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越來越相信，世界希望告訴我什麼，正在向我發送信息、警告與信號。我來到泊特克沃之後就發現了這個情況。每天早晨我都要走出庫吉瓦旅店到港口去散步。經過氣象台時，便想到日益臨近的世界末日，其實這一過程早已開始了。如果什麼地方可以測定世界末日的話，那麼這個地方就是泊特克沃氣象台。這是一個搖搖欲墜的棚子，四根木柱上罩著一塊鐵皮當房頂，房頂下砌有一個托座，上面擺著各種記錄氣壓、濕度和氣溫的儀器；它們那帶刻度的鐘筒慢慢轉動，發出鐘錶般的嘀嗒嘀嗒聲，記錄桿上的筆尖在鍾筒上往返滑動。風速器與風向標像天線一樣高高聳立，而雨量計的漏斗卻像個小矮子擠在氣象台其他儀器之間。這個氣象台孤零零地建立在本市公園內一座山坡的頂端，頭上就是珍珠藍色的晴朗的天空，彷彿被有意安置在那裡以吸引氣旋與熱帶海洋中的龍捲風，並心甘情願地忍受暴風雨的摧殘。
有時候我不論看見什麼，都覺得它充滿含義。我覺得很難把這些含義傳給別人，很難形容它們或把它轉換成語言。正因為如此，我才認為外界事物包含的意義十分重要，是對我也是對整個世界的提示或警告。對我來說，這個含義並不是外界事物，而是發生在我內心深處的現象；對世界來說，它表明這些並非偶發事件，而是普遍現象。講述這些東西沒有別的辦法，只能通過一些跡象，你們一定能理解我的這個困難。
星期一。今天我看見一隻手從監獄的窗戶里伸出來，伸向大海。我習慣地沿著港口的防波堤散步，一直走到古堡的後面。這個古堡外面有一圈斜牆，斜牆窗戶外面加了兩層或三層鐵欄杆，彷彿被完全堵死了。雖然我知道裡面關著犯人，卻一直把這個古堡看做是一件沒有生命的東西，看成是礦物世界的一部分。因此那隻手的出現使我大驚失色，彷彿岩石上長出了一隻手。那隻手的姿勢極不自然；我想大概由於牢房裡的窗戶很高而且鑲在厚厚的牆壁之中，囚犯如果沒有雜技演員，不，如果沒有柔術演員那種功夫，不可能使手臂穿過幾層鐵欄杆伸到外面來這樣晃動。這不是囚犯傳給我的信號，也不是傳給別人的信號；起碼我不認為那是囚犯傳給我的信號，當時我甚至沒有想到囚犯。那隻手蒼白而瘦弱，與我的手沒什麼區別，一點也不像囚犯那種粗糙的手。我認為那是岩石傳給我的信號：岩石想告訴我，我與它的實質是相同的，因此構成我這個人的物質不會由於世界末日的來臨而完全消失，總有些東西會保存下來；因此，在那個沒有生命、沒有我、也不知道我曾經存在過的世界裡，某種信息傳遞活動仍然是可能的。我是說這就是我看見那隻手時獲得的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印象。
今天我一直走到古堡瞭望台那裡，那下面有一小塊海灘。此時海灘上尚無遊人，前面是灰濛濛的大海。那些柳條椅子（這種椅子椅背很高而且向內凹陷，以防海風）排成半圓形，似乎要表示一個沒有人類的世界，在那個世界裡一切事物都表明人類已經消失，人類已不復存在。我感到一陣頭暈目眩，彷彿我正在跌入有人的世界與無人的世界這兩種世界之間的深淵之中，而且不論我跌到哪個世界裡，世界末日都已經來臨了。
半個小時之後，我又來到這瞭望台上，發現海灘上一把背朝著我的柳條椅子上有條淺紫色的絲帶在飄蕩。我沿著一條陡峭的羊腸小道下到一處平坦的地方，變換個角度向下觀看：不出所料，是茨維達小姐坐在那柳條椅上，完全被椅背遮蓋住了。她頭上戴頂白色草帽，膝蓋上攤著速寫本，正在對著一隻貝殼寫生。我見到她並不感到高興；今天早晨碰到的一些不吉利的徵兆也勸我不要同她講話。二十天來我出來散步時總看見她獨自一人待在海灘上，很希望能和她談談；每天走出旅館時我都抱著這種打算，但每天都遇到一些事情使我欲言又止。
茨維達小姐住在海葵旅館；我是在服務台打聽到她的名字的，也許她已經知道這件事了。這個季節來泊特克沃度假的人很少，其中的年輕人少得可以說屈指可數。她常常碰到我，也許她也希望有朝一日我會開口向她問候呢。阻礙我們進行交談的原因很多。首先，茨維達小姐收集貝殼、畫貝殼；我呢，多年以前，那還是我少年時代，曾經收集了許多貝殼，後來卻放棄了這種愛好，什麼分類呀，術語呀，各個品種的地理分布呀，全都忘記了。與茨維達小姐談話勢必引導我去同她談論貝殼，我不知道現在對貝殼應該持什麼態度：是裝做一竅不通呢，還是回憶那些現在已模糊不清的往事。貝殼這個話題會迫使我考慮我與過去未能進行到底、現在處於半遺忘狀態的那些事物還有什麼關係的問題。這個問題使我局促不安，不願與她談話。
另外，這個姑娘專心致志地畫貝殼，表明她追求外部世界能夠提供的因此也是能夠達到的完美的外形；而我呢，我則相反，我早就確信完美只能是部分的與偶然的，因此無需苦苦追求，事物的真正實質當事物解體時自己會顯露出來。如果我要接近茨維達小姐，就應該對她的繪畫表示讚賞（就質量而論，她的畫很細膩，我已經看到過了）。起碼在最初一段時間裡要假裝贊同那些我一直反對的美學上與道義上的原則；要不然就冒著使她傷心的危險，一開始就聲明我自己的觀點。
第三個障礙是我的健康狀況。我遵醫囑來到海邊，健康狀況雖有好轉，但仍不能出門會見生人。我還在時斷時續地犯病，尤其是這種討厭的濕疹又加劇了，迫使我放棄一切社交願望。
我有時在氣象台遇到氣象學專家考德雷爾先生時，與他交談幾句。考德雷爾先生每天中午來收集氣象數據。他身材修長、清瘦，皮膚很黑，有點像印第安人。來時騎著自行車，目視前方，彷彿要騎穩就得集中注意力似的。他把車靠到棚子邊上，從橫樑上取下手提包，掏出一本又窄又長的登記簿，然後登上托座的台階記錄下儀器上的數字：有些用各種鉛筆登，有些用他那隻粗鋼筆登，注意力十分集中，一刻也不鬆懈。他身穿一件長外套和一條法國輕騎兵式馬褲，都呈灰色或者是黑白相間的小方格，連他戴的帽子也是這種顏色。他完成這些工作之後才發現我在注視他，並和藹可親地與我打招呼。
我發現考德雷爾先生的出現對我十分重要，這說明有人對工作還一絲不苟，負責到底。雖然我知道這種工作態度是徒勞無益的，但對我來說它卻是一種安慰，因為它是對我這種糊裡糊塗生活的一種補償。雖然我已經明白目前我不能不這樣生活，但仍然覺得這是一種過錯。為了彌補這一過失，我才站在這裡看這位氣象學家工作，甚至和他交談，雖然這種談話本身對我並沒有什麼吸引力。他自然用我能夠聽懂的辭彙跟我談天氣，非常詳細地告訴我氣壓變化對健康的影響，當然也談些我們這個時代氣候不穩定的現象，援引一些本地氣候中的例證或者從報紙上看到的一些消息。他談話的時候，性格不像頭一眼見到時那樣內向，有時還愛激動，愛講話；尤其是他批評大多數人的思想與言行時，言詞相當激烈，因為他是個不願隨大流的人。
今天考德雷爾先生對我說，他計畫離開這裡幾天，要找個人頂替他記錄數據，但是他在朋友之中找不到可以託付的人。就這樣，談著談著他問我是否有興趣學習看氣象儀器，如果我願意學的話，他很樂意教我。我既未表示樂意，也未表示不樂意，或者說，我至少是不願意給他一個準確的答覆。但是當他走上托座登錄數據時，我卻站在他身邊，他則給我講解如何讀出最低溫度與最高溫度，如何確定氣壓變化、降水量和風速等。簡而言之，我不知不覺地接受了他的委託，從明天中午十二點起在今後幾天里頂替他。他沒有給我時間讓我考慮一下，也沒有拿出時間聽我對他說我很難立即做出決定，多少有點強制地讓我接替他這個工作。儘管如此，我還是很喜歡這項工作。
星期二。今天早晨我第一次同茨維達小姐談話。記錄氣象數據的任務，對改變我猶豫不決的性格肯定起了某種作用。就是說，我在泊特克沃的生活中，第一次有了事先確定的、我不能不履行的任務；因此，不管我和茨維達小姐的談話進展如何，十二點差五分我便會對她說：「哎呀，我忘了，我得趕快到氣象台去登錄數據。」我會跟她告別，可能覺得戀戀不捨，也可能覺得如釋重負，不管哪種心情我都會果斷地同她告別。我覺得，昨天考德雷爾先生向我提出這個建議時，我已經隱隱約約預感到，這個任務將會鼓勵我去同茨維達小姐講話，但是，只有現在我才清楚地看清這點，清楚地意識到這種感覺。
茨維達小姐正對著一隻刺海膽在寫生。她把馬扎放在防波堤上坐在那兒；刺海膽肚皮朝天，肉棘展開，用力地抽搐著妄圖翻過身來。這位姑娘畫的是軟體動物的肌肉擴展與收縮的草圖，採用明暗對照法，並在周圍用密集的豎線勾出輪廓。我心裡想好的論點，即貝殼的形狀是虛假的和諧，掩蓋了大自然真正的實質，但現在這個論點是牛頭不對馬嘴了。刺海膽的形象以及姑娘的畫，都給人留下一種令人噁心的、慘不忍睹的印象，彷彿見到一副剖開的肚腸。我沒話找話地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