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2月，宋慶齡、蔡元培、魯迅、楊銓等人，在上海發起成立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這是一個以反對國民黨的法西斯統治，積極援助政治犯，爭取集會、結社、言論自由為宗旨的進步團體。第二年元月，北平也成立分會，胡適被推為北平分會執行委員會主席。
消息在報紙上披露後，北方的進步青年學生及各界人士，特別是那些以政治犯罪名而陷於縲紲之中的青年，對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和胡適個人，都寄予很大期望。他們推想，胡適一向崇尚人權，主張民主憲政，由他來主持北平分會，必能為保障民權大展身手。因此，祝賀、建議及申訴、求援的信件，紛紛寄到米糧庫四號胡宅。而國民黨北平市黨部，則把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視為非法組織，不時加以壓迫。
胡適確也忙乎了一陣子。他們與上海的總會相配合，在北平也採取行動，抗議顧祝同槍殺劉煜生事件；1月31日，胡適又徵得張學良的允許，與楊銓、成平一起，視察了北平陸軍反省院及另外兩所監獄，了解在押政治犯的情況。北平分會與上海總會之間，函電往來頻繁，配合也頗為默契。
但沒過多久，胡適便與同盟總會鬧起矛盾來了。原來，史沫特萊(A．Smedley)女士曾收到一份《北平軍委會反省院政治犯Appeal(控訴書)》，其中詳細揭露反省院里種種酷刑和非人道情況。她便提交民權保障同盟總會臨時執行委員開會傳觀。會上決定分送中西各報刊登，並寫有英文和中文緣起，由宋慶齡簽署，其中提出：
立即無條件的釋放一切政治犯。
英文的《大陸報》和《燕京新聞》便分別於2月2日及5日發表出來；而中文稿則因有新聞檢查，未能登出。①胡適於2月4日收到史沫特萊航寄的英文本，看了就很不滿意。因為他和楊杏佛、成平一起去那反省院親自察看過，根據視察實情，他斷定這個「控訴書」是捏造的。當即給總會的蔡元培、林語堂寫信，說：
反省院是我們(杏佛、成平、我)三人前幾天親去調查的。有須［許］多犯人和我們很詳切的談話；杏佛當能詳告你們諸位。他們訴說院中苦痛，最大者為腳上帶鎖，與飯食營養不足二事。但［無］一人說及有何種私刑吊打，如孫夫人所得Appeal中所說的。談話時，有一人名劉質文，是曾做蘇聯通訊社翻譯的，他與我英文談話甚久，倘有此種酷刑，他盡可用英語向我訴說。
胡適是注意事實的，他覺得這種匿名文件「豈可不經考查，遽然公佈於世?」他認為應調查文件來源，不可輕信；「若隨便信任匿名文件，不經執行委員會慎重考慮決定，遽由一二人私意發表，是總社(會)自毀其信任」。因此他希望「與孫夫人慎重一談」，「如有應由總社(會)更正或救正之處，望勿憚煩，自行糾正，以維總社(會)信任」。應該說，胡適這些意見還是相當慎重的。②第二天清晨，胡適看到《燕京新聞》上已經正式發表了這個控訴書。恰好這一天，張學良叫他的秘書打電話給胡適，質問材料的來源。他便再次給蔡、林二位寫信，情辭更為激切。信中直接批評「孫夫人不加考察，遽信為真，遍登各外國報紙，並用『全國執行委員會』名義發表，這是大錯」。他要求「徹查」全國執行委員會「是否曾經開會議決此項文件的翻譯與刊布」；甚至說：「如果一二私人可以擅用本會最高機關的名義，發表不負責任的匿名稿件，那末，我們北平的幾個朋友，是決定不能參加這種團體的。」③事實上，史沫特萊女士曾將此件交執委會傳觀，因大家相信女士之人格，並未查其來源，便同意發布了，卻並非一二人擅用總會名義發表的。
蔡元培、林語堂接讀了胡適的兩封信，楊銓也讀了，都覺得事情極為嚴重。這三位都是胡適的老朋友，也都認為「非開會徹查不可」；但又希望「內部設法整頓」，不要鬧崩才好。楊銓接連給胡適寫了兩封信，即反覆勸胡適「勿灰心」，注意內部「團結」，他說：
此事於監獄調查當然添不少阻力，然只可設法補救及以後加意審慎，望兄千萬勿消極，在京、平市黨部開始壓迫本會之時，內部自當精誠團結也。④
然而，胡適擔心張學良誤會，急於澄清那控訴書材料的真偽問題，故不等蔡元培、林語堂的複信，不等總會的答覆，也不想聽聽上海方面楊銓諸朋友的勸告，便致函《燕京新聞》及其他幾家報紙，指出總會所發表的那份政治犯控訴書；顯然是「偽造的」，並用他視察反省院的經過，證明那些駭人聽聞的酷刑是毫無根據的；同時，他也說明，「寫這封信，並沒有意思認為此地監獄的情況是滿意的。
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將盡一切努力來改善那些情況。然而我不願意依據假話來進行改善。我憎恨殘暴，但我也憎恨虛妄。」⑤分歧十分明顯。但是，胡適最不滿意的還是總會宣言中所提「無條件釋放一切政治犯」的主張。不久，他又在《獨立評論》上發表《民權的保障》一文，依據「法律」，反對總會「釋放政治犯」的主張。他說：
今日參加這個民權保障運動的人的言論，……犯了一個大毛病，就是把民權保障的問題完全看作政治的問題，而不肯看作法律的問題。這是錯的。……前日報載同盟的總會宣言有要求「立即無條件的釋放一切政治犯」的話，這正是一個好例子。這不是保障民權，這是對一個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權。一個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動。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權，豈不是與虎謀皮?謀虎皮的人，應該準備被虎咬，這是作政治運動的人自身應負的責任。⑥
這就從法律的角度，把他和總會的矛盾尖銳化了。總會要求釋放政治犯，保障民權與人權；而胡適要維護國民黨政府的法律，政治犯與虎謀皮搞革命，便應該「被虎咬」，不能釋放。這就明顯地是要求保障民權或人權，服從於維護政府的鎮壓之權。因此張學良的秘書便致書胡適，表彰他「篤念時艱，抒發偉議，審微見遠」，以至於「良殷心傾」，欽佩之極了。⑦
接著，胡適又以北平分會主席的身份，向《字林西報》記者發表談話，繼續指責「民權保障同盟不應當提出不加區別地釋放一切政治犯，免予法律制裁的要求」
；宣稱政府「有權去對付那些威脅它本身生存的行為」。⑧這就為蔣介石政府已奉行多年的武力鎮壓披上了一件「法律制裁」的外衣，顯得冠冕堂皇多了。
胡適如此對外公開反對會章，攻擊會務，中央執委會特開會討論，致電胡適，詢問對《字林西報》談話的真相，要求他複電解釋。他的老朋友楊銓也致信相勸，「甚望有以解釋，勿使此會因內部異議而瓦解也」。⑨但胡適既要從法律上維護政府之鎮壓權，已走上與民權保障同盟根本對立的道路，便不再聽朋友勸告，也不回覆總會的質詢。2月28日，宋慶齡和蔡元培代表總會，再致電胡適，說：
釋放政治犯，會章萬難變更。會員在報章攻擊同盟，尤背組織常規，請公開更正，否則惟有自由出會，以全會章。⑩
胡適仍無答覆，於是，1933年3月3日，民權保障同盟開中央執委會，蔡元培主席，議決開除胡適的會籍。從此，胡適便與民權保障同盟決裂，也不好意思再高唱什麼「人權」、「民權」了。後來宋慶齡曾作過分析，說胡適原來也是同意了同盟的基本原則才加入的，「但當國民黨與張學良公開反對本同盟時，他害怕起來了，並且開始為他的怯懦尋找借口和辯解」。攻擊同盟，反對會章，正是他討好蔣介石、張學良的具體表現。
對於胡適與民權保障同盟鬧的這場風波，國民黨政府自然十分滿意。這以後，就有了由行政院長汪精衛出面請胡適出山當教育部長的事。雖然胡氏懇辭，沒有去當官，關係卻從此異常地親熱起來，真正成了國民黨政府的「諍友」、「諍臣」
了。
①參看蔡元培林語堂1933年2月13日致胡適信，載《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中冊，第187～188頁。
②見上書，第179頁。
③同上書，第181頁。（三版注）
④見上書，第188頁。
⑤同注①，第182～183頁。（三版注）
⑥《民權的保障》，載《獨立評論》第38號，1933年2月19日出版。
⑦同注①第186～187頁。
⑧胡適對上海《字林西報》(North a Dairy News)記者的談話，載1933年2月22日該報；中譯文附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第189～190頁。
⑨同注①，第192頁。
⑩同注①，第193頁。
宋慶齡：《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任務》，見《為新中國奮鬥》，人民出版社195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