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媽媽：
真是個愉快的聖誕節！我心裡還覺得高興！我們的午夜彌撒非常成功，尤其是合唱團很到位。
彌撒過後，我邀請那些軍事合唱團的成員和我共同守夜。可是宴會和合唱的「熱情」，使我沒意識到自己著涼了，儘管我穿著皮衣。所以直到今天下午4點，我還躺在床上。但是，我不覺得這樣的結果有什麼不好。時不時記得生活中的「不適」，特別是在過於快樂之後，沒什麼不好的。而且，在節日的時候，這樣遠離人群和事情，可以在心底思念親人，喚回過去，重溫舊夢。
上面這些充滿鄉愁的語句是八年來儒勒和母親通信的最後幾句話。儒勒和瑪利亞，如此牽掛，常常想著相聚，終於就要實現他們的願望了。
1918年初，儒勒和他同時代的人都毫不懷疑這是歐洲人將獲解放的年頭，而他卻沒有料到，從此開始的幾年之中，他的生存將發生重大的轉折。
這年年初，法國氣氛低迷，因為德國人逼近巴黎，貝當已經要求政府撤離。除了重炮轟炸以外，還有飛機扔炸彈。巴黎人的命運不可預測。而瑪利亞以66歲的高齡，繼續在炮火中給士兵提供援助。
幸運的是，1918年夏天，美國人的援助使力量對比從此發生了轉變。11月11日凌晨5點，在禾冬德，簽定了停火協議，戰爭結束了。
而中國在這一切當中的角色呢？中國遠離歐洲戰場，似乎更關心自己的命運。中國自身的命運常常有規律地和法國的命運發生交織。需要重提的是，1917年，中國加入協約國，向德國宣戰。而在停火之後，法國境內進行的關於戰後處理的討論，嚴重而意外地影響了中國的命運。
中國在經歷了如此之多的衝撞矛盾、希望和期待之後，積聚了發生巨變的條件。1911年的革命確實用共和制代替了帝制，但是離人民能夠享受這種政治果實的時刻還很遠。其實，是保守派和軍事勢力利用了政治和現代化的力量，從中獲利。從1912年起，一個「雙面的中國」建立起來。一方面，中國顯然是一個被軍閥控制的國家，人民陷入災難之中（如幫派、黑社會、鴉片交易），社會完全失去秩序，進入一種停滯和倒退。另一方面，中國又是一個從深處發生變化的國家，人們要求民族復興，要求從傳統文化中擺脫出來。這些思想雖然還不是主流，但是新思潮在不少的出版物中得到反映，特別是一本叫《新青年》的雜誌。一位叫毛澤東的人，當時以一個湖南教師的身份發表了對包辦婚姻的反對意見。
這是一場真正的「文化革命」。它發生在1910年到1915年間，由新生的中國的資產階級領導。中國的資產階級是中國第一次真正的工業革命的倡導人。而凡爾塞條約的簽定，粉碎了中國社會心底的期待。
1919年1月，在凡爾塞召開了和平會議。中國是談判桌上的戰勝國一方，卻因為談判代表是日本傀儡而簽下了把山東割讓給日本的條文。1919年5月4日，三千名學生上街遊行，之後發展為罷課，上海的工人也舉行了大罷工。這次危機引起了現代的國家主義思想，拒絕政府再拿主權和外國人做交易。1920年初，兩個影響了中國歷史的黨派——國民黨和共產黨誕生了。
袁世凱死後，孫中山從日本回到廣州，他和其他軍閥的惟一區別，就是他幾乎沒有軍隊。1920年7月，他成立國民黨，當時只有近千名黨員，並且前景並不樂觀。孫的領導卻很有魅力，他決心統一全中國。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創始人是五四運動的幾個發起者。然而五十多個黨員無法讓中國共產黨在政壇找到自己的位置，而軍閥對中國共產黨倡導的工會運動壓製得很厲害。
後來，是蘇聯「老大哥」的行動幫助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一個重要的政治勢力。這帶來一種危險，就是要以它選定的黨派為優先。1920年的第二屆國際共產大會，確定了讓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國家的共產黨和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反抗帝國主義的道路。於是，共產國際的代表訪問了孫中山，提出：以提供武器和顧問為前提，以廣州政府為基礎，為建立統一戰線而實現國共合併。1924年，蘇聯資助建立了一所軍事學校，它的校長就是在1925年孫中山去世後接替他的蔣介石。
1925年2月開始，上海的日本紗廠開始罷工。示威者要求收回1860年簽署的劃分租界給外國人的「不平等」條約。為了支持上海工人，20萬英、日工廠的工人在全中國展開大罷工。在廣州，罷工導致一名法國人和五十二名示威者死亡。正是在廣州，我們重新找到一個老熟人，他就是這裡法國領事館的副領事——儒勒·樂和甘。在他主持廣州領事館之前，我們要回溯從1917年起改變他生活的事件。
1919年10月，儒勒爭取到了他等了六年多的回國休假的權力。10月31日，他乘「保羅·勒加」號輪船離開中國。他自己也沒想到，會在這艘船上碰到他未來的妻子和他孩子的母親。
當這海上的信使在西貢拋下鐵錨的時候，就是命運向我們的單身主人公投下愛的骰子的時候。正是在印度支那的越南（當時還叫安南），儒勒碰到了麥爾塞黛。她剛剛滿18歲，也像儒勒一樣，隨父母返回因戰爭阻隔而長期不能回去的法國。麥爾塞黛的父親弗爾涅，是法國雲南鐵路局的局長，在河內任職。
從法國在亞洲的外交，到戰爭的結局，我們可以想像在儒勒和麥爾塞黛父母之間有很多話可以交談。就像他們的女兒瑪利後來說的那樣，她父親幽默的魅力，一定在征服母親的同時也征服了他後來的岳母。她還說：「一個月的船上共處，足夠使他們確信，他們將要結合為夫妻。」
事情進展飛速。1920年1月，儒勒打報告給部里申請結婚。2月接到批准函。4月14日舉行婚禮。
1920年秋天，新婚夫婦起程回中國。瑪利亞以68歲的高齡隨行。旅途對她來說很艱難，但比起中國的生活條件來說，這還算不了什麼。是否因為六年多的分離，使婚後的儒勒不願再讓母親獨處巴黎？是否因為父親患病和去世的痛楚使他更替母親擔心？是否因為瑪利亞感到年輕的妻子麥爾塞黛還需要幫助……這些問題都沒有答案。我們只知道他們三個人在10月起程了。小瑪利當時已經在媽媽的肚子里。
1920年11月5日，樂和甘的家庭到達了重慶。這個巴蜀城市讓人心生感觸，因為它離成都只有五天水路，使儒勒彷彿舊地重歸。他熟悉這裡，1909年，正是在四川，他隨邦思當第先生開始了外交官的身涯。他在1921年的述職報告里寫下滿意之情，強調「將會對在現在的職位上留任感到十分幸福」。他的上司也同樣滿意，寫道「……我毫不懷疑，樂和甘的行動和熱情，將使我們在四川這個地區的利益以最樂觀的方式得到發展」。
麥爾塞黛對儒勒的表現非常欣賞，她在給母親的信里寫道：「我為有一個像儒勒這樣寵我，愛我，關心我的丈夫而感到幸福」。中國腹地讓這個已有亞洲生活經驗（隨父母在東南亞生活過）的19歲女孩印象深刻。儒勒的關心當然是強大的支持，尤其是在一些動蕩的夜晚，最無憂無慮的人也不得安生：「我度過了一個可怕的夜晚，發著高燒，受著驚嚇。今天早上有過槍響，我知道是強盜搶劫。而且他們曾經在我們的房子周圍遊盪。」
可是這一切都不能阻止麥爾塞黛在1921年2月2日生下了女兒瑪利。這個女孩在八十三年後還回憶說，她的出生是件完美的事，她從未就此聽到過任何抱怨之詞。而多年之後，已是滿頭白髮的瑪利要盡一切努力來講述她父母的故事……
儒勒的生活發生了如此大的改變，而中國的狀況卻是沉痛的。如果說1911年的革命以現代化的名義取代了帝制，那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就是軍閥和匪幫的年代。1921年3月13日，儒勒在一份關於萬縣（重慶上游的縣城）暴亂的報告中，呈現了這種面貌。他講述了一個中國人熟悉的農民起義的故事，幾乎沒有武裝的農民跟著一個自稱受了天命的男孩反抗軍閥，結果遭到血腥鎮壓。農民們橫屍江邊，那個男孩的頭顱被人提著在街上遊行。這是一個農民受盡饑荒和軍閥折磨，隨時可以跟著任何人揭竿而起的國家。
這就是為什麼當時人們把中國稱為「匪幫之國」的原因。這種現象一直延續著。1930年的統計表明，中國有兩千萬各式匪徒，占男性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正當軍閥和路匪使民眾恐懼的時候，學生繼續著五四以來反對帝國主義的活動。重慶也參與了這個浪潮。1921年，儒勒以一貫的幽默，記下了學生們如何抵制日貨，並控訴那些出售日貨的商人的情況。
重慶的學生們剛剛接受了一個光榮的任務：在最秘密的狀態下，準備進行一場反對日貨的運動。他們認為，城裡的商人剛剛從新運行的汽船上卸下了一批商品。他們沒有任何武裝，直接衝上卸貨的汽船，或衝進商店，拿走標有「日本製造」的商品，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