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6日，胡適從上海乘克里夫蘭總統號輪逃離祖國。21日抵美國舊金山，27日到達紐約，便住進東城81街104號他原來租住過的公寓里，開始了他在紐約的流亡寓公生活。
紐約，這個世界最大的都會，對胡適來說，是那麼熟悉，然而又那麼陌生。紐約，已不再像胡適留學時代那樣富於魅力，令人神往；也不再有他任大使前後那種戰爭年代的特彆氣氛，令人振奮。現在的紐約，只是冒險家的樂園，百萬億萬富翁的天地。胡適逃亡出來，既不挾巨資，只帶著一點有限的存款；又無冒險的本事，只是一個年老多病，手難縛雞的書生。在那絕情寡義的資本主義社會裡，謀生乏術，一時找不到職業，他能不著急嗎?而隨著國民黨政府垮台，逃亡美國的黨國要人和敗陣將軍，在紐約街頭隨處可見，那一個個沮喪潦倒的模樣，更使胡適絕望煩惱。在華盛頓，那些國民黨的美國朋友們，也一個個充滿失敗心理，對蔣介石政府怨恨不休。胡適感到無臉面見人，於是取消一切約會，關起門來繼續考他的《水經注》。
第二年，夫人江冬秀也到了紐約，胡適的幽居生活才算有了一點慰藉。他們租賃的公寓，雖然已經破舊，畢竟也能蔽風雨。雇不起「下女」，便一切自理。夫人打掃廚房，胡適整理內務；夫人燒飯做菜，胡適便洗碗放筷子，飯後又把剩飯菜和器皿搬回廚房，隨手帶來抹布，拭幾擦桌。生活是相當清苦的。然而在國內鼎鼎大名的胡適，平常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在紐約竟也學會了種種家務勞動，他的老來勤快，也正是「老來窮」所逼出來的啊!
在米珠薪桂的紐約市，沒有固定收入，坐吃山也空，他一點有限的存款，怎夠填那流亡寓公生活的無底深淵!胡適雖是「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面對晚年凄清困窘的現實，也難免悲從中來，以致多次對他那時結交的少年朋友唐德剛說：「年輕時要注意多留點積蓄!」①這發自內心的誠摯話語，既是對晚輩的關心和勸勉，更流露出對自己凄涼晚景的深沉嘆息。
紐約的寓公生活，不僅清苦，連日常的安全保障也沒有。唐德剛寫道：
他們所住的是大使級的住宅區，但是他那所破爛的公寓，卻沒有大使級的防盜設備。在這盜匪如毛的紐約市，二老幽居，真是插標賣首!
一次胡先生外出，胡太太一人正在廚房燒飯。一個彪形大漢的竊賊，忽然自防火樓梯，破窗而入。幸好胡太太沒有學會一般美國女人臨危時的尖叫，她老人家只是下意識地走向公寓大門，把門打開，反身對那悍賊，大叫一聲「GO!」真是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那位大黑賊，看了胡老太太一眼，真的從門口「GO」了。她老太太把門關好，又徑地回廚房燒菜去了。②
幸好江冬秀女士頗具男子氣概，膽大而有魄力，喝退了黑賊，否則後果就難以設想了。
1950年5月，胡適終於在普林斯登大學謀得葛斯德東方圖書館管理員的職務，9月到職，合約兩年。
普林斯登大學在紐約附近的新澤西州小城，為美國東部常春藤盟校之一，頗有聲望。校中圖書館建築精美，藏書豐富；葛斯德東方圖書館，是其獨立的一個分館。它由創始人葛斯德所收藏的中國圖書為基礎，逐步發展成以中文圖書為主的東方圖書館，包括漢文、滿文、蒙文、藏文，以及日本、朝鮮、印度和泰國的出版物，總計約有近30萬冊。其中最大量收藏的是中國醫藥學書籍及成套叢書。③但這個圖書館剛剛成立的時候，普大當局對葛氏這一大批古色古香的中國線裝書，究竟有何價值，完全不了解。他們知道胡適是中國的大學者，又正流寓紐約賦閑，便聘請他來校主持清理並經管這批圖書。胡適當時無事可做，讀書人也大約只能與書打交道，竟屈就了這個小小圖書管理員的職務。④
葛斯德東方圖書館，那時在美國不僅一般人不知道，連美國的漢學界、華人學者也很少有人知道。館裡的工作人員也總共只有兩個，除胡適外，另有一名助手童世綱。胡適上任之後，便嘔心清點整理。1952年2月，他為普大籌劃舉辦了一個以「十一世紀的中國印刷術」為題的特別書展。胡適親自撰寫了幾篇介紹文章和書展目錄。展覽歷時兩個月，頗為轟動。葛斯德東方圖書館被埋沒多年無人知曉的藏書，便不脛而走，引起了美國漢學界及海內外華人學者的重視。
這個書展結束後不久，兩年合約期滿，胡適便推薦童世綱擔任該館職務，他自己應台灣大學等校的邀請，於年底飛返台灣講學去了。
在紐約的寓公生活，除了考《水經注》，管圖書之外，胡適其實還負有特別使命。在離開大陸之前，1949年1月8日晚，胡適去蔣介石官邸晚餐，即將「引退」的蔣介石勸胡適去美國，說：「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負什麼使命。例如爭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⑤話雖如此說，事實上蔣對胡適這位「美國通」是抱有希望的。胡適離開祖國後不久，蔣介石於5月28日寫有一封密信給胡適，明確交待了此行的任務。信中說：
此時所缺乏而急需於美者，不在物質，而在其精神與道義之聲援。故現時對美外交之重點，應特別注意於其不承認中共政權為第一要務。至於實際援助，則尚在其次也。對於進行方法，行政與立法兩途，不妨同時並進，但仍以行政為正途，且應以此為主務。望先生協助少川(按：顧維鈞字)大使，多加功夫為盼。⑥
胡適也頗為盡忠。他曾幾次去華盛頓會見美國政界人士，但「許多同情於中國的朋友，如Hornbeck,如Bullitt,如Pros.Gee H.Blakeslee,都覺得『一籌莫展』!第二次去時，見著Wedemeyer，他也是『有心無力』」。⑦事後胡適回憶說：「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於許多老朋友的失敗心理，使我感到難於說話。」所以他通知中國駐美使館，「取消一切約會，不接見任何政府和國會的領袖。因為大家成見太深，使我處處碰壁；也因為局勢太大，不是私人間的談話所能轉移的」。
⑧由此可見，胡適的使命完成得並不怎麼好。剛好這年8月，美國國務院發表《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更使胡適失望和喪氣，有五個月不曾去華盛頓。直到12月8日，胡適才找到一個機會，又赴華盛頓，在「東西協會華盛頓分會」上，演講《中國歷史上爭取自由的奮鬥》，鼓吹「西方國家不應貿然承認中共，共產主義同政治自由絕不能相容」。⑨雖然沒有什麼影響，畢竟是在為逃踞台灣小島上的蔣介石政府說話了。但胡適在紐約的寓公生活「精神上十分苦悶」，讀了「White Book」(白皮書)之後，更不願久居美國，想回去做點事。⑩
在胡適流居紐約，思想苦悶的日子裡，大陸的朋友們並沒有忘記他。這年4月29日，胡適的老朋友、北平輔仁大學校長陳垣教授，寫了一封公開信給胡適，信中介紹解放後北京各學校和學術界的良好情況，「很誠摯的」勸告胡適「正視現實」
，「幡然覺悟」，「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來」，批判「過去所有的學識，拿來為廣大的人民服務」。這封信最先刊登在5月11日《人民日報》上，應該說反映了中共對胡適及其他在海外知識分子的統戰意向；不久，又轉載於香港報紙，6月間便有英文譯本傳到各地。胡適得讀以後，發了「考據癖」，考來考去，陳垣「從來不寫白話文」，信中有關書信日期又有錯誤，故斷言此信百分之一百是別人借用陳垣的名義假造的。於是1950年1月9日，胡適作《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
跋所謂〈陳垣給胡適的一封公開信〉》，發表在台北的《自由中國》上，文中說，「可憐我的老朋友陳垣先生，現在已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了」。胡適的小兒子思杜，追求進步，不願跟他父親逃跑，留在北平。解放後，他進了華北人民革命大學，精神面貌更不同了。1950年9月，思杜發表文章，批判他父親，聲明與胡適脫離父子關係。胡適說，知子莫若父，硬說那篇文章一定是別人逼迫思杜寫的。後來，連他內弟江澤函的信，他也疑心是「他受人逼迫，抄了別人擬好的信稿，寄出來向我作宣傳的。」顯然，大陸朋友的規勸並沒能改變胡適的政治態度。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胡適聽到消息，頗為高興，他認為「美國領導出兵制裁共產黨對韓侵略」是一件大好事，是「東亞的命運的轉機」，也是整個「自由世界」和「自由中國」難得的一個「轉機」；並希這場戰爭能夠「逼迫自由世界走上援助自由中國恢複中國大陸，拯救中國四萬五千萬人民的一條大路上去」。
這也正是當年蔣介石政府許多人士的幻想。
這年七八月間，胡適花了40天工夫，寫了一篇英文文章，題為「a in Stalin』s Grand Strategy」(《史達林策略下的中國》)，登載在美國的《外交季刊》(Fn Affairs)10月號上。文章三萬餘字，主要針對美國國務院的白皮書，「要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