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中，中國的新知識分子如饑似渴地向西方尋求真理，搬取新的思想武器。各種新思想像潮水般湧進中國。俄國十月革命以後，馬克思主義也在先進的知識分子中間開始傳播。「五四」、「六三」以後，工人罷工，商界罷市，鬥爭日趨深入，馬克思主義開始與工人運動相結合。而以《新青年》團體為中心形成的新文化統一戰線，也開始發生分化。1919年7月，胡適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引起關於「問題與主義」的論爭，①這便是統一戰線開始分化的一個標誌，也是胡適「和馬克思主義者衝突的第一個回合」。②
胡適本來是一個注意政治的人。在康奈爾大學時，他不僅有三分之一的學時選修政治、經濟課程，對美國的政治活動和政治制度很感興趣，而且非常關注國內和國際政治，曾為中國的民主共和政治作辯護。但1917年回國時，他已被「逼上梁山」，走向了文學革命的道路。所以，他「打定20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③1918年底，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創辦《每周評論》，是一個談政治的刊物，胡適也是創議人之一，但他只寫過一點小說文藝之類的文字，不曾談多少政治。第二年6月，因陳獨秀被捕，胡適接編《每周評論》，於是他才有了不能不談政治的感覺。為什麼呢?他自述說：
那時正是安福部極盛的時代，上海的分贓和會還不曾散夥。然而國內的「新」分子閉口不談具體的政治問題，卻高談什麼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我看不過了，忍不住了，——因為我是一個實驗主義的信徒，——於是發憤要想談政治。④
因而就有那篇《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文章問世。這只是胡適的「政論的導言」。其中說了三點：
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
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
胡適的文章引起了李大釗、藍公武等人的批評。當時，北京各學校正放暑假，李大釗離京到了昌黎五峰山。讀到胡適的這篇文章，便立即揮筆，寫了《再論問題與主義》的公開信，反駁胡適的觀點。李大釗公開聲明自己是「喜歡談談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並且指出，問題與主義有不能分離的關係，中國的社會問題，必先有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接著，胡適又寫了《三論問題與主義》和《四論問題與主義》，反駁李大釗等人的主張，並就「輸入學理的方法」進行了較深入的探討。但是，8月30日，《每周評論》第37號正在印刷的時候，北洋軍閥政府的秘密警察突然光顧，查封了報紙，沒收了財物，登在這一期上的《四論》也胎死腹中，只有少量報紙流傳出來。於是「問題與主義」的論爭也便中止了。
當年這場「問題與主義」的論爭，思想信仰各有不同，其實主要還是一種思想學術的研究和探討，並非政治性質的分歧。
就胡適來看，他的第一篇文章，過分強調具體的實際問題，而抹殺了學說主義的重要性，在學理上是講不通的。故文章的末尾又承認「種種學說和主義我們都應該研究」，而且指出：
但是我希望中國的輿論家，把一切「主義」擺在腦背後，做參考資料，不要掛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這些半生不熟的主義，去做口頭禪。
這確是切中時弊之言。試想想「五四」前後，中國思想界「主義」滿天飛的情況，有些人「是在儘先輸入名詞，而不介紹這名詞的函義」，扁還沒有掛起來，便「空空洞洞的爭」；⑤有些人則今天主張這種主義，明天又信仰那種主義，其實多是一知半解，趕時髦而已。所以李大釗在批評了胡適否定主義學說的缺點之後，「也承認我們最近發表的言論，偏於紙上空談的多，涉及實際問題的少。以後誓向實際的方面去作」。
胡適是信奉實用主義的。他強調「輿論家的第一天職，就是細心考察社會的實在情形，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都是這種考察的工具。」主張從實際出發，這自然是很正確的。但他基於實用主義，又否定「根本解決」的革命方法與道路，只宣傳他那「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的改良道路，卻是片面的以至錯誤的了，所以李大釗對他的批評便十分正確。這正是馬克思主義者與實用主義或自由主義者的分歧所在。李大釗還借用日本《日日新聞》的話，指出胡適與當時的陳獨秀「是支那民主主義的正統思想。一方要與舊式的頑迷思想奮戰，一方要防遏俄國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潮流」。這就很切實地闡明了胡適當年思想的實質，既有反對宗法專制主義頑迷思想的積極革命方面，卻也有抵制與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一面，正是自由主義者的兩面性特徵。
李大釗的文章，不僅表明了他作為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鮮明立場，而且也顯示出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開始注意理論與實際相合的趨向。他指出：
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麼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於環繞著他的實境。所以現在的社會主義，包含著許多把他的精神變作實際的形勢使合於現在需要的企圖。這可以證明主義的本性，原有適用實際的可能性。不過被專事空談的人用了，就變成空的罷了。
在當時，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不久，與中國社會的實際還相當隔膜，許多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言論文字也還相當幼稚，教條主義和空談習氣相當普遍。在這種情況下，李大釗的見解就顯得尤其難能可貴了。
經過李、藍兩位的批評討論，胡適的認識也有一些改變。他承認不應輕視主義，而且把他原先提出的「少談些主義」，改成了「少談些抽象的主義」；在《四論》中，便又專題討論「輸入學理的方法」，並說：「我雖不贊成現在的人空談抽象的主義，但是我對於輸入學說和思潮的事業是極贊成的。」胡適覺得輸入學理不是容易的事，「做的不好，不但無益，反有大害」。因此，他主張輸入學說時，一要注意發生某種學說的時世情形；二要注意學說「論主」的生平事實和他所受的思想影響；三要注意每種學說所已經發生的效果。這三種方法，他歸納起來就叫「歷史的態度」。可見他完全是一種學術思想研究的態度。
對於馬克思主義，胡適是不贊成的，但他文章里也是一種客觀研究的態度。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還是相當多的，比那些空談馬克思主義的人讀的書多；且自稱「我們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人」。胡適從這種學術研究的態度出發，也肯定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指出：
唯物的歷史觀，指出物質文明與經濟組織在人類進化社會史上的重要，在史學上開一個新紀元，替社會學開無數門徑，替政治學說開許多生路：這都是這種學說所含意義的表現，不單是這種學說本身在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的關係了。
他甚至認為「社會主義的必然實現，現在已不成問題」，因為現在已經有了「社會主義的根據地」；但因為社會主義已經實現，有了根據地，「這種帶著海智兒(按：即黑格爾)臭味的歷史哲學」也就不必要了。胡適用這種「過時論」，事實上又否定了唯物史觀，而只肯定他的歷史意義了。後來，他在一次講演「哲學的將來」時，也曾說：「最早談井田均產的東西哲學家都列入哲學史，何以馬克思、布魯東、亨利喬治(Henry Gee)那樣更偉大的社會學說不能在哲學史上占更高的地位?」⑥也只是從歷史的意義上肯定馬克思的「更偉大的社會學說」。
胡適所不贊成或反對的，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他說：
又如階級戰爭說，指出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不能並立的理由，在社會主義運動史上與工黨發展史上固然極重要。但是這種學說，太偏向申明「階級的自覺心」，一方面，無形之中養成一種階級的仇視心，不但使勞動者認定資本家為不能並立的仇敵，並且使許多資本家也覺勞動真是一種敵人。這種仇視心的結果，使社會上本來應該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兩種大勢力，成為兩座對壘的敵營，使許多建設的救濟方法成為不可能，使歷史上演出許多本不須有的悲劇。
胡適的立論顯然是有漏洞和矛盾的。「歷史上」，自然是包括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那時因「階級仇視心」而演出過的無數「慘劇」，又該什麼主義來負責呢?難道也該算在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說」的賬上嗎?歷史上的鬥爭是客觀存在的，顛倒了因果，自然難於自圓其說了。
經過這場「問題與主義」之爭後不久，《新青年》又搬遷至上海編輯。北京同人便漸漸少寄文稿，且為《新青年》編輯方針發生過一些爭論。⑦以後《新青年》團體便在無形中散夥了。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日益發展的工人運動和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