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周報第22期，登載了胡適寫的《國際的中國》一文。①他自己說：「我們並不想替外國的『資本帝國主義者』作辯護」，只是實在看不過中國共產黨的「瞎說的國際形勢論」，才來唱一出對台戲的。
原來，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的宣言，分析了自1840年國際帝國主義入侵中國以後，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指出「中國已是事實上變成他們共同的殖民地了」；並且以最近的直奉戰爭為例，具體分析帝國主義列強操縱下的中國軍閥戰爭，得出結論說：
列強的壓迫不去，軍閥的勢力不除，中國是萬難實現統一的，而且內亂還會不止呢!……真正的統一民族主義國家和國內的和平，非打倒軍閥和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是永遠建設不成功。②
因此，宣言提出了「打倒帝國主義」和「打倒軍閥」的戰鬥口號。其中的分析，個別地方自然也難免失誤，有些具體論斷也難免幼稚；但總的來說，卻是符合中國國情的。而且這些見解，簡直已經成了中國近代史的常識了。
胡適卻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中國的統一問題，以至一切問題的解決，必須從國家內部做起，寄希望於國人的反省和自覺，不贊成只是怨天尤人，把一切罪過都「推到洋鬼子身上」。他也贊成「反抗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認為應該包括在民主主義的革命之內，「民主主義的革命成功之後，政治上了軌道，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所以「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國侵略主義的先決問題」。因此，他不顧一般常識，譏笑中共宣言的議論是「很幼稚的，很奇怪的」，「很像鄉下人談海外奇聞，幾乎全無事實的根據」，因而詆之為「瞎說的國際形勢論」。胡適雖然也承認十年以前，「列強對中國自然是想走第一條路的(按：即征服統治中國)，所以有勢力範圍的劃分，瓜分地圖的擬議」。但十年以後呢?在胡適的眼裡，帝國主義似乎變得很美妙了。
我們要知道：外國投資者的希望中國和平與統一，實在不下於中國人民的希望和平與統一。……況且投資者的心理，大多是希望投資所在之國享有安寧與統一的。……老實說，現在中國已沒有很大的國際侵略的危險了。……所以我們現在盡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國際侵略的噩夢。最要緊的是同心協力的把自己的國家弄上政治的軌道上去。
這些話，在胡適的文章里都是加了著重號，密密麻麻畫了圈的，可見是十分緊要。但他大約自己也覺得太露骨了一點，為了避嫌，竟又特別聲明：他「並不想替外國的資本帝國主義者作辯護」。
中共的「二大」閉會不久，它的第一個機關刊物——《嚮導》周報便在上海創刊了。③創刊號上發表了一篇《本報宣言》，其中進一步揭露國際帝國主義侵華的種種罪惡事實，列舉有七個方面：
一、北京東交民巷公使團簡直是中國之太上政府；
二、中央政府之大部分財政權不操諸財政總長之手，而操諸客卿總稅務司之手；
三、領事裁判權及駐屯軍橫行於首都及各大通商口岸；
四、外幣流通於全國；
五、海關郵政及大部分鐵路管理權，都操諸外人之手；
六、銀行團及各種企業家，一齊勾串國內的賣國黨，盡量吸收中國的經濟生命，如鐵路礦山和最廉價的工業原料等；
七、利用欺騙中國人的協定關稅制度，鉗制中國的製造業不能與廉價的外貨競爭，使外貨獨佔中國市場，使中國手工業日漸毀滅，使中國永為消費國家，使他們的企業家盡量吸收中國的現金和原料，以滿足他們無窮的掠奪欲。
這七項都是眾目共睹的具體事實，胡適自然也不便否認；但他卻說這些「都是和國內政治問題有密切關係的」，怪不得帝國主義，只怪中國自己的政治不上軌道。他甚至逐項辯護，把帝國主義侵華的這許多罪行，都說成是好東西。他說：
政治紛亂的時候，全國陷入無政府的時候，或者政權在武人奸人的手裡的時候，人民只覺得租界與東交民巷是福地，外幣是金不換的貨幣，總稅務司是神人，海關郵政權在外人手裡是中國的幸事!至於關稅制度，國內無數的商人小百姓困壓在那萬惡的厘金制度之下，眼看一隻江西瓷碗運到北京時成本不能不十倍二十倍於遠從歐洲日本來的瓷碗；他們埋怨的對象自然不是什麼國際帝國主義而是那些卡員扦子手了。
這簡直是把侵略寫成了友誼，把強盜打扮成了救星!最後，胡適竟還勸導別人，「不必在這個時候牽涉到什麼國際帝國主義的問題」!看了這些，人們怎麼能相信，他不是在為帝國主義辯護呢?
胡適叫別人不牽涉帝國主義問題，可是帝國主義卻總要來「牽涉」中國人。1925年英日帝國主義者在上海槍殺中國民眾，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廣州、南京、漢口、青島各地，也發生帝國主義者屠殺中國人民的暴行。血腥的屠殺，激起了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大風暴。連胡適的一些朋友，也義憤不止，朱經農說：
滬事極可恨，英人日來隨意槍殺人，慘無人道，在若輩眼中華人生命不值一錢也。可恨之至。④
在全國沸騰的反帝怒潮推動下，胡適也覺得刺激太強烈，按捺不住對國家的責任心，因而與羅文干聯名上書北洋政府，提出懲凶、賠償、道歉、廢除會審公廨及「修改80年來一切條約」等交涉條件，以消除「將來之隱患」，「根本免除將來之衝突」，表現了他反對外國侵略，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積極要求。⑤但是，胡適只寄希望于軍閥政府與帝國主義的交涉和談判，卻不怎麼支持群眾的愛國反帝運動，特別不贊成學生罷課去參加鬥爭。他為此專門寫了一篇《愛國運動與求學》的文章，其中說：
國家的紛擾，外間的刺激，只應該增加你求學的熱心與興趣，而不應該引誘你跟著大家去吶喊。吶喊救不了國家。即使吶喊也算是救國運動的一部分，你也不可忘記你的事業有比吶喊重要十倍百倍的。你的事業是要把你自己造成一個有眼光有能力的人才。⑥
這年9月，胡適到武昌大學講演，又公然要學生「閉門讀書，不管閑事」；甚至還有為英帝國主義者屠殺國人的暴行辯護之嫌。當即遭到武昌大學師生的質問，被斥為「外國的帝國主義宣傳者」，⑦雖然言詞苛酷，卻也是事出有因，怎好責怪別人呢?
①《國際的中國》，作於1922年9月27、28日，載《努力》周報第22期；後收入《胡適文存二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29年3月6版，卷三，第128a～128i。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53年重排本，由胡適自己作了刪改，《國際的中國》全文被刪去。
②《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共三部分：一、國際帝國主義宰割下的中國；二、中國政治經濟現狀與受壓迫的勞苦群眾；三、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及目前的奮鬥。
③《嚮導》周報，1922年9月13日創刊於上海，後遷武漢，1927年7月18日停刊，共出201期。
④朱經農1925年6月12日致胡適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版，上冊，第334頁。
⑤參看胡適羅文干聯名於1925年6月21日致北洋政府外交總長沈瑞麟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335～336頁。
⑥《愛國運動與求學》，原載《現代評論》第2卷第39期，1925年9月5日出版；
後收入《胡適文存三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31年6月3版，卷九，第1151頁。
⑦參看李翊東1925年9月29日致胡適的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345～3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