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學革命，不管人們稱之為改良也罷，革命也罷，它首先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觀念的大變革。
胡適在他的第一篇正式宣言《文學改良芻議》中，便提出：
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吳趼人，為文學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語」之論也。
……以今世歷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以此之故，吾主張今日作文作詩，宜採用俗語俗字。
①
他把白話文學提到了「中國文學正宗」的地位。這是中國文學史論方面的一個十分大膽的創見，是直接向傳統文學觀念的挑戰。
長期以來，在正統文人的眼裡，只有詩、古文、辭賦，才能登文學的大雅之堂；
至於白話文學，如小說、戲曲、俚歌等，他們總是鄙棄，看作「君子勿為」的小道，貶斥於文學殿堂之外。以致古人編文集時，大多不收小說和戲曲；甚至有人創作了卓越的白話小說，卻不敢署自己的真實姓名。到明代中葉以後，新的經濟因素萌芽滋長，市民階層中初步民主主義的思想意識反映到文學領域，文學觀念較以往開通了，便有李贄、袁宏道、金聖嘆等人出來，抬高白話小說、戲曲的地位，甚至把它們同著名的《離騷》、《莊子》、杜詩等量齊觀，表現出一種很可貴的進步的文學見解；②但他們畢竟未能突破傳統文學觀念的藩籬。清末，更有不少人出來辦白話報，提倡白話文，推行「官話字母」。胡適那時在《競業旬報》上，也寫過不少白話小說、傳記及各類白話文章。但是，他們也只把白話當作開通民智的工具，並不承認其為文學；他們自己仍做文言的古文、駢文和律詩，以為這些才是高雅的文學。誠如胡適所指出的：
他們最大的缺點是把社會分作兩部分：一邊是「他們」，一邊是「我們」。一邊是應該用白話的「他們」，一邊是應該做古文古詩的「我們」。我們不妨仍舊吃肉，但他們下等社會不配吃肉，只好拋塊骨頭給他們吃去罷。這種態度是不行的。③
五四時代的胡適，便完全不同了。他與傳統文學觀念針鋒相對，提出了「白話文學正宗」和「活文學」的觀念。他肯定歷史上那些寫白話小說的大師們，如施耐庵、曹雪芹、吳趼人等，「皆文學正宗」；而貶斥傳統文士們寫的那些「駢文律詩乃真小道」。④他又公開宣判，說那種已經完全脫離民眾口語的、少數人壟斷的、僵死了的文言文，是「死文字」，用這種死文字決不能做出「活文學」來；
只有接近民眾口語的白話，才是活文字，才能產生第一流的「活文學」。因此，「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⑤
正是在這種新的文學觀念之下，胡適把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學(或國語文學)，當作了文學革命的一個中心內容，作為他號召文學革命的一面旗幟。
起初，他們多從破壞的一方面下手，注重批判舊文學。除了胡適斥舊文學為「小道」，為「死文學」之外，最著名的還有陳獨秀、錢玄同。陳獨秀公開把一批古文大師，斥為「十八妖魔」；⑥錢玄同則概括提出「桐城謬種，選學妖孽」的名句，⑦抨擊摹仿古人的散文和駢文。這幾句口號在當時流傳很廣，雖未免有些偏激，卻給舊文學和復古守舊勢力以沉重的打擊。
到1918年春天，胡適寫的長篇論文《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就開始注重具體的「建設」一方面了。他說：
我想我們提倡文學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從破壞一方面下手。但是我們仔細看來，現在的舊派文學實在不值得一駁。……他們所以還能存在國中，正因為現在還沒有一種真有價值，真有生氣，真可算作文學的新文學起來代他們的位置。有了這種「真文學」和「活文學」，那些「假文學」和「死文學」，自然會消滅了。
所以我望我們提倡文學革命的人，對於那些腐敗文學，個個都該存一個「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個個都該從建設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內替中國創造出一派新中國的活文學。⑧
胡適已經認識到，新文學對舊文學的鬥爭，只能「取而代之」的規律，因而提出建設新文學的兩個標準：一是用「活文學」來取代「死文學」，即前面說到的提倡白話文學。在這篇論文里，他甚至把文學革命的目的，歸結為「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這是他的新文學觀念的一個主要內容。另一個標準是用「真文學」來取代「假文學」，即是提倡寫實主義文學。這是他的新文學觀念的又一個重要內容。
早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里，胡適便提倡文學要「實寫今日社會之情狀」，認為這樣的文學才能成為「真正文學」。在這篇《建設的文學革命論》里，他進一步主張文學要描寫「今日的貧民社會，如工廠之男女工人，人力車夫，內地農家，各處大負販及小店鋪，一切痛苦情形」，都應該「在文學上佔一位置」。他又強調作家們要「注重實地的觀察和個人的經驗」，認為「不能作實地的觀察，便不能做文學家；全沒有個人的經驗，也不能做文學家」。⑨胡適這種注重描寫下層民眾的民主主義觀點和注重生活實踐的觀點，是傳統廟堂文學所不可能夢見的，完全嶄新的現代文學新觀念。
這年6月，《新青年》要出「易卜生專號」。胡適是最喜愛易卜生的，他與羅家倫合譯了劇本《娜拉》(A Doll』s House，今譯《玩偶之家》)，又專門寫了《易卜生主義》一篇大論文。文章開宗明義，說「易卜生的文學，易卜生的人生觀，只是一個寫實主義」。他就是借介紹易卜生，來向中國讀者介紹和提倡寫實主義。
他指出：
人生的大病根在於不肯睜開眼睛來看世間的真實現狀。明明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我們偏說是聖賢禮義之邦；明明是贓官污吏的政治，我們偏要歌功頌德；明明是不可救藥的大病，我們偏說一點病都沒有!卻不知道：若要病好，須先認有病；若要政治好，須先認現今的政治實在不好；若要改良社會，須先知道現今的社會實在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易卜生的長處，只在他肯說老實話，只在他能把社會種種腐敗齷齪的實在情形寫出來叫大家仔細看。他並不是愛說社會的壞處，他只是不得不說。⑩
胡適要求作家睜開眼睛來看世界，正視社會生活的「真實現狀」，「肯說老實話」，真實地表現社會生活，強調一個「真實」，這正是寫實主義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特點。他一一介紹易卜生的種種社會問題劇，認為這才是「真文學」。只有這樣的真文學，像易卜生那樣「把家庭社會的實在情形都寫了出來」，才能「叫人看了動心，叫人看了覺得我們的家庭社會原來如此黑暗腐敗，叫人看了覺得家庭社會真正不得不維新革命」。正因為如此，這種「真文學」表面上看去，像是消極的，破壞的，其實完全是健康的，積極的。譬如醫生診了病，開了一個脈案，把病狀詳細寫出，這難道是消極破壞的嗎?
這年9月，《新青年》又討論戲劇改良問題，胡適寫了《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一文。其中也曾著重從寫實主義的角度，來鼓吹「悲劇觀念」，抨擊舊文學中那種粉飾現實的說謊文學，特別反對舊戲曲舊小說中的「團圓迷信」。他指出：
中國文學最缺乏的是悲劇觀念。無論是小說，是戲劇，總是一個美滿的團圓。……這種「團圓的迷信」乃是中國人思想薄弱的鐵證。做書的人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顛倒是非，便是生離死別，他卻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偏要說善惡分明，報應昭彰。他閉著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劇慘劇，不肯老老實實寫天工的顛倒慘酷，他只圖說一個紙上的大快人心。這便是說謊的文學。
「說謊的文學」，與魯迅所指出的「瞞和騙的文學」何其相似，精神也完全一致，而對舊文學弊病的揭露又是何等中肯，何等深刻!胡適認為，這種團圓快樂的說謊文學，至多只能使人覺得一種滿意，卻不能使人有深沉的感動，決不能引起人們根本上的思量反省。只有悲劇的作品，像《石頭記》那樣，真實地寫出林黛玉與賈寶玉的悲劇，「方才可以使人傷心感嘆，使人覺悟家庭專制的罪惡，使人對於人生問題和家族社會問題發生一種反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胡適對於《紅樓夢》「老老實實的描寫一個『坐吃山空』『樹倒猢猻散』的自然趨勢」，對於高鶚續書「作一個大悲劇的結束，打破中國小說的團圓迷信」，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五四」文學革命期間，胡適所提倡的「活的文學」——工具用白話文，「真的文學」——創作方法採用寫實主義，再加上周作人所倡「人的文學」——內容上以人道主義為本，這三個口號，便基本上概括了「五四」文學的新思潮，新觀念。我國的新文學，便正是在這三個口號為代表的新思潮、新觀念指導和影響之下，孕育，發生，發展，壯大，從而開創了一個文學現代化的新時代。
①《胡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