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阿道夫·希特勒的政治生活的擴展，他的私生活也擴展了。在他周圍形成了兩個內層——一個是由像戈培爾、戈林、赫斯（及他們的夫人）等組成；另一個則更具有私人性：司機、秘書、僕人、及其他親近者。最內層包括一名建築師施佩爾，一名飛機駕駛員波爾。同時也包括一些較年輕的軍事副官，例如海軍中尉馮·普特卡默，陸軍代表尼古拉斯·馮·貝羅等水平不同的人們。有些是屬於兩個圈子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馬丁·鮑曼。此人早年就追隨赫斯，現在是赫斯駐柏林代表。由於這個緣故，波曼便有機會接近元首，為元首的日常需要孜孜不倦地工作。雖然他不為大多數德國人所知，不知疲倦的波曼卻與希特勒形影不離，把元首的片言隻語都記錄在袖口或筆記本里。
希特勒本人則在這兩個圈子間來回穿梭，也在眾多的高級文武官員中出沒。他無法做到的是，他不能一本正經地去完成高級辦公室的事務。他是個夜貓子，通常要在中午前幾分鐘才到辦公桌旁。一坐下他便把奧托·狄迪里希收集的各報的主要內容瀏覽一遍，然後匆匆去進午餐。回來後，他便集中精力處理那些他感興趣的公務。而把令他厭煩的事務往後拖延至下班後處理。他常與施佩爾和傑斯勒討論柏林、慕尼黑和林嗣等城市重建工作，一討論就是幾小時，而他從興登堡手裡沿用下來的國務秘書漢斯·拉姆斯和奧托·梅斯納則在一旁不耐煩地等候著只有國家元首才能作出的決定。
他的工作方法常常使魏德曼上尉非常關切。在作出重要決定前，他的私人副官很難讓他坐下來看文件。「他認為」，魏德曼寫道，「許多事情，只要你不去惹它們，自然會辦好的。這點，他是很少錯的。問題僅僅是，這些事情應如何辦。在選擇來訪者方面，他也是狂妄不羈的。有些官員需要在客廳里等上數天才能見他。但是，若某箇舊日老友來訪，他便立刻叫他去進午餐，讓他在餐桌上把問題提出來。問題常常就在餐桌旁解決。」
希特勒的工作時間表本來就很不規律，但繁忙的國際事務常常又將它打得更亂。這樣，他便幾乎抽不開身去看他的情婦。阿道夫·希特勒的愛已變成愛娃·勃勞恩的整個生命，即使他曾明確向她表示，只要他還是帝國元首，他就無法與她結婚。「就我而言，結婚可能會成為我的災難」，７年後他對內層人士說，「夫婦之間，必然會有誤解的時候；當做丈夫的不能把妻子認為自己有權得到的時間全部給她時，誤解便會產生。」女人只為自己的丈夫而活著，而她也希望他能那樣。男人是她的思想奴隸，受責任左右。「我會享受不到婚後的快樂，只能看到被忽視的妻子的怒容，否則我就得對工作馬馬虎虎……婚姻之壞處在於它創造出權利。這樣，找個情婦比娶妻要好得多。這可減輕負擔，可將一切都建立在贈予的權利水平上。「當他發現他的兩名中年處女秘書約翰娜·烏爾夫和克里斯達·施洛德，把臉孔耷拉下來時，他連忙改口說：「我剛才說的當然只適用於較高級的人物！」
愛娃原是悶悶不樂，但難得前來的情人那怕只來一次，也能暫時減輕她的痛苦。「昨天，沒想到他來了」，她在２月１８日的日記中寫道，「晚上過得很愉快……他如此愛我，真令我幸福無窮。希望永遠如此。」兩星期後她又寫道：「我又痛苦死了。我沒法給他寫信。這本日記不得不成為我難言苦衷的貯藏所。」他星期六來了，但與她度過「幾小時美妙的時刻」後，他又走了，沒說何時再來。「我如坐針氈，覺得他時刻都可能前來。」
一星期後，她又寫了日記，但寫得雜亂無章，好像是匆匆忙忙寫的，或是有極大的感情壓力：
「八天沒聽到他的消息了，我真希望生病才好。為什麼我身上就不發生點兒事情，為什麼我要忍受這些。真希望不曾見過他才好呢。我絕望了。現在，我要買安眠藥了，至少，我能昏昏沉沉，不再去想這麼多了……他為什麼要這樣折磨我，不把這筆風月債一筆勾銷。」
幾天後，她又為他找借口：他的「政治事務太多」。但當他請她到「四季旅館」去，她的「耐心等待」的決心便煙消雲散了。
「我在他身旁坐了３個小時，卻連一句話也不能說。分別時，與先前一樣，他遞給我一個裝著錢的信封。他要能在裡邊寫上一句問候語或一兩個好聽的字眼，那該多美呀，它會使我高興的。但這些事兒他就是想不到。」
到月底，當聽到閑言閑語說希特勒已另外找了一個外號叫瓦爾庫莉的女人時，她的孤獨便成了極度的嫉妒。
「……我覺得，他不告訴我，這是不公平的。他應該了解我，如果他突然發現自己的心已屬別人時，我是不會礙手礙腳的。」
５月底，在絕望之餘，她給他寫了一封像是哀求的信，之後便在日記中寫道：
「……如果到今晚１０時還得不到答覆，我就吞２５粒藥丸，輕輕地睡到另一個世界去。
「３個月不給我寫一句安慰的話，難道這就是他常向我表白的偉大的愛情嗎？
「就算這些日子來他腦子裡裝滿了政治問題，總能找到一點時間輕鬆一下吧！去年怎樣呢？羅姆和義大利不也給他許多事做嗎？但他還有時間給我……
「恐怕後邊還有點兒別的什麼。
「不應我負責。當然不。
「也許是另外一個女人——但不是瓦爾庫莉姑娘，那不像是真的；不過，還有許多別的姑娘呀。
「還有什麼別的理由呢？找不到。」
幾小時後，她在日記中最後寫了哀憐的幾行：
「親愛的上帝，真怕他今天不理我。要有人能幫助我就好了，一切都絕望得可怕。也許我的信到得不是時候。也許我壓根兒就不該寫。
「不管怎樣，與其要這樣捉摸不定，還不如立刻死了好。
「親愛的上帝，幫助我吧！讓我今天能與他說話吧！明天就太晚了。」
愛娃·勃勞恩有所不知的是，希特勒收到她的絕望信時，他正在接受手術。幾個月來，他一直喉嚨發痛。由於講演多，且又長得沒有盡頭，他的嗓子沙啞了，而且還發現喉頭長有東西。他舊日的恐懼又復活了。據施佩爾說，數月來，他老在談論菲特烈皇帝三世——死於喉癌。喉嚨痛不算，又兼胃痛——也許與青年時*？在維也納患的相類似。他一直在服新巴勒斯妥。很明顯，他是服藥過度，因為這葯含有粘合油。一次，他因此中了毒，驚慌不已，連忙把格拉威茨醫生叫來。他訴說頭痛、眩暈、耳鳴和重視。５月２３日，即元首發表重要外交演說後兩天，柏林大學耳鼻喉科主任卡爾·馮·埃肯教授從元首的聲帶上切除了一塊一厘米大小的息肉。這是個小手術（是在總理府進行的）只用了小量嗎啡作鎮靜劑。即使如此，希特勒卻甜睡了１４個小時。「我那時很擔心」，埃肯後來透露說。手術後，埃肯教授勸他在數天內不要大聲說話，將來也不要衝動，「不要大聲喊叫……」他承認，曾有人這樣對他說過，但一演講又全忘了（*引自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１４日的《時代》。該報曾報道說，希特勒曾請世界著名的耳鼻喉專家、維也納的海因里希·馮·紐曼教授檢查他的喉頭。紐曼是個正統的猶太人，他於是遭拒）。
埃肯向他的病人保證，他切除的是一塊「簡單的息肉」，就是說，是一塊良性生長物。但希特勒仍在犯愁，生怕像他母要那樣會長癌。他之所以未給愛娃回信或指示其副官打個電話安慰她幾句，大概是因為他思想集中在懷疑自己有病上的緣故。
在感到絕望和被拋其後，愛娃於５月２９日凌晨吞下了２０粒「瓦諾風」（安眠藥）。是她妹妹伊爾塞發現她昏迷不醒的。伊爾塞在一名外科醫生手下當接待員，學了一點急救知識。在給姐姐急救後，連忙打電話給她的僱主馬丁·馬克思醫生——她信任他。愛娃的日記是在醫生給她治病時被伊爾塞發現的。她決心為姐姐的第二次自殺保守秘密，便把最緊要的幾頁撕了下來，以免連累馬克思醫生——他是猶太人。伊爾塞也怕父親會作出強烈反應，也怕元首會詢問他的情人的精神狀態是否穩定。所以，她說，姐姐的自殺，部分是演戲。畢竟，愛娃只吞服了藥性比佛羅拿要輕的安眠藥——她明白，姐妹們回家後，總有一個會向她道晚安的。
馬克思醫生熱心地把病因說成是疲勞過度，是吞服安眠藥過量的結果。希特勒接受了這種解釋（但伊爾塞·勃勞恩至今仍堅信，元首猜出了真情）。不管是何種情形，這個「偶然事件」也達到了語言未能達到的目的。
那年夏天，她找到了自己的歸宿。１９３５年８月１９日，她與妹妹格里特爾遷進了３間一套的公寓房。該公寓房座落在環境安靜的波根豪森住宅區，離元首在慕尼黑的寓所只有一箭之遙。房租是由他通過霍夫曼間接付的。他還買了傢具，把房子布置了一番。
希特勒平時很少在那裡。他若是來，也是在鄰居們入睡以後。即使如此，他與愛娃的約會也很難保密，因為秘密警察在大樓內外暗中保護。另外，由於喉嚨依舊在折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