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
我於1921年出生於中國，在長江上游的一個叫重慶的城市裡。
怎麼說我的出生呢？嗯，看起來是滿順利的。因為我從未聽到就此有什麼抱怨。那時除了一個從揚子江下游專程趕來的法國醫生，城裡沒有專門的醫生。在修女們的幫助下，正是這位維鴻醫生使我降臨人間。這些修女的特點是從不獨自行動，她們在每一項護理程序中總是兩兩成行。那時候，年輕母親要在床上度過三個禮拜。這三個禮拜是天堂，據說領事館所有歐洲和中國的工作人員，每天不停地給小瑪利帶來禮物。
母親當時應該是19歲，她沒有乳汁，因而不能自己哺育我。維鴻醫生只好請來年輕的中國母親做我的乳母。所以我是一個中國女人奶大的。我保留了一張我的乳娘安娜發的照片。母親因為不能親自餵養我，總懷有犯罪感。
父親和他的母親有一種特彆強烈的母子之情。我的祖母瑪利亞死於1926年。父親曾經非常敬愛她，所以把她也帶到重慶來一起生活，儘管這對新婚的小兩口來說相當不容易。我也很喜歡瑪利亞，儘管她在我5歲時就去世了。我還是記得她的形象：總是微笑。有一天，我吃得太撐，她告訴我這樣肚子會爆炸的，於是就用一根細繩子把我的肚子捆起來……
我和另一位法國孩子呂西安?博達爾出生在同一張床上。我們的母親各自先後在使館生產。我曾經很想與博達爾一晤，但未能如願。畢竟他保存了關於重慶的秘密，而我留下了我的記憶。我讀過他的一些著作，特別喜愛的是他的回憶錄。我想他是9歲回到法國的，而我在中國呆到16歲。成為他的仰慕者，是因為我曾想要講述他所講述了的一切。
兩年前，我又去了重慶。有一股強烈的衝動促使我重歸舊地，為尋找我再也沒有返回過的出生地。非常奇怪，重尋我出生的領事館，我生命之源頭的慾望，對於我慣常所表現的人格來說，顯得有點偏執。雖然歷盡周折，但這趟重慶之旅對我來說是非凡的。在旅行的組織過程中，我有幸碰到了一位年輕的法國女導遊，而後她又和一個可愛的中國導遊成為了朋友。
我帶去了一張我出生時代的關於重慶法國領事館的明信片，從上面可以辨認出一座歐式大型建築坐落在山坡上，綠樹環繞，四周散落著房屋。可是，如今的重慶已經變成了一個有幾百萬人口的大城市！看了我帶去的明信片，中國導遊認為，法國領事館是他知道的江邊的一處所在。快10點的時候我們到了那裡，兩位導遊開始詢問當地居民，是否知道以前的法國使館。一些人就像我們在中國總是碰到的那樣，手臂一揚，給我們指示了非常模糊的方向。作為細節參照，我還帶上了自己1歲時的照片。照片上祖母瑪利亞扶著我，放我的那張桌子擺在一排小台階上。我們繼續在附近轉悠，已是漆黑的深夜。突然，我停在一座樓前，大叫起來：「這就是我的台階，這就是我的台階。」這正是照片上石階的梯坎！在這座美麗建築的底層石塊上，我看見這樣的石灰題字：「法國領事館」。石階直通房屋，大花園被一條路取代。我們看見屋裡有隱約的燈光，就敲門試探。一個人打開門，向我們解釋說，這裡原來是一座倉庫，現在成了麵粉裝包車間。儘管時辰已晚，那人還是非常善意地讓我們進去。
仍然有一絲懷疑。我不太確定，尋摸著，真的是這裡嗎？……直到在屋子裡面的院牆上發現石頭上刻著的題詞 : 「1919年，印度支那總督保羅?杜梅爾，在此指揮建造了法國領事館」。這正是我出生的領事館，令人震驚！我和兩個導遊都很激動。另外，當時的情景是深夜，我們提著小燈籠照明，給這一切增添了探險意味 。深一腳淺一腳地找到這個石頭上的題詞，真是奇蹟。七十年後，找到我出生並於2歲就離開的領事館，真是動人心魂。這趟在重慶的逗留，成為我一生中最深刻的記憶之一。彷彿普魯斯特所說的追憶似水年華……
海南
1923年，我們來到中國南部的海南島，海南當時的首府是海口，那裡靠近廣州。我的兩個弟弟出生在此。領事館環境優美，我還記得那些椰子樹，因為我們要不斷躲避掉下來的椰子。那兒有一些蠍子，曾經爬滿了花園。還有海盜，曾在當地留下恐怖的傳聞。有一次，海盜要去修道院。大修女看見這些人下船，就關上修道院的門，站在門口，雙臂交叉。她們跟海盜說不能通過……反正後來他們就真的沒進去！
對於修女們主持的聖萬桑孤兒院，我有非常清晰的記憶。她們收養所有被扔到陰溝里的女嬰，由於窮困，那時的人們不得不只保留男孩。我記得是三個大修女管理這個孤兒院，她們穿著異常寬大的裙子，戴著從聖萬桑時代就未曾改變的三角尖錐帽。她們走來走去，懷裡總是抱著小寶寶。這些任務讓她們忙碌不堪。在我記憶中，現在仍然有一股淡淡的從嬰兒室里傳來的味道，夾著尿騷和奶腥，因為她們實在沒工夫及時給每個寶寶換尿布。
這些小姑娘長大成人後，成為年輕男人嚮往的對象。由於接受了良好教育，又都在修女開辦的刺繡工場工作，這些小姑娘接到許多求婚請求。修女們對這些婚姻都要從中插一手。她們扮演著母親的角色，向當地人探聽這些求婚者的情況，決定姑娘們的取捨。她們可不能讓一手養大的女兒輕易出手。
我還記得海口的一個大鬍子神甫朱里奧特，還有埃塞爾多醫生，雷奧代神甫。雷奧代神甫是社區的活躍分子，總是用大嗓門唱著「水兵，起航，水兵，起航，船行在浪上……」在我年幼的眼中，所有這些人，神甫呀，醫生呀，都年紀一大把。但其實他們也不過就30到35歲。那裡還有一些英國人和一些美國人。有一位歐亞混血的貝特羅先生。他的父親是法國人，母親是中國人。他有七個孩子，我的父母做了這些孩子們的教父和教母。這樣，在我們的中國生活中，總能碰到七個小貝特羅中的某一個。無論在上海、漢口或者是廣東……總有一個貝特羅在那裡。
這是一段熱烈多彩的領事館生活。歐洲人為數不多，我們常常聚會，食品可以和當時法國最好的菜肴媲美。我母親那時還是個小姑娘，從來沒做過飯，她用一本法文菜譜來武裝自己。我們的中國廚師阿發，按照我母親的示意就能做出最好的西餐。於是我們就吃著一位中國廚師（對法餐不屑一顧）做的可口西餐和中餐。
儘管我們是惟一的歐洲小孩，可一點也不寂寞。我的兩個小弟弟和我，有各種球和自行車。中國成為我們的大遊戲場。父母從不讓我們感受到他們碰到的各種憂慮和問題。我們常去外海的一個小島上游泳。去那裡首先要乘船走一段海路。為了爬到船上去，我們必須從水面上爬一段搖搖晃晃的繩梯。這可苦了那些穿著大袍子和肥襯裙的修女。
在野外遊盪時，我們被那其實是墳墓的小土堆嚇著了。我記得後來，我們還藏到那些土堆後面撒尿。除了上海以外，別的地方沒有為歐洲孩子準備的學校，是父母擔任了教育我們的職責。像其他歐洲的孩子一樣，我們由一個中國阿媽撫育，由一位法國神甫啟蒙語法和文學。
廣州
在重慶和海口之後，我們到了廣州。這段時日尤其動蕩，國民黨當政，革命四起……1925年，我6歲，從那時開始，我明白有一個做領事的父親意味著什麼。
對於我們來說，有一個代表法國的父親是一件無比嚴肅的事。法國國旗在領事館的屋頂上飄揚，熱愛和尊重自己的祖國，這個念頭在我心中非常濃烈。我認為自己的父母也是愛國主義者。母親在「一戰」中失去了九個兄弟中的六個，由於他們的獻身，我的外祖父在被軍隊徵兵後又獲准免去兵役。所以，在1916年，他能夠作為工程師去印度支那修築鐵路。1919年，我的外祖父母帶著他們的兩個女兒回法國，和回國休假的父親正好在同一艘輪船上。在船上共度了一月，我記得他們曾告訴我這艘船的名字：「保羅?勒加」。父親和母親初次相逢，在船上，他們確認了要終身結合。
廣州的政局非常緊張。中國起義者包圍了法租界，我們無法出去。一個想出去的法國人被一槍擊斃。領事館的人挖壕溝，存糧食。停靠在珠江邊的法國戰艦給我們運送食品供給。任何中國人都不得留在歐洲使領館工作。由於人手少得可憐，我們不得不自己維持日常工作。我們的廚師阿發是個例外。作為中國人，他被勒令離開，但他又沿著珠江悄悄回來了。父母驚喜地迎接了他。從1923年到1945年，他一直跟隨著我們，度假也和我們一起回法國。他真正的家庭，是我們。
在廣州的第一次起義中，租界被打破，我們和起義者發生了衝突。我當時5歲，清楚地記得，曾為了跨越領事館的大花園而一陣瘋狂奔跑。那是為了讓我們三個小孩子能藏到旁邊銀行的金庫里去。父親此時出門總是著裝整齊（隨時準備遭遇不測），他並開玩笑說，他的腦袋已經被標了價，不比一個小牛頭貴！
後來，我回法國休假。在休假期間，我接受了闌尾手術，為了表揚我的勇敢，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