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次及爾後的多次講演中，希特勒好像在遵循格里戈爾·斯特拉塞爾的社會主義路線；在攻擊資本主義和腐朽的資產階級時，他甚至使用了左派的語言。但是，他卻把將城市工人爭取到國社黨一邊來的戰鬥鋒芒留給了一位更有資格的人去承擔。約瑟夫·戈培爾早已去了柏林，走時，他肩背一個舊書包（裡邊只有兩套外衣，幾件襯衣，幾本書和一疊手稿），買的是三等火車票。抵達後，他發現，柏林區的黨組織混亂不堪。他後來寫道，「在那些日子裡，柏林的所謂黨組織根本名不副實，五花八門的人湊在一起，具有國家社會主義思想的人只有幾百名。」他的說法雖然比他在日記中所記載的要不符合實際得多，但這絕不是誇大其詞。在首都，黨的會議常常變成叫罵比賽，抽耳光之舉成了家常便飯。一次，格里戈爾·斯特拉塞爾與一名叫哈格曼的發生爭吵，兩人吵得面紅耳赤，最後竟以提出決鬥而告終。
擺在戈培爾面前的任務，很明顯，是極端困難的。在他所管轄的近千名黨員中「除了彼此不和外」，在街道，還遭到數量上佔壓倒優勢的共產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的反對。當時的區黨部設在波茨坦大街一座大樓內的「骯髒的地下室里」。「簡直亂透了。財政被弄得亂七八糟。柏林黨區那時啥也沒有，有的是債務。」這種情況不但沒有令戈培爾泄氣，反而使他倍受鼓舞。他將總部遷至一個較好的地方，開始正常辦公，還健全了財會制度——由他親自管理。到１９２７年２月，區黨部不但全部償還了債務，而且還有１萬馬克左右的固定資產，還擁有一輛舊車。
戈培爾覺得，現在該是壯大黨的組織的時候了。為此，他就得引起厭倦的公眾的注意。「柏林人需要聳人聽聞的東西，就像魚需要水一樣」，他寫道，「他們靠此過日子。若不認識這點，任何政治宣傳都是無的放矢。此後，或寫文章，或發表講演，他都盡量迎合柏林人的口味。文章和講稿都寫得乾脆利落，生動活潑。他的衝鋒隊則在街頭找赤色分子尋釁——尤其是在他們有理時。他的理論是「能征服街道者，定能征服群眾；征服了群眾也即征服了國家。」
據房東太太說，凡作講演，他必先在大鏡前練習其姿勢，一練就是幾小時。上台後，他果然大有長進；不久，他便熟練地掌握了各種各樣的風格，在會議開始前，他總要問清聽講的對象是什麼人。「我該用什麼風格？民族的，社會的，還是感傷的？當然羅啰，這一切我樣樣齊備。」
他常用生動活潑的語言，爭取聽眾。他是個出色的演員，能立即從幽默轉向傷感再轉向謾罵。他常常故意挑動赤色分子，讓他們高聲抗議，從而為其所用。「製造喧嘩」，一次他說過，「是反抗的一種有效的武器。」在他看來，宣傳是一種藝術，而他又是掌握這種藝術的高手——他用美國式的招徠術兜售國家社會主義，好像它是世界上最佳貨物似的。
戈培爾在工人住宅區維丁區參戰的方式，是用醒目的大紅字樹起路牌，宣稱「資產階級國家快完蛋了」。１９２７年２月１１日，他邀請許多工人參加群眾集會。此次大會是在共產黨人常舉行集會的法魯士大廳舉行的。這是公開宣戰。主席剛宣布大會開始，一位馬克思主義的工人便高聲喊道，議程中有一點希望得到澄清。主席對他置之不理；那人再次重複他的要求時，被衝鋒隊轟了出去。一場鬥爭開始了。８３名赤色分子遭到毒打；１０多名納粹分子受傷。戈培爾此時大顯身手，下令將這些人抬上主席台，讓他們在那裡呻吟——這樣效果才更好。這一招顯示出戈培爾作為宣傳家的才能。法魯士大廳一戰，使納粹黨的名字上了報紙的頭版。這樣，原來對希特勒及其運動知之甚少的柏林人便明白了，原來城內還有一股新的政治勢力。這宣傳原是誹謗性的。不料，在爾後的幾天內竟有２，６００人申請加入納粹黨，其中５００人還申請加入衝鋒隊。
參加大會的人數一次比一次多。待希特勒出現在克羅飯店時，聽眾人數已達５０００。這次大會是為紀念馬克思主義者的節日「五一」節而舉行的；元首開講時儼然像列寧：「我們是社會主義者，是今天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敵人。他們通過不公平的工資以及用財富和財產的多寡，而不是用責任之大小和功勞之大小，不適宜地評價人的價值的辦法，剝削窮苦百姓。不管在何種條件下，我們決心摧毀這種制度。」接著他便大談特談所謂生存空間的問題，極力向黨員灌輸這種概念。他說，德國有６２００萬人口，面積卻只有４５萬平方公里，何等擁擠！「若考慮到當今世界上其它國家的面積時，這個數字是何等荒唐可笑。」解決辦法有兩條：用「驅逐最好的人種出境」的辦法減少人口，或「使領土與人口大小相協調，即使要用戰爭也在所不惜。這是上帝制定的最自然的方法。」
戈培爾原希望赤色分子搗亂，但一切都很平靜，連主要的報紙都未對此次演講作任何報道。為了使黨留在公眾的視線內，３天後，戈培爾在「退伍軍人協會大廳」組織了另一次集會。為此，他提出了一個挑釁性的反猶口號（「苦難的人民！誰會拯救我們呢？雅各布·戈爾德施密特？」），印刷了數千份，在柏林全市張帖。戈爾德旋密特，德國的大銀行家，也被激出席這次大會。他原擬應邀的，但在最後一分鐘董事會勸他不要前往，改由他的私人秘書出席。
戈培爾彬彬有禮，他冷嘲熱諷，令聽眾大為開心。「歡迎！柏林的工人！」他說「熱烈歡迎雅各布·戈爾德施密特年輕漂亮的私人女秘書前來！請不必把我講的每個字都記錄下來，你的老闆可在明日各報上讀到我的講話。」接著，他便鄙夷不屑地大談「猶太刊物」和」報界猶太會堂」。一位搗亂分子喊道：「你自己也不怎麼樣！」喊話人是個年長的牧師，他不停地打斷戈培爾的話。戈培爾無奈，只好示意讓衝鋒隊給他治罪。牧師被重打受傷，被抬到醫院。報紙說，受害者是新教的一位「頭髮雪白，受人尊敬的」牧師（其實，他是個酒鬼，被趕下講壇，後來成了納粹黨的一名積極分子）。這便激起了公憤，警察局於是下令，宣布柏林的納粹黨為非法黨。
禁令使戈培爾感到驚奇和怏怏不快。與此同時，他又用「遭禁而未死」之類的口號，儘力減輕局勢的嚴重性。由於黨被打入地下，他只好打出一些天真無邪的旗號，例如「平靜的湖泊」「美麗的橡樹」「１９２７年步行團」等，以掩蓋其組織。
警方施行反措施，發布了另一個禁令，禁止納粹在普魯士全境發表演說。
戈培爾並未驚慌失措。他辦起了周刊，恰當地取名，《衝擊》，於紀念美國獨立節當天出刊，但是，現實卻與其夢想大相徑庭，第一期便令他震驚。刊物失敗了。「多慘的一份省刊啊」，他承認。「胡說八道的刊物！」訂閱的只有幾百名黨員，報攤上只售出幾份。但是，戈培爾相信，他的基本想法是好的。於是，他便抄襲共產黨報紙的裝潢和內容，使之生存了下去。
戈培爾和斯特拉塞爾互相激烈地爭吵使柏林問題更加嚴重，這為７月下旬舉行的慕尼黑年會帶來了清醒的現實主義的氣氛。黨在城市裡的發展率是令人失望的。希特勒並未在會上談論這種危機，只泛泛而談，而將其矛頭對準貝格勃勞內一個誰也不會為之辯護的目標——猶太人。
對黨的低潮，希特勒似乎漠不關心，好像他胸中有更大的事情似的。他在近月來所作的演講表明，他關心的是自己的意識形態。他反反覆復地向聽眾灌輸種族主義思想和德國的未來在於征服東方土地的思想。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傳播他的假達爾文主義的自然法則：弱肉強食。
在紐倫堡召開的黨的３周年紀念大會上，他這個綱領又向前跨出了一步。約２萬名黨員，其中８５００人身著制服，擁進這個古老的城市。與通常一樣，會場非常壯觀。在激動人心的軍樂伴奏下，與會者打著旗幟，正步入會場。８月２１日，星期天，即慶祝會的最後一天，希特勒把生存空間的概念與反猶主義聯繫起來。由於他含糊其詞，絕大部分人都不明白這樁下賤婚姻有何意義。他重申了讓德國人民得到更大的生存空間的要求；然後，他指出，權力，只有權力，才是取得新的領土的基礎。但是，他說，德國已被三種可怕的力量剝奪了權力因素：國際主義，民主，和平主義。接著，希特勒又將這三位一體與種族主義聯繫在一起。國際主義、民主與和平主義難道不是猶太人的發明創造嗎？確實，希特勒已將生存空間論和反猶主義合為一體了。希特勒對新概念之不系統的摸索已接近大功告成了。
希特勒仍居住在提埃希大街的那個小房子里。雖然，在德國的某些最豪華的家庭里，他好像英雄一樣受到上賓接待，他的生活標準仍是苦行僧式的。鄰裡間傳說，他還將自己僅有的幾件襯衣和幾雙襪子與別人共用。在這間陋室里，他接見了來自全國的崇拜者，有窮人也有富人，表現出他審時度勢，和藹待人。他給女人們的手吻，贏得了她們終身對他的忠誠；強有力的握手，實事求是和平等待人的態度，則贏得了男人們的信任。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