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俄羅斯向土耳其宣戰。托爾斯泰初時在羅馬尼亞軍隊中服務，以後又轉入克里米亞軍隊，一八五四年十一月七日，他到塞瓦斯托波爾。他胸中燃燒著熱情與愛國心。他勇於盡責，常常處於危險之境，尤其在一八五五年四月至五月間，他三天中輪到一天在第四棱堡的炮台中服務。
成年累月地生活於一種無窮盡的緊張與戰慄中，和死正對著，他的宗教的神秘主義又復活了。他和神交談著。一八五五年四月，他在《日記》中記有一段禱文，感謝神在危險中保護他並請求他繼續予以默佑，「以便達到我尚未認識的，生命的永恆的與光榮的目的……」他的這個生命的目的，並非是藝術，而已是宗教。一八五五年三月五日，他寫道：「我已歸結到一個偉大的思想，在實現這思想上，我感到可以把我整個的生涯奉獻給它。這思想，是創立一種新宗教，基督的宗教，但其教義與神秘意味是經過澄清的……用極明白的意識來行動，以便把宗教來結合人類。」《日記》。
這將是他暮年時的問題。
可是，為了要忘掉眼前的情景起見，他重新開始寫作。在槍林彈雨之下，他怎麼能有必不可少的精神上的自由來寫他的回憶錄的第三部《青年時代》？那部書是極混沌的：它的紊亂，及其抽象分析的枯索，如司湯達式的層層推進的解剖，大抵是本書誕生時的環境造成的。在同時代完成的《伐木》一著中，亦有此等方式。例如：「愛有三種：一、美學的愛；二、忠誠的愛；三、活躍的愛；等等。」（《青年時代》）——或如：「兵有三種：一、服從的；二、橫暴的；三、偽善的；——他們更可分為：Ａ．冷靜的服從者；．逢迎的服從者；．酗酒的服ＢＣ從者；等等。」見《伐木》。但一個青年的頭腦中所展演的模糊的幻夢與思想，他竟有鎮靜深刻的探索，亦未始不令人驚嘆。作品顯得對於自己非常坦率。而在春日的城市寫景，懺悔的故事，為了已經遺忘的罪惡而奔往修道院去的敘述中，又有多少清新的詩意！一種熱烈的泛神論調，使他書中若干部分含有一種抒情的美，其語調令人回想起《高加索紀事》。例如這幅夏夜的寫景：「新月發出它沈靜的光芒。池塘在閃耀。老樺樹的茂密的枝葉，一面在月光下顯出銀白色，另一面，它的黑影掩蔽著棘叢與大路。鵪鶉在塘後鳴噪。兩棵老樹互相輕觸的聲息，不可聞辨。蚊蠅嗡嗡，一隻蘋果墮在枯萎的落葉上，青蛙一直跳上階石，綠色的背在月下發光……月漸漸上升懸在天空，普照宇宙；池塘的光彩顯得更明亮，陰影變得更黝黑，光亦愈透明……而我，微賤的蟲蛆，已經沾染著一切人間的熱情，但因了愛情的巨力，這時候，自然，月，和我，似乎完全融成一片。」《青年時代》第三十二章。（全集卷二）但當前的現實，在他心中較之過去的夢景更有力量；它迫使他注意。《青年時代》因此沒有完成；而這位伯爵列夫·托爾斯泰中隊副大尉，在棱堡的障蔽下，在隆隆的炮聲中，在他的同伴間，觀察著生人與垂死者，在他的不可磨滅的《塞瓦斯托波爾紀事》中寫出他們的和他自己的凄愴。
這三部紀事——《一八五四年十二月之塞瓦斯托波爾》，《一八五五年五月之塞瓦斯托波爾》，《一八五五年八月之塞瓦斯托波爾》，——往常是被人籠統地加以同一的來批判的。但它們實在是十分歧異的。尤其是第二部，在情操上，在藝術上，與其他二部不同。第一、第三兩部被愛國主義統治著；第二部則含有確切不移的真理。
據說俄後讀了第一部紀事寄給《現代人》雜誌，立刻被發表了之後，不禁為之下淚，以至俄皇在驚訝嘆賞之中下令把原著譯成法文，並令把作者移調，離開危險區域。這是我們很能了解的。在此只有鼓吹愛國與戰爭的成分。托爾斯泰入伍不久；他的熱情沒有動搖；他沉溺在英雄主義中。他在衛護塞瓦斯托波爾的人中還未看出野心與自負心，還未窺見任何卑鄙的情操。對於他，這是崇高的史詩，其中的英雄「堪與希臘的媲美」。此外，在這些紀事中，毫無經過想像方面的努力的痕迹，毫無客觀表現的試練；作者只是在城中閑步；他以清明的目光觀看，但他講述的方式，卻太拘謹：「你看……你進入……你注意……」這是巨帙的新聞記錄加入對於自然的美麗的印象作為穿插。
第二幕情景是全然不同的：《一八五五年五月之塞瓦斯托波爾》。篇首，我們即讀到：「千萬的人類自尊心在這裡互相衝撞，或在死亡中寂滅"後面又說：「……因為人是那麼多，故虛榮亦是那麼多……虛榮，虛榮，到處是虛榮，即是在墓門前面！這是我們這世紀的特殊箔…為何荷馬與莎士比亞時之輩談著愛、光榮與痛苦，而我們這世紀的文學只是虛榮者和趨崇時尚之徒的無窮盡的故事呢？」
紀事不復是作者的簡單的敘述，而是直接使人類與情慾角逐，暴露英雄主義的背面。托爾斯泰犀利的目光在他同伴們的心底探索；在他們心中如在他自己心中一樣，他看到驕傲，恐懼，死在臨頭尚在不斷地演變的世間的喜劇。尤其是恐懼被他確切認明了，被他揭除了面幕，赤裸裸地發露了。這無窮的危懼，這畏死的情操，被他毫無顧忌、毫無憐惜地剖解了，他的真誠竟至可怕的地步。許多年以後，托爾斯泰重複提及這時代的恐懼。他和他的朋友捷涅羅莫述及他有一夜睡在壕溝掘成的卧室中恐怖到極點的情景。在塞瓦斯托波爾，托爾斯泰的一切的感傷情調盡行喪失了，他輕蔑地指為「這種浮泛的，女性的，只知流淚的同情」。他的分析天才，在他少年時期已經覺醒，有時竟含有病態，稍後，德魯日寧友誼地叮囑他當心這危險：「你傾向於一種極度縝密的分析精神；它可以變成一個大缺點。有時，你竟會說出：某人的足踝指出他有往印度旅行的欲願……你應當抑制這傾向，但不要無緣無故地把它完全阻塞了。」（一八五六年書）但這項天才，從沒有比描寫普拉斯胡辛之死達到更尖銳，更富幻想的強烈程度。當炸彈墮下而尚未爆烈的一秒鐘內，不幸者的靈魂內所經過的情景，有整整兩頁的描寫，——另外一頁是描寫當炸彈爆烈之後，「都受著轟擊馬上死了」，這一剎那間的胸中的思念。全集卷四，第八二——八五頁。
仿如演劇時休息期間的樂隊一般，戰場的景色中展開了鮮明的大自然，陰雲遠去，豁然開朗，而在成千成萬的人呻吟轉側的莊嚴的沙場上，發出白日的交響曲，於是基督徒托爾斯泰，忘記了他第一部敘述中的愛國情調，詛咒那違叛神道的戰爭：「而這些人，這些基督徒，——在世上宣揚偉大的愛與犧牲的律令的人，看到了他們所做的事，在賜予每個人的心魂以畏死的本能與愛善愛美的情操的神前，竟不跪下懺悔！他們竟不流著歡樂與幸福的眼淚而互相擁抱，如同胞一般！」
在結束這一短篇時，——其中的慘痛的語調，為他任何別的作品所尚未表現過的，——托爾斯泰懷疑起來。也許他不應該說話的？
「一種可怕的懷疑把我壓抑著。也許不應當說這一切。我所說的，或即是惡毒的真理之一，無意識地潛伏在每個人的心魂中，而不應當明言以致它成為有害，如不當攪動酒糟以免弄壞了酒一樣。那裡是應當避免去表白的罪惡？哪裡是應當模仿的、美的表白？誰是惡人誰是英雄？一切都是善的，一切亦都是惡的……」但他高傲地鎮定了：「我這短篇小說中的英雄，為我全個心魂所愛的，為我努力表現他全部的美的，他不論在過去，現在或將來，永遠是美的，這即是真理本身。」
讀了這幾頁，這幾頁是被檢查處禁止刊載的。《現代人》雜誌的主編涅克拉索夫寫信給托爾斯泰說：「這正是今日俄國社會所需要的：真理，真理自果戈理死後俄國文學上所留存極少的……你在我們的藝術中所提出的真理對於我們完全是新的東西。我只怕一件：我怕時間，人生的懦怯，環繞我們的一切昏瞶痴聾會把你收拾了，如收拾我們中大半的人一樣，——換言之，我怕它們會消滅你的精力。」一八五五年九月二日書。
可是不用怕這些。時間會消磨常人的精力，對於托爾斯泰，卻更加增他的精力。但即在那時，嚴重的困難，塞瓦斯托波爾的失陷，使他在痛苦的虔敬的情操中悔恨他的過於嚴正的坦白。他在第三部敘述——《一八五五年八月之塞瓦斯托波爾》——中，講著兩個以賭博而爭吵的軍官時，他突然中止了敘述，說：「但在這幅景象之前趕快把幕放下罷。明日，也許今天，這些人們將快樂地去就義。在每個人的靈魂中，潛伏著高貴的火焰，有一天會使他成為一個英雄。」
這種顧慮固然沒有絲毫減弱故事的寫實色彩，但人物的選擇已可相當地表現作者的同情了。馬拉科夫的英雄的事迹和它的悲壯的失陷，便象徵在兩個動人的高傲的人物中：這是弟兄倆，哥哥名叫科澤爾特佐夫大佐，和托爾斯泰頗有相似之處，「他的自尊心和他的生命融和在一起了；他看不見還有別的路可以選擇：不是富有自尊心便是把自己毀滅……他愛在他舉以和自己相比的人中成為具有自尊心的人物。」另外一個是沃洛佳旗手，膽怯的、熱情的、狂亂的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