除了《童年時代》與《少年時代》中若干美麗的形象之外，托爾斯泰初期作品中幾乎沒有女人的地位，即或有之，亦只站在次要的後景。在索菲婭·別爾斯的愛情感應之下寫成的《夫婦間的幸福》中，女人顯現了。在以後的作品中，少女與婦人的典型增多了。具有豐富熱烈的生活，甚至超過男子的。我們可以相信，托爾斯泰伯爵夫人，不獨被她的丈夫采作《戰爭與和平》中娜塔莎與《安娜·卡列尼娜》中基蒂的模型，而且由於她的心腹的傾訴，和她特殊的視覺，她亦成為他的可貴的幽密的合作者。他的妹子塔佳娜，聰明的，具有藝術天才，托爾斯泰極讚賞她的思想與音樂天稟；在本書的女性人物中，托爾斯泰亦把她作為模型。托爾斯泰說過：「我把塔尼婭（塔佳娜）和索尼婭（即托爾斯泰伯爵夫人）混合起來便成了娜塔莎。」（據比魯科夫所述）《安娜·卡列尼娜》中有若干篇幅，似乎完全出於一個女子的手筆。例如多莉在鄉間別墅中的布置；多莉與她的孩子們；許多化妝上的精細的描寫；不必說女性心靈的若干秘密，如果沒有一個女子指點，一個天才的男子漢決不能參透。
由於這段婚姻的恩澤，在十年或十五年中，托爾斯泰居然體味到久已沒有的和平與安全。這是托爾斯泰的天才獲得解放的重要標識。他的日記，自一八六五年十一月一日專心寫作《戰爭與和平》的時代起停止了十三年。藝術的自私使良心的獨白緘默了。這個創作的時代亦是生理上極強壯的時代。托爾斯泰發狂一般的愛狩獵。「在行獵時，我遺忘一切。」（一八六四年書信）——某一次乘馬出獵時，他把手臂撞折了（一八六四年九月），即在這次病癒時，他讀出《戰爭與和平》的最初幾頁令夫人為他寫下。——「從昏暈中醒轉，我自己說：我是一個藝術家。是的，只是一個孤獨的藝術家。」（一八六五年正月二十三日致費特書）這時期寫給費特的一切信札，都充滿著創造的歡樂，他說：「迄今為止我所發刊的，我認為只是一種試筆。」（見致費特書）於是，在愛情的蔭庇之下，他能在閑暇中夢想而且實現了他的思想的傑作，威臨著十九世紀全部小說界的巨著：《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一八七三——一八七七）。
《戰爭與和平》是我們的時代的最大的史詩，是近代的《伊利亞特》。整個世界的無數的人物與熱情在其中躍動。在波濤洶湧的人間，矗立著一顆最崇高的靈魂，寧靜地鼓動著並震懾著狂風暴雨。在對著這部作品冥想的時候，我屢次想起荷馬與歌德，雖然精神與時代都不同，這樣我的確發現在他工作的時代托爾斯泰的思想得力於荷馬與歌德。托爾斯泰指出在他二十至三十五歲間對他有影響的作品：「歌德：《赫爾曼和多蘿特》……頗為重大的影響。」「荷馬：《伊利亞特》與《奧德賽》（俄譯本）……頗為重大的影響。」一八六三年，他在《日記》中寫道：「我讀歌德的著作，好幾種思想在我心靈中產生了。」一八六五年春，托爾斯泰重讀歌德，他稱《浮士德》為「思想的詩，任何別的藝術所不能表白的詩。」以後，他為了他的神（ A意即他思想上的理想）把歌德如莎士比亞一般犧牲了。但他對於荷馬的欽仰仍未稍減。一八五七年八月，他以同樣的熱情讀著《伊利亞特》與《聖經》。在他最後著作之一中，在攻擊莎士比亞（一九○三）時，他把荷馬來作為真誠、中庸與真藝術的榜樣。而且，在他規定種種不同的文學品類的一八六五年的記錄中，他把《奧德賽》，《伊利亞特》，《一八○五年》……等都歸入一類。《戰爭與和平》的最初兩部發刊於一八六五——六六年間，那時題名《一八○五年》。他思想的自然的動作，使他從關於個人命運的小說，引入描寫軍隊與民眾，描寫千萬生靈的意志交融著的巨大的人群的小說。他在塞瓦斯托波爾圍城時所得的悲壯的經驗，使他懂得俄羅斯的國魂和它古老的生命。巨大的《戰爭與和平》，在他計畫中，原不過是一組史詩般的大壁畫——自彼得大帝到十二月黨人時代的俄羅斯史跡——中的一幅中心的畫。這部巨著托爾斯泰於一八六三年先從《十二月黨人》開始，他寫了三個片斷（見全集卷六）。但他看到他的作品的基礎不夠穩固；往前追溯過去，他到了拿破崙戰爭的時代，於是他寫了《戰爭與和平》。原著於一八六五年起在《俄羅斯通報》雜誌上發表；第六冊完成於一八六九年秋。那時托爾斯泰又追溯歷史的上流，他想寫一部關於彼得大帝的小說，以後又想寫另一部十八世紀皇后當政時代及其幸臣的作品。他在一八七○至一八七三年間為這部作品工作，搜羅了不少材料，開始了好幾幕寫景；但他的寫實主義的顧慮使他終於放棄了；他意識到他永遠不能把這遙遠的時間以相當真實的手法使其再現。——更後，一八七六年正月，他又想寫一部關於尼古拉一世時代的小說；接著一八七七年他熱烈地繼續他的《十二月黨人》，從當時身經事變的人那裡採集了若干材料，自己又親自去探訪事變發生的所在地。一八七八年他寫信給他的姑母說：「這部作品於我是那麼重要！重要的程度為你所意想不到；和信仰之於你同樣重要。我的意思是要說比你的信仰更重要。」——但當他漸漸深入時，他反冷淡起來：他的思想已不在此了。一八七九年四月十七日他在致費特書中已經說：「十二月黨人？上帝知道他們在哪裡！
為真切地感到這件作品的力量起見，應當注意它潛在的統一性。《戰爭與和平》的第一部法譯本是於一八七八年在聖彼得堡開始的。但第一部的法文版卻於一八八五年在阿謝特書店發刊，一共是三冊。最近又有全部六本的譯文問世。大半的法國讀者不免短視，只看見無數的枝節，為之眼花繚亂。他們在這人生的森林中迷失了。應當使自己超臨一切，目光矚視著了無障蔽的天際和叢林原野的範圍；這樣我們才能窺見作品的荷馬式的精神，永恆的法則的靜寂，命運的氣息的強有力的節奏。統率一切枝節的全體的情操，和統製作品的藝人的天才，如《創世紀》中的上帝威臨著茫無邊際的海洋一般。
最初是一片靜止的海洋。俄羅斯社會在戰爭前夜所享有的和平。首先的一百頁，以極準確的手法與卓越的譏諷口吻，映現出浮華的心魂的虛無幻滅之境。到了第一百頁，這些活死人中最壞的一個，瓦西里親王才發出一聲生人的叫喊：「我們犯罪，我們欺騙，而是為了什麼？我年紀已過五十，我的朋友……死了，一切都完了……死，多麼可怕！」
在這些暗淡的，欺妄的，有閑的，會墮落與犯罪的靈魂中，也顯露著若干具有比較純潔的天性的人：——在真誠的人中，例如天真樸訥的皮埃爾·別祖霍夫，具有獨立不羈的性格與俄羅斯情操的瑪麗亞·德米特里耶芙娜，飽含著青春之氣的羅斯托夫；——在善良與退忍的靈魂中，例如瑪麗亞公主；——還有若干並不善良但很高傲且被這不健全的生活所磨難的人，如安德烈親王。
可是波濤開始翻騰了，第一是「行動」。俄羅斯軍隊在奧國。無可倖免的宿命支配著戰爭，而宿命也更不能比在這發泄著一切獸性的場合中更能主宰一切了。真正的領袖並不設法要指揮調度，而是如庫圖佐夫或巴格拉季昂般，「凡是在實際上只是環境促成的效果，由部下的意志所獲得的成績，或竟是偶然的現象，他們必得要令人相信他們自己的意志是完全和那些力量和諧一致的」。這是聽憑命運擺布的好處！純粹行動的幸福，正則健全的情狀。惶亂的精神重複覓得了它們的均衡。安德烈親王得以呼吸了，開始有了真正的生活……至於在他的本土和這生命的氣息與神聖的風波遠離著的地方，正當兩個最優越的心魂，皮埃爾與瑪麗亞公主受著時流的熏染，沉溺於愛河中時，安德烈在奧斯特利茨受傷了，行動對於他突然失掉了陶醉性，一下子得到了無限清明的啟示。仰身躺著，「他只看見在他的頭上，極高遠的地方，一片無垠的青天，幾片灰色的薄雲無力地飄浮著」。
「何等的寧靜！何等的平和！」他對著自己說，「和我狂亂的賓士相差多遠！這美麗的天我怎麼早就沒有看見？終於窺見了，我何等的幸福！是的，一切是空虛，一切是欺罔，除了它……它之外，什麼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