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中國歷史上是影響最長遠的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思想學說，直至今天仍值得人們去研究。我們不準備在這一節里做關於孔子的專論，只想指出，長期以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幾經加工改造，被專制統治階級用作麻痹和禁錮人民思想的工具，孔丘也被統治者們捧為至高無上的「聖人」，成了愚弄和欺騙人民的偶像。民元革命以來，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仍都抬出孔丘來做招牌，提倡「歷代民賊所利用之孔教」(陳獨秀語)。1916年，康有為公然上書北洋政府，要求定孔教為「國教」，並列入憲法。因此，倡導民主與科學的《新青年》，不得不對孔子和儒家學說進行重新評估，「打孔家店」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一項重要戰鬥內容。新文化的先驅者們「打孔家店」，並「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①他們完全是為了反對宗法專制，維護民主共和，打破以孔孟儒家之道為核心的傳統文化的束縛與蔽錮，解放人們的思想，是從中華民族的現實危機和發展需要所作出的選擇與評估，表現的是對孔教和傳統「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科學理性精神。因而反孔與尊孔成了新舊文化鬥爭的一個焦點。
易白沙一馬當先，在《新青年》上發表《孔子平議》，指出孔子學說在春秋戰國時期原只是「九家之一」，到漢武帝時才定於一尊，後來又為歷代君王所利用，為「獨夫民賊作百世之傀儡」，其原因即在於「孔子尊君權漫無限制，易演成獨夫專制之弊」。②陳獨秀也連續推出《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憲法與孔教》、《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復辟與尊孔》等一系列文章，重炮猛轟孔教與孔學。陳氏著重闡述的，是「孔教與帝制有不可離散之因緣」，並且指出：
孔教與共和乃絕對兩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廢其一。……蓋主張尊孔，勢必立君，主張立君，勢必復辟，理之自然，無足怪者。③
此外，還有吳虞、李大釗、魯迅等許多人，也相繼投入戰鬥，抨擊宗法禮教和孔孟之道，展開了中國近代史上最廣泛最深入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
胡適小時候，也拜過孔夫子，是孔孟儒家的一個虔誠小信徒。留美期間，他受了西方民主新思潮的啟迪，對孔聖人已經不那麼盲目崇敬了，並且嘲笑過袁大總統尊孔祭聖的醜劇。回國以後，置身在新文化運動的洪流中，受了《新青年》同人反孔鬥爭的激勵，便也一反少年時代的尊孔崇儒，而以打孔家店的戰士姿態，出現在新文化的戰陣上。
胡適攻擊孔教，矛頭首先指向以孔孟之道為核心的舊倫理舊道德，批判專制主義的「節烈」和「孝道」。當年的中國，帝制顛覆不久，所謂「三綱五常」一套宗法倫理道德，仍緊緊地束縛著人們的思想，「貞節牌坊」和「孝子牌坊」仍到處可見。北洋軍閥統治下的共和政府，居然在正式頒布的《褒揚條例》中，明文規定表彰「節烈」的條款。民國治下，寡婦守節，烈女殉夫的怪事，屢見不鮮。1918年7月，胡適發表《貞操問題》一文，④即披露了報紙上宣揚的兩起這樣的怪事。一起是北京《中華新報》登的《會葬唐烈婦記》。文章說唐烈婦在丈夫死後，自殺過九次，經過「灰水，錢鹵，投河，雉經(按，即上吊)者五，前後絕食者三；又益之以砒霜」，方才做成烈婦。更奇怪的是，那文章還寫到一個姓俞的女子，年方19，尚未出嫁，未婚夫就死了，她竟也尋死覓活，絕食七日，被家人勸著吃了稀粥，但還表示要服喪守節三年，然後再自殺，非做烈女不可!而此文的作者還說，三年有一千零八十多天，如果俞家防範嚴，俞氏女找不到自殺機會，「可奈何?」為了維持風化，作者竟忍心害理的巴望那位唐烈婦的陰魂顯靈，來幫助俞氏女趕快死了，「豈不甚幸」!胡適敘說到此，嚴厲斥責說：「這種議論簡直是全無心肝的貞操論」!
另一起是上海報載的「陳烈女殉夫」的事。說家住上海的陳宛珍，年17，許配給王菁士，尚未過門，連未婚夫的面也沒見過。王病死後三時，陳氏女便也服毒自盡，做了烈女。這已經很愚昧了，而過了兩天，上海縣知事竟給江蘇省長送一個「呈文」，請予褒揚。此種妙文，今日的青年萬難見到的了，故節略奇文，以供賞析：
呈為陳烈女行實可風，造冊具書證明，請予按例褒揚事。……(事實略)知事複查無異。除先給予「貞烈可風」匾額，以資旌表外，謹援《褒揚條例》之規定，造具清冊，並附證明書，連同褒揚費，一併備文呈送，仰祈鑒核，俯賜咨行內務部，將陳烈女按例褒揚，實為德便。
這與前清封建時代完全一模一樣，由官府提倡，有法律「條例」規定，獎勵少女少婦自殺。用近世人道主義的眼光看來，這「都是野蠻殘忍的法律，這種法律，在今日沒有存在的地位」。胡適在文章中指出：
我以為我們今日若要作具體的貞操論，第一步就該反對這種忍心害理的烈女論，要漸漸養成一種輿論，不但永遠不把這種行為看作「猗歟盛矣」可旌表褒揚的事，還要公認這是不合人情，不合天理的罪惡；還要公認勸人做烈女，罪等於故意殺人。
對「節烈」的攻擊，可算是抓住本質，衝擊了要害。胡適還寫有《美國的婦人》、《論貞操問題》、《論女子為強暴所污》等幾篇文章，⑤也批判「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的理學謬論及「良妻賢母」主義，宣傳男女平等和婦女解放，在當時都頗有影響。
1919年3月16日，胡適的夫人江冬秀生下一個男孩。胡適做了父親，喜不自勝，為兒子取名「祖望」，行名「思祖」，包含著胡適對逝世不久的母親的一片孝心與紀念。到了7月，卻又以「我的兒子」為題，寫了一首白話詩，抨擊「孝道」；登在《每周評論》上，詩末寫著他對兒子的教訓道：
將來你長大時，莫忘了我怎樣教訓兒子：
我要你做一個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順兒子。⑥
詩一登出，有位叫汪長祿的看了很不高興，他認為「兒子孝順父母，也是做人的一種信條」，因此寫信責問胡適，為什麼「一定要把『孝』字驅逐出境」?胡適便寫了《再論「我的兒子」》，答覆汪長祿，說：
我的意思以為「一個堂堂的人」決不至於做打爹罵娘的事，決不至於對他的父母毫無感情。
但是我不贊成把「兒子孝順父母」列為一種「信條」。……假如我染著花柳毒，生下兒子又聾又瞎，終身殘廢，他應該愛敬我嗎?又假如我把我的兒子應得的遺產都拿去賭輸了，使他衣食不能完全，教育不能得著，他應該愛敬我嗎?又假如我賣國賣主義，做了一國一世的大罪人，他應該愛敬我嗎?⑦
由此可見，胡適攻擊的是所謂「天下無不是的父母」那種腐朽的倫理觀念，否定那種盲目而又虛偽的「孝道」。
這裡有一點有趣的聯繫，與胡適這幾篇文章大致同時，魯迅也發表了著名論文《我之節烈觀》和《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而且論旨也大致相同或相近。試看下錶：
如果我們再細細讀一讀他們兩人的這幾篇文章，就不難看出，他們當時攻擊的目標完全一致，論文的見解相近，發表的時間大致相同，而且也不難發現他們之間的相互影響和彼此配合。因此也有力地證明，胡適與魯迅，在五四時期，確是站在同一戰陣里，向著共同的論敵，進行過共同的戰鬥。⑧
胡適對孔丘，也作過直接的激烈攻擊。當時四川省有一位反孔的知名人物吳虞，非孝非孔，文章尖銳潑辣，很有火力。他自己編成《愛智廬文錄》二卷，帶到北京來，請胡適作序。⑨胡適欣然允諾，在序言中，對吳氏反孔的精神和業績作了高度的評價，說他打掃「孔渣孔滓塵土」，是「中國思想界的一個清道夫」；並且尖銳抨擊孔丘，指出：
這個道理最明顯，何以那種種吃人的禮教制度都不掛別的招牌，偏愛掛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為二千年吃人的禮教法制都掛著孔丘的招牌，故這塊孔丘的招牌——無論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來，捶碎，燒去!⑩胡適已經明確認識到，孔丘和他的儒家教條，正是幾千年來種種吃人的禮教制度的「招牌」；因此，要從根本上掃除吃人的禮教、法律、制度、風俗，就必須把孔丘這塊招牌「拿下來，捶碎，燒去」!這種決斷的態度，不容商量的氣概，正表現出了五四時代「打孔家店」的戰鬥精神。
這篇《吳虞文錄序》，是胡適的重要反孔文字。在文末，胡適還熱情地讚譽吳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推崇備至，無以復加。而據現在所見的材料，胡適這篇文章，大約是在文字中提出「打孔家店」口號的最早紀錄。胡適為什麼在這時候提出「打孔家店」呢?吳虞曾經作過說明：
我的文錄……本一無系統之作，來京時友人為錄成一冊。胡適之先生為撰序，介紹付印。時適之先生方閱《水滸》，故有打孔家店之戲言。其實我並未嘗自居於打孔家店者。
他說的確是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