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跟你說過的那樣，在郵給《A.B.C》周報文章的那封信中，包括了一整套法國版印度支那的郵票，上面有不太容易辨認的「重慶」印章，這套郵票寄給你，是想獲升值的。這些郵票很有意思，四川人不顧一切地想獲得外國郵局的郵戳。如果你也感興趣，我也可以託人給你寄英國、德國和俄國版系列。我認為沒有其他國家的了。
在中國，簽署的條約規定，所有歐洲人的住房擁有外交豁免權，就像法國在國外的使館和軍隊擁有的那樣。在領事館這裡，就像在法國，不在中國，警察沒有任何權力闖入。必須承認，我並不知道這裡所有的優勢，我的男僕無疑比我更了解這些條約，並從中獲利。他在自己屋裡開了一家小賭場，自然進入這個小娛樂場所是要付錢的。因為我夜晚從不走出辦公室和天井，對此一無所知。.如果有時我聽見錢幣碰撞的聲音，還以為是他和同事們在算帳。
昨天，我們在領館向一位中國官員告別。他是張先生，中方官員翻譯，中國非常罕見的天主教官員之一。他傳達了我房東的話，警察已經發現了這家賭場，賭博在中國是明文禁止的。你可以想像我回去後發脾氣的場面，我從來就沒有用過那麼大的嗓門，哪怕在我生氣的時候。如今，我一聽到金屬碰撞的聲音就會蹦起來。如果我抓到一個賭錢的人，就用席子把他包起來扔進警察局，同時，我還要把所有參加賭錢的人開除。
成都，1909年8月8日
親愛的媽媽：
周五我把信放到郵局還不到一小時，您6月18日的信就來了。信里充滿了嚴肅的建議，正好在這個時候能幫助我看清就要來臨的一年。你說您可能不適合指導我。如果不是您的話，那麼誰又有這份感情和權力來做這件事呢？ 無論我可能有什麼樣的壞情緒，從沒說過傷害您的話。 如果我這樣做了，請求你原諒。我還請您繼續這樣常常來幫助我：一個人很容易破罐破摔，這裡真的是沒有任何人來嚴肅地引領我。在巴黎，我只有您。
晚上，我睡得很香，突然聽到門口有敲鼓的聲音。是您深情的電報在晚上11點到了。我謝謝您想到了這一點。
周一，9日
周六晚上，我在埃塞多先生和夫人家。他們是我最近的鄰居，下班後無論幾點，我都時不時地去拜訪他們。他們也把我當「鄰居」來邀請。我知道我是惟一受到如此青睞的「鄰居」，這意味著我沒有給社區留下壞印象，我很高興。中國的街道在夜晚很有意思。除了錢商的店面以外，很少有汽油燈，大多數是普通油燈，更確切地說，是小照明燈。住家也是這樣。由於沒有窗戶，只有活動窗板，就得打開點空兒來喘氣。小照明燈掛在天花板上，我看到這些蜷縮的人一個緊挨著一個。他們在祖先靈位前燒著小香，這種苦味的煙和照明的油煙，餐館和工廠的爐煙混起來，就像咱們那些賣油炸土豆的商人製造的效果一樣。
多羅那少校實際上在成都呆了不短的時間。邦思當第先生經常和我說起他。多羅那寫了本書叫做《作為革新者和戰鬥者的中國》。按照外交家的說法，這本書更多地表達了作者本人願意看到的東西而不是現實。誰對誰錯？ 我不想回答這個問題。 這幾天我有好多事要做：我得謄抄兩份邦思先生的報告，一共是小圓點稿紙的三十頁。熱起來的時候真可怕！邦思和他的報告見鬼去吧 。 我在辦公室一直呆到晚上6點。可大家還都說外交家無所事事。幸虧邦思已經說要離開整整一個月。
十分溫柔地吻您
儒勒
儒勒嚴格遵守公文寫作的規定。他幾乎每天都要給眾多的通信者每人寫一封信，他用一種特殊的方式規劃這些通信，儘管他時時要抱怨沒有回信。這種對細節的關注和記錄，方便了我們在一個世紀之後還能進入他的日常生活。當儒勒探索老城，品嘗新菜，或開始意識到熏腸和乳酪的缺乏之時，邦思當第實現了一個願望：讓儒勒用一架風琴演奏音樂，這架風琴是他在這個世界盡頭的成都租到的。他母親對成都有如此多的天主教教團感到好奇，刺激這好奇心也讓儒勒頗有成就感。他不停地向我們顯露出他性格的一部分：「我沒有對大事吃驚的習慣」。他以一種令人吃驚的平靜融入了這不平凡的新世界。他向我們證明他敏感到這種平靜。他同時也給了我們一些初步的解釋：「我內心有愉快的底子，可能還有一種真實的能適應的天性。它使我成為社區里的小丑，課堂上的講師，中國的外國人，領館裡的外交官。哎，可是，它現在不允許我顯露出文人氣息」。就像他後來在其他機會表達的一樣，儒勒認為自己沒有具備作家的素質。他注入了很多心血的通信，則是一種不同於文學家的工作。是的，他通信中的文學效果較弱，或許看起來他不像他的法國同胞一樣有才華，既沒有寫一本巨作的雄心，也沒有豐富文學史的願望。他只是在私密的場合，在和他的通信者特殊的對話中，謙虛地講述著他的日常生活。不時顯露出記者的重現真實的功力，詩人的敏感和小說家的想像力。歷史，就這樣在字裡行間重現。
上海的報紙讓儒勒了解了克萊芒政府垮台的消息，而北京的一場爭奪皇位的戰爭吵翻了中國。自從光緒和慈禧去世以後，1908年，中國的政權掌握在一個3歲孩子——溥儀的手上，而實際是掌握在他父親的手上。1900年，光緒挑選的一個繼承者和小皇帝之間的敵意越來越明顯，儒勒說過這會「對中國變得很嚴重」。因為這繼承人的父親是義和團的頭腦，外國勢力曾施加壓力阻礙法令的頒布。然而九年以後，那個錯過機會的候選人又到朝廷生事了。
1901年1月，一個關於「新政」的龐大計畫出台，在呼喚儒家道德的同時，想要改革中華帝國的體制。所以二十世紀的頭十年，頒布了一系列想要國家現代化的政策。教育體制改革了，行政措施理性化了，各個部成立了。在軍隊方面，傳統的體系被一支「新軍」代替，它是由帝國直接統管的，省級議會也建立起來，代替了傳統的自治。而且就是在1909年，第一批議會在各省召集，儒勒向他母親透露了他對中國這場「現代化」的懷疑。
給您講個讓你欣賞這「革新的中國」的故事。如今，人們盡在談憲法。人們都談是因為沒人知道它究竟是什麼。老太后在臨死前，簽發了一道政令，計畫了十年之內實現中國的政治現代化，要有議院和一系列重要的設施。每年都要有實際進步。今年我們開始了，我們提名一些「自治」參議員來給省長建議。市和市以下的政府都聚集民眾，向他們解釋要做什麼。注意了，只有一次選舉，所以只是人口中的上等人才能參加。那麼，在湖南省，你知道誰得票最多嗎？一個湖南歌女！這之後，我們就能真的開始對多羅那先生來說如此親切的革新中國了。
這個儒勒多次提及的多羅那少校是一個自視對中國和它的變化了解很多的人，他似乎總是受到駐華外國人的嘲笑。邦思當第也對這種現代化進程持保留態度。他在1909年7月的一份報告中寫道：「我認為，中國在一些新思想影響下而發生的演變，在這裡處處導致了一種混亂和天性中的不適應，這將引起嚴重的憂慮」。攝政王的努力和現代化的發肇，並不能產生效果，更不能挽救滿洲王朝。
帝國氣氛又緊張起來，儒勒在他的領館中充分地感受到這一點。他幾乎在第一線，因為「革命」的浪潮基本上是從四川掀起的。
成都，1909年8月13日
親愛的媽媽：
我真欣賞那些甚至在成都也會覺得無聊的人。活到現在，我從來沒有這麼充實過，這不只是因為領事館的事，更因為自己的事兒。大清早，一睜眼我就開始寫，從中午到2點，在去領事館上班之前，我又在寫。晚上6點半或7點回家的時候，我一直寫呀寫到睡著或是手痙攣起來，這也難免。我的通信夥伴不像我責怪他們一樣怪我。我平均每天寄一封信，規格像你的一樣，紙大字小。而且，我越來越感到寫信的魅力，向這人那人講述的東西盡量不重複，常常令我自己都吃驚。十五個通信人的信件被我小心地放在一個大夾子里，我還把每次回信的內容在卡片上作一個小摘要塞進去，以免我三番兩次給人家寫同一件事。其他不太忠實的通信人，被放到普通的一堆信件中，標上「其他」，並有一張記錄信件達到日期的表格。惟一不幸的就是，如果需要，我還會繼續讓人做特殊的（放信）格子，我的抽屜已經滿了。除非你（抄我信）的本子特別厚，它也很快就要達到這種狀態了吧。
邦思先生在一個賣歐洲貨的商人那裡租來一架漂亮的風琴（日本或美國生產的）。作為傢具實在不錯：胡桃色的木材，大碗櫥的形狀，還有放小玩意的架子，一面鏡子等等。像嚴先生這樣一位聰明人，也告訴邦思先生，說他看見了一件非常方便實用的傢具，有可以寫東西的斜桌，還有可以梳妝的鏡子。謝謝，我有一架風琴了，不過這可不是為了給我或別人刮鬍子用的。租金可能是20幾個法郎一個月，邦思先生送我的一份好禮物。自然而然，現在，早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