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孔家店，倡新文化，在當時有《新青年》團體結成陣線，因而聲勢不凡，影響及於全國。而要在北京大學的講台上站住腳根，卻全靠每個人的學問本事。
胡適1917年到北京大學，9月開學後，即教授「中國哲學史」及「英國文學」等幾門功課，開始自編「中國哲學史大綱」講義。
原來北大教中國哲學史的，是一位陳姓的老先生。他是一位博洽的學者，課堂上旁徵博引，資料很豐富，但十分守舊。他從三皇五帝講起，講了半年才講到周公。有的學生問他，照這樣講下去，什麼時候可以講完?他回答說：「無所謂講完講不完。若說講完，一句話可以講完。若說講不完，那就永遠講不完。」這就是當年教授講課的風氣。
現在，一個新從美國回來的留學生，二十幾歲的青年人，要在北大教課，而且教中國哲學史這樣的重頭課，能行嗎?學生們有些懷疑，守舊的學生說「胡適膽大臉厚」；教師中間就更不待講，有的乾脆等著看胡適的笑話。
果然，講義一發下來，名稱是「中國哲學史大綱」，那位陳老先生看了，便笑不可抑地對學生說：「我說胡適不通，果然就是不通，只看他的講義的名稱，就知道他不通。哲學史本來就是哲學的大綱，說中國哲學史大綱，豈不成了大綱的大綱了嗎?」其實這位陳老先生倒是真的不通，哲學史是史，怎麼會是「哲學的大綱」呢?①胡適開始講課了。當年聽課的學生顧頡剛記述道：
他不管以前的課業，重編講義，辟頭一章是「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用《詩經》作時代的說明，丟開唐、虞、夏、商，徑從周宣王以後講起。這一改把我們一般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
許多同學都不以為然；只因班中沒有激烈分子，還沒有鬧風潮。②
不以為然的學生，在私下紛紛議論，說胡適居然大膽，想絞斷中國哲學史，簡直是「思想造反」!他們想，趕走他罷，但又拿不定把握。於是，去找當時在同學中頗有聲望的傅斯年，請他來聽胡適的課，看看是不是應該趕走。傅斯年來聽了幾次，聽出了一點門道，就對同學們說：
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③
傅君幾句話，果然保護胡適過了關。
那麼，胡適教中國哲學史，走的「這一條路」是什麼樣的路呢?他走的是一條新路，一條開拓性的新路。原來教這門課的教授們，都基本上沒有超出傳統哲學史家的範圍。從三皇五帝講起，大量的經典註疏，一半神話一半政史的資料，漫無際涯，使學生如墮五里霧中，看不清道路，摸不著頭緒。胡適第一次運用近代西方的科學方法，刪去那些神話傳說的三皇五帝，直從老子孔子講起，並儘力找出中國古代哲學家著作思想的一點系統，及中國哲學發展的一些線索。因此，他教的課，發的講義，都讓學生耳目一新。當年北大哲學系三年級學生，現今已是著名哲學史學者的馮友蘭老先生，最近回憶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並評價說：
這對於當時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有掃除障礙，開闢道路的作用。當時我們正陷入毫無邊際的經典註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見周公。見了這個手段，覺得面目一新，精神為之一爽。④
於是，選修胡適功課的學生漸漸多起來了；北大學生之外，其他大學的學生也多來旁聽。後來竟改在第一院的大教室里上課了。
教完一年的課，《中國哲學史大綱》的講義也編印出來了。這是以他的博士論文為基礎，加以增改擴充而成。全書共12篇，10餘萬字。1918年7月，經過整理；8月，蔡元培先生為作序；1919年2月，便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
胡適的這本《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在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方面，甚至在各種專史以至通史的研究方面，都可以說是一部具有開創意義的書，一部劃時代的書，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積極成果。⑤蔡元培先生在序文中說：
適之先生生於世傳「漢學」的績溪胡氏，稟有「漢學」的遺傳性；雖自幼進新式的學校，還能自修「漢學」，至今不輟；又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兼治文學、哲學，於西洋哲學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編中國古代哲學史的難處，一到先生手裡，就比較的容易多了。
蔡先生給胡適這部著作以很高的評價，指出它有四種特長：第一是證明的方法，即是說他的《大綱》用漢學家的方法，考實哲學家生存的時代，遺著的真偽，及所用的辯證的方法，「為後來學者開無數法門」。第二是扼要的手段，即是所謂「截斷眾流，從老子孔子講起」。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即摒除正統與非正統的觀念，既不是儒非墨，也不是墨非儒，而認為「老子以後的諸子，各有各的長處，各有各的短處，都還他一個本來面目，是很平等的」。第四是系統的方法，即是用發展的觀點，系統的方法，研究哲學流派，使其「一一顯出變遷的痕迹」，「遞次演進的脈絡」。
不久，在《答林君琴南函》里，蔡先生又說：
胡君家世「漢學」，其舊作古文雖不多見，然即其所作《中國哲學史大綱》言之，其了解古書之眼光，不讓於清代乾嘉學者。⑦
蔡元培這樣高度讚揚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就當時學術界的情況來看，決非溢美之辭。而蔡氏以前清翰林出身和北大校長的地位，對胡適著作的這種熱情肯定和讚揚，無疑是對胡適的極大支持，也是對學術界新思想和新成果的極大支持。
據馮友蘭先生回憶，胡適的這部《中國哲學史大綱》，在當時看來，還有很特別的一點：
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哲學家們的哲學思想，無論有沒有新的東西，基本上都是用注釋古代經典的形式表達出來，所以都把經典的原文作為正文，用大字頂格寫下來。胡適的這部書，把自己的話作為正文，用大字頂格寫下來，而把引用古人的話，用小字低一格寫下來。這表明，封建時代的著作，是以古人為主。而五四時期的著作是以自己為主。這也是五四時代的革命精神在無意中的流露。⑧
蔡元培、馮友蘭兩位先生的見解，自然都很有道理。除此之外，我認為《中國哲學史大綱》，還有另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本書全用白話」，並採用新式的「句讀符號和他種文字元號」，即新式標點符號。這在我國學術史上，應該說是一個創舉。⑨當時又正在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守舊的人們以為，提倡白話者，大約都是不會寫文言文，不能讀古書的人，故要借白話以藏拙。不料《中國哲學史大綱》竟全用白話和新式標點，提倡白話的胡適竟能讀古書，而且「了解古書的眼光，不讓於清代乾嘉學者」，這不啻是對守舊派國故家們的一種示威，增強了白話文運動的聲勢。
《中國哲學史大綱》一出版，便不脛而走，轟動一時，不過兩月就再版了。隨著這部書的問世，胡適真是「暴得大名」，不僅在北京大學的講壇上站穩了腳根，而且在中國學術史上也佔得了一個位置。
年輕的胡適教授，對青年學生的吸引力和影響力，於是也更大了。1918年12月3日，北大學生成立「新潮社」，便約請胡適為顧問。第二年1月，即刊出《新潮》雜誌，成為《新青年》的一個得力助手。新潮社的主幹，便是前面提到的傅斯年。
他原來也是「黃門侍郎」，即是守舊的國故大師黃侃(季剛)先生的得意門生。胡適也承認他學問根柢不錯。後來傅氏傾向於新思潮，到1919年，便完全轉變到新文化陣營一邊來了。當時陳獨秀還有些懷疑，曾向周作人說：「他們可不是派來做細作的么?」後來的事實證明，不僅不是「細作」，而且正說明新文化及倡導者們的思想、學問、文章，對有志青年的巨大吸引力，且為新文化營壘增添了一批年輕有為的生力軍。⑩傅斯年從那時起，便投效胡適門下。1920年初，便因胡適之力，官費出洋，留學於英國倫敦大學和德國柏林大學，得到了深造的機會。傅斯年到英國後，曾給胡適寫信，中說：
先生自提倡白話文以來，事業之成就，自別人看之實在可驚，然若自己覺得可驚，則人之天性，本是以成就而自喜，以自喜而忽於未來之大業。所以興緻高與思想深每每為敵。人性最宜於因迫而進，而慣怠於實至名歸之時。……我在北大期中，以受先生之影響最多，因此感極，所念甚多。願先生終成老師，造一種學術上之大風氣，不盼望先生現在就於中國偶像界中備一席。
這樣的直言規諫，也可以見出他們師生相契，真成了莫逆的朋友。
後來，新潮社的傅斯年、羅家倫一班人，在政治見解與學術思想上都追蹤胡氏，亦步亦趨，是所謂「胡適派系」的中堅；又終於都在大陸解放前夕，逃亡海外，埋骨在台灣孤島上。這都不是偶然的，然而是後話了。
①參看馮友蘭著《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聯書店1984年12月1版，第200頁。
②顧頡剛《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