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你的事業一直做到哈爾濱......」
布萊斯·桑德拉
他們是一對兒，真正的一對兒。儒勒遠離祖國，來到中國，更加強了他與母親之間的感情。在千里之外，瑪利亞一步步跟隨儒勒在遠東境內的足跡，她滿懷渴望，有時甚至是焦慮地讀著兒子的來信。就像他所說的，他們延續著一個任何高山大海都阻隔不了的對話。在中華帝國里，儒勒就像所有失去了長輩引領的孩子一樣，非常渴望得到瑪利亞的意見、建議，甚至責備。這如同所有母親，她最了解自己的兒子。然而，1926年10月的一天，瑪利亞離開了人世，儒勒成為了失去母親的孤兒。
瑪利亞，這個儒勒的「小媽媽」，阿爾弗萊德的「格拉第」，瑪利的「好巴巴」，這個每個親人都給她一個昵稱的非常有個性的女人，在74歲的年頭上逝世了。對儒勒來說，必須獨自繼續在中國的生存。毫無疑問，這種失去親人的打擊，對儒勒影響很大，他自問，再回到那個遙遠國度去有什麼意義。十七年前，他離開祖國走這麼遠，只是為了滿足瑪利亞和自己的需要，他們兩人的命運是合二為一的。但這種念頭很快就消失了，因為他知道，這個他已愛上的中國，在瑪利亞離開之後，或許就要成為留下他痕迹的真正故鄉。十七年來，法國對他來說只是一個後方，一個暫時的庇護所，他能在法國休憩幾個月然後又遠離許多年。他的生命已經和中國土地緊密相連。而後來的十八年，充分地證實了他的這一看法。
1927年1月，儒勒登上「坡爾多」號離開馬賽時，心裡不禁抽搐。他頭一次意識到，再回到法國就永遠不是原來的滋味了，他再也不能找回瑪利亞。而他準備進行的新的「中國的奮鬥」，也不再有原來的意義，因為他再也不能向人講述發生在中國的一切。是的，作為一個42歲的男人，儒勒不再是原來那個孩子，瑪利亞的逝世使他身上的某種東西斷裂。這種靈魂的裂痕，我們再也不能從他的文字中看到，因為他已經失去了可以吐露秘密和憂愁的對象。在之後的歲月里，他內心的這種漂泊，在他和他的家人的苦難中顯露出來。
1927年之前，無論在事業上還是在個人生活中，儒勒都是順利的。然而，從1927年開始，本來對職位安排比較順從的儒勒，開始堅持要上級給他被認為是剝奪了的承認。他對此如此嚴厲，也因為他不再是一個年輕的學生翻譯官，而是一個家庭的父親，他要擔負起父親的責任。儒勒和上級的關係逐漸惡化，不清楚是否由於他在工作中出現了什麼失誤，導致了這樣的局面，或者是由於他想從越來越不欣賞的社會職業圈裡淡出。從此，後來的十八年里，儒勒進入了「苦難歲月」，他越來越關注家庭，而在事業方面，則顯示出古怪的性格。
這些苦難歲月展現出一個「漂泊」的形象，和以往儒勒那種「直線前進」的形象形成了對比。這是一個男人內心和事業的漂泊，儒勒的生活漸漸被一些自己使不上力，也無法控制的事情主宰。總之，這是身體和靈魂的漂泊。
1927年，儒勒重新任職的地方不值一提，那是他熟悉的海口領事館。人們說隨後他就會尋找到在「中國更加活躍的職位」。幸運的是，儒勒由麥爾塞黛和三個孩子：瑪利，扎維和皮埃爾（分別是6歲，4歲和2歲）陪伴著。這種陪伴大大增加了他的勇氣，但也給他帶來了不少因時局而產生的對家庭安全的擔憂。
蔣介石在1926年3月發動的北伐戰爭迅速獲得勝利。當儒勒來到海口的時候，國民革命軍已經佔領了許多省份，甚至重新奪回了英國人在漢口的租界。自從外國人在廣州受挫之後，這次收復是自十九世紀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的第一次真正的退縮。也就是說，中國的政治力量和社會觀念一直都強烈地要求趕走「外國鬼子」。而國民黨內部的國共兩黨衝突也不是為了讓西方人安心的。蔣介石政變之後，由於需要莫斯科的理論和軍事上的援助，國共兩黨仍然繼續著一種合作。蘇聯軍事顧問籌划了北伐，而斯大林也竭力要保住這個聯合戰線。然而，這個越來越不可能的聯盟在1927年4月的上海划上了句號。共產黨人組織了一場大罷工，從而解放了整個城市 。蔣介石當然不願意讓共產黨人來做這顆「遠東的珍珠」的主人。他發動了被稱為「白色恐怖」的反共屠殺，有五千人喪身其中。從上海一直到廣州，工會都被解除了武裝。儒勒在海口也沒能逃過這場公開的戰爭。只是我們的副領事，由於對中國這類突然動亂的熟悉，表現出某種冷靜。
1927年4月16日的報告
儘管外國人在中國的情形並不比從前差，但昨天英國人和美國人還是在撤離廣州使館的命令下，逃到了海口。這裡有十七個人也離開了……每個法國人從現在起都收拾好行裝，以便撤離，但至今還沒有一個人離開海口。香港聖保羅會的大修女通知我，必要的時候可以下令關閉修道會在這裡建立的小教區。為謹慎起見，修女們把她們收養的孤兒都分散到島上不同的家庭里去，讓她們在萬一撤離的時候更方便一些。儘管如此，除了親英美的人散布的一些危言之外，我沒看出有什麼要讓僑民們和我的家庭離開的危險。
控制上海之後的蔣介石，在幾天之後又佔領了南京，並在那裡建立了他的政府。而共產黨的反攻還遠在後頭。
這個時候，中國的敵人的鐵靴在北方踏響。日本實際上正醞釀對中國的侵略，尤其是對滿洲里。日本在向山東派艦隊時，曾達到過目的，因為那時他們阻止了北伐。
海南島遠離危機的中心，對這些變化的反應是遲鈍的。儒勒的報告反映了一種平靜，不管是日本侵略引起的震驚，還是國共兩黨的爭端，在海南都還未引起大的波瀾。
儒勒在1927年10月6日的報告中，把在海南的共產黨分為兩類：一類是「理論家」，期待一種新制度，一種眾望所歸的對中國社會、政治和道德生活的革新，另一類是「實踐家」。前者對人民那本身孱弱的精神「影響微弱」，後者則「十分強烈地震撼了海南人的生活」。
其實，共產黨內部存在的兩派正如儒勒在海南區分的兩類一樣。一方面，官方派追隨斯大林，嚴守由工人發動城市暴動的原則，就像在廣州發生的例子。另一方面，毛澤東則只相信要在農村中發動革命，依靠農民的力量。9月份，毛澤東在湖南組織了一場有農民參加的毀壞鐵路的運動。儘管這些勝利使他獲得了許多分區的人心，但中央對他進行了嚴厲批評，並於11月將他從政治局除名。最終，為了避開朋友和敵人，他退居到江西山區，在那裡發展他的農民革命理論原則。
儒勒剛到海南才一年多，剛重新抓住中國的脈搏，就要遷往另一個崗位了。他在這個島上的工作，使他結識了印度支那總督，而後者欣賞這位官員「盡職的合作，他那精細、謹慎、有謀略和隨和的優點，使他在沒有任何外援的情況下，在國共兩黨的爭端中，使法國在海南的利益完好無損」。當然，儒勒一方面為在離開海口時有這樣的評價而欣慰，另一方面也對能離開此地感到鬆了口氣。與其說是出於島上政治的緊張，不如說是由於麥爾塞黛表現出了疲勞的徵兆 。「樂和甘夫人的健康狀況較差，不能忍受臨海而居。醫生建議樂和甘夫人避免海洋性氣候。所以，我期待有一個不直接靠海的職位。」儒勒1928年這樣寫信給他的上級。於是，上級為了滿足他的要求，將他調到了1913年曾任職的漢口。
在這個重要的城市裡，蔣介石在一年前剛剛奪回英國租界，其緊張氣氛遠非海口能比。國共兩黨的衝突在這裡是家常便飯。儘管儒勒認為上級遺忘了他，然而他還是以最大的忠誠來盡到職責，就像法國商務總管在寫給外交部的信里說到的一樣：「曾委任他管理許多地方，有些地方十分艱難，例如廣州和漢口。他忠誠地完成了任務，我請求大人正式承認他在最近漢口的事件中的盡職盡責的表現。多年以來，他雖然被放在（提升）名單的最前列，樂和甘先生在從比他更年輕的同事的一次次升遷中，得出的結論只能是，部里毫不滿意他的工作和服務。我因此自動來為他證實不是這樣。」可是不久，儒勒在事業上的失望，就顯得不那麼重要了，因為他的家庭中出現了悲劇。
1929年4月19日，三個小樂和甘中最小的一個：皮埃爾，被肺炎奪走了生命。無法想像兩位父母和兩個孩子的痛苦，尤其在這死亡來得如此可怕和不公正的情況下，痛苦也更尖銳。他們剛在法國送別了瑪利亞回來，在中國剛找到重新開始生活的線索，命運彷彿就向這個家庭投下了不祥的符咒。
麥爾塞黛不能再呆在中國，她還擔心扎維也會染上肺炎。5月16日，儒勒緊急致電給部長，「根據醫囑，樂和甘夫人和我們的兩個孩子必須非常緊急地返回法國」。儒勒不能離開崗位，是麥爾塞黛帶著兩個孩子坐船回的法國。幸好扎維並未染病。
對於獨自留在漢口的儒勒，這是漫長的孤獨歲月的開始，也是他漂泊的真正開端。他是一個三年前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