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時代的胡適，翩翩年少，自然也能理解青年人，愛護青年人。他與北大新潮社的傅斯年、羅家倫、楊振聲等一群學生，關係親密，自不待說。對於一些素不相識的無名青年，他也時加愛護、鼓勵和幫助。
1919年冬，胡適曾經為一個可憐的短命女學生寫了一篇傳。傳主李超，是北京國立高等女子師範學校一個普普通通的學生，廣西梧州人。家中財產頗豐厚。父母早死了；一個過繼的哥哥，全無心肝，待她很不好。李超因不滿於封建舊家庭的生活，發憤出門求學，輾轉來到北京。但因此也更遭到舊家庭和傳統勢力的迫害，後來竟完全斷絕她的學費用度，「一錢不寄」，更使她憂憤與貧病交加。這年8月間，20剛露頭的這個青年女子，終於短命而死了。李超的一生是很平凡的，又是很悲慘的。她死以後，家中繼兄連信也不寄一封；棺材停放在北京的一個破廟裡，家裡也不來過問。後事都虧她的同鄉和朋友料理。他們整理李超的遺物時，尋出許多往來的信札，經過分類編記，送到了胡適手裡。
胡適並不認識李超，大約也從未見過面。但他讀了這些信稿以後，對這個無名的短命女子，產生了無限的同情和痛惜。他覺得李超一生的事迹很有作一篇詳傳的價值，「不但他個人的志氣可使人發生憐惜敬仰的心，並且他所遭遇的種種困難都可以引起全國有心人之注意討論」。因此，胡適說：
我覺得替這一個女子做傳比替什麼督軍做墓志銘重要得多咧。
於是，胡適以當年北大知名教授和新文化倡導人的地位，為這個素昧平生的不幸女子作傳了。①他憑著李超生前的往來信稿作素材，平實鋪陳點染，便把她「一生所受的艱苦，所抱的志願」，都一一的分明表現出來。寫到李超病中，她姊夫寫信勸她排解心事，說了一句極傷心的趣話：「吾妹今日境遇與兄略同。所不同者，兄要用而無錢，妹則有錢而不得用。」胡適大為不平，並藉此評論與質問道：
李超「有錢而不得用」，以致受種種困苦艱難，以至於病，以至於死，……這是誰的罪過?……這是什麼制度的罪過?
為李超及無數中國女子的不幸遭遇和命運，胡適向整個「宗法社會制度」，向「家長族長的專制」，提出了強烈的控訴。
1919年11月29日，北京教育界召開了李超女士追悼會。北大校長蔡元培及胡適等出席，並在會上演說，於致哀追悼之外，也都談到了解決像李超這樣不幸的社會問題的方法；只是局限在教育和有產兒女的求學問題罷了。②
胡適的這篇《李超傳》，是他在文學革命期間所寫的白話傳記之一。此外，還有《許怡蓀傳》，《吳敬梓傳》兩篇。③胡適早年寫的傳記，都有積極健康的思想內容，文字清新曉暢，不假雕飾，具有一種沖淡自然的風格。而《李超傳》，乃是為無名青年所作，包含著胡適對青年的愛護，及對他們不幸命運的憐惜之情，表現出相當強烈的反對宗法傳統的精神。
對那些致力於新文學的青年，胡適更是多方愛護、關心和支持。康白情、俞平伯剛在《新潮》上發表幾首新詩，胡適很快就在他的長篇論文《談新詩》里給予充分肯定，誇讚他們的詩，「是詩體解放後最足使人樂觀的一種現象」。④他們的詩集《草兒》與《冬夜》，由亞東圖書館出版了，胡適又作評論文章，予以批評和介紹。⑤他肯定康白情的《草兒》，是早期新詩的「一部最重要的創作」，說：
白情在這四年的新詩界，創造最多，影響最大；然而在他只是要做詩，並不是有意創體。我們在當日是有意謀詩體的解放，有志解放自己和別人；白情只是要「自由吐出心裡的東西」；他無意於創造而創造了，無心於解放然而他解放的成績最大。
對俞平伯，則肯定他「最長於描寫」，卻也不滿於他「偏喜歡說理」的毛病，以致「越說越不明白，反叫他的好詩被他的哲理埋沒了」。這具體而誠懇的評論，對青年人是很有益處，很有幫助的。
胡適為青年人的書寫序，是從汪靜之的詩集《蕙的風》開始的。
汪靜之，是績溪余村人。余村與上庄，只隔一條小小的常溪河，相距僅數百步，雞犬之聲相聞。他與胡適不僅是同鄉，且是鄰里。1920年秋天，汪靜之轉學到杭州的浙江第一師範讀書，受「五四」新文化的熏陶，為文學革命所激蕩，開始寫作白話新詩。當時胡適已是新文化的名人，又是新詩的始作俑者。年僅十七八歲的汪靜之，對這位大名鼎鼎的同鄉，自然十分崇拜。那時的許多青少年詩人，都仿效「胡適之體」，汪氏也不例外。他初學作詩，甚至還模仿胡適早年的某些詩歌的口吻。例如1920年寫的《怎敢愛伊》云：
我本很愛伊，——
十二分愛伊。
我心裡雖愛伊，面上卻不敢愛伊。
我倘若愛了伊，怎樣安置伊?
他不許我愛伊，我怎敢愛伊?⑥不僅內容的淺露，而且文字的繳繞上，都可見《嘗試集》的明顯痕迹。
1921年7月，胡適應高夢旦的邀請，到上海商務印書館考察，代籌改良的計畫。住在同鄉余村人汪惕予先生在上海建造的「余村花園」。剛搬進去的那一天，汪靜之等幾個績溪少年人，便來拜訪胡適。⑦從此，胡適便認識了汪靜之，並把他看作「我的少年朋友」了。
這年秋天，汪靜之與潘漠華、馮雪峰等20多人，組成「晨光社」，課餘進行文學創作。第二年4月初，他們又與從上海專程趕來的應修人，同游西子湖。四位詩友，在「白堤上散步，桃樹下寫詩，雷峰塔旁吟詩，詩文唱和，快樂無窮」，結成了「湖畔詩社」。從此，四個年輕人，「真正專心致志做情詩」，自成一個流派。而他們又很幸運，得到了當代文壇上許多知名作家的愛護和支持。朱自清、葉聖陶、劉延陵等浙一師的老師，當他們的顧問；魯迅、胡適、周作人等，都為他們看稿，指導和支持這些年輕人的創作。因而「湖畔」在當時的中國詩壇上，也就頗有成績，頗有影響。
汪靜之在上海拜訪胡適後不久，便把他的詩稿集成一本，取名《蕙的風》，寄給了胡適；以後隨時做的詩，也都陸續寄去。後來，《蕙的風》居然要出版了。朱自清、劉延陵都寫了序；胡適也寫了，是三序中最長的一篇。⑧他對這位「少年朋友」的詩，作了非常熱情中肯的批評和鼓勵。他說：
我讀靜之的詩，常常有一個感想：我覺得他的詩在解放一方面比我們做過舊詩的人更徹底的多。當我們在五六年前提倡做新詩時，我們的「新詩」實在還不曾做到「解放」兩個字，……直到最近一兩年內，又有一班少年詩人出來；他們受的舊詩詞的影響更薄弱了，故他們的解放也更徹底。靜之就是這些少年詩人之中的最有希望一個。他的詩有時未免有些稚氣，然而稚氣究竟遠勝於暮氣；他的詩有時未免太露，然而太露究竟遠勝於晦澀。況且稚氣總是充滿著一種新鮮風味，往往有我們自命「老氣」的人萬想不到的新鮮風味。
如此熱情的鼓勵，親切的體諒和關懷，對青年人的成長該是多麼有益!
《蕙的風》對舊禮教、舊道德的抨擊是異常猛烈的，胡適估計到也許有人會「覺得靜之的情詩有不道德的嫌疑」，用舊道德來責備青年人「不應該做這種呻吟宛轉的情詩」。因此，他預先警告人們，不要「戴上了舊眼鏡來看新詩」，「不要讓腦中的成見埋沒了這本小冊子」!他以新詩最先嘗試者的身份，呼籲社會給這些少年詩人們「一個自由嘗試的權利」。
果然，《蕙的風》出版後不久，東南大學便有一位少先生胡夢華，發表《讀了「蕙的風」以後》一篇文章，攻擊其中的愛情詩「墮落輕薄」，「有不道德的嫌疑」，科以同《金瓶梅》一樣的罪名；遭到別人批駁以後，他又發表《悲哀的青年》一文進行答辯，卻又說不出多少道理，只是說什麼「我對於悲哀的青年底不可思念的眼淚已盈眶了」。
對於這位「含淚的批評家」，魯迅和周作人等都曾作文駁斥。⑨魯迅的文章，題目就叫《反對「含淚的批評家」》。他指斥胡夢華一類的「道德家」說：
我以為中國之所謂道德家的神經，自古以來，未免過敏而又過敏了，看見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見一個「瞟」字，便即穿鑿到別的事情上去。然而一切青年的心，卻未必都如此不凈；……⑩魯迅還鼓勵汪靜之，不必顧道德家們的議論，「還不妨做『一步一回頭瞟我意中人』的詩」。
圍繞著「湖畔」詩人的成長，在我國新文學史上留下了「老帶新」、「老幫青」
的一段佳話，充分體現了「五四」文學革命和我國新文學先驅者們愛護青年，獎掖後進的優良傳統。
①《李超傳》，原載《新潮》第2卷第2號，1919年12月1日出版；後收入《胡適文存》卷四，上海亞東圖書館1921年12月出版。文末注「民國八年十二月」，顯然是編集時按《新潮》出版時間添上的，有誤。據《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