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守監獄的樓上關著兩名希特勒的同志。克里貝爾上校被關在８號牢房，「奧貝蘭聯盟」的領導人、獸醫韋伯則被關在９號牢房。雖然希特勒天天都在抱怨鐵窗，這裡的生活還是過得去的。每天清晨６時，值夜班的獄卒下班，牢房門便可打開。希特勒穿好衣裳、洗好臉後便在等候（「他非常小心他的牙和嘴。這是因為在戰時他曾中過毒氣的緣故」）。一小時後，得到信任的犯人便在公共室內為政治犯開早餐——有咖啡和麵包或稀飯。８時，院子和花園開門，允許犯人到那裡去摔跤、打拳或練習雙杠和跳木馬。由於膀子有傷，希特勒」只好充當裁判。」
半小時後，犯人們便沿著又窄又長的花園散步。花園的一旁是監獄大樓，另一旁是一道２０英尺的高牆。希特勒喜歡沿著一條砂石小路散步。他常與他的司機埃密爾·莫里斯一起，在這條砂石小道上來回踱步，口中叨念著剛寫進日記中的政治理論問題。「有時候」，赫姆利希回憶說，「從前參加過衝鋒隊的犯人，一邊走一邊唱黨歌。開始，我們對此未加註意，至少未予反對。後來，站在他們一邊的犯人一同高聲齊唱，影響了周圍的安靜，我們才予以禁止」。
上午１０時左右，犯人被帶回各自的牢房，然後便分發郵件。民族主義的許多組織和個人崇拜者寄來許許多多的食品包裹。希特勒特別盼望收到罌粟籽做的薄面卷——這是奧地利的一種特產，由國社黨的一群女黨員每星期送來。但是，韋伯醫生回憶說，領袖把烤肉、香腸和火腿送給他的同伴們，特別是囚在一樓的夥伴們，「與他一起住在樓上的是精英分子。不錯，即使在監獄裡也分等級制度。在法律面前他們不平等，成了犯人也不平等。」
快到中午時，政治犯便在公共室內進午餐——通常是盛在一個罐里。其他人全站在椅子後等待，希特勒一進來，有人便喊一聲「立正！」希特勒站在桌旁，「其他人挨個前來行桌禮」。他們很少討論政治。希特勒通常與人聊的是戲劇、藝術或汽車。午餐後，他們常趁收拾桌子之機抽煙和閑談１５分鐘左右。之後，希特勒便退席回房（在最高的一層樓），或看書看信，或寫日記。下午４時左右是喝茶或喝咖啡的時間，地點還是在公共室。４時４５分，花園門又開了，希特勒或獨自，或與莫里斯一起散步一個多小時。６時，犯人各自在牢房內進晚餐——青魚、香腸或色拉。有需要的還可買半升啤酒或葡萄酒。又運動或活動一小時後，犯人先在公共室內集合，然後才各自回房。晚１０時熄燈。
有時候，希特勒也會改變他的作息制度，一吃完早飯便回房學習或會客。據很快便對希特勒崇拜得五體投地的赫姆利希回憶，他對他的同志們具有巨大的影響力。由於他「具有軍人的紀律性」，監內未出現過犯人集體大吵大鬧的情況。
「他能指揮他們，對我們的工作和服務有很大幫助。」
通常，他「很高興」，但一旦壞消息傳來，他便「有點兒沉默寡言和焦急」。特別令他不安的是黨內的爭吵不休。納粹黨分裂成兩派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了，而引起分裂的主要原因又是他對他的左右發的指示含混不清。羅森堡已加盟斯特拉塞爾，支持民間集團參加巴伐利亞州的大選。更有意思的是，在魯登道夫的協助下，兩人不但組成了「國家社會主義自由運動」，而且還列入了３２人的候選人名單。
巴伐利亞的大選於４月首先舉行，雜牌的民間團體意外獲得了勝利，贏得了１９．１９萬張選票，僅次於「巴伐利亞人民黨」。這一勝利使戈林夫婦非常高興。卡琳在奧地利給她父親寫信說：「……它也意味著對我們這些在外國生活的人的赦免。我真不敢相信，我高興極了。這些日子來，我們的處境很困難。據我們估計，在北德，希特勒和他的黨能得到更多的選票，希特勒最終必將上台。你知道嗎，親愛的父親，我是多麼相信他呀！他這人好極了，是個天才，我相信，他是上帝賜給人間的難得的天才！」
一個月後，全國的選舉像預期的那樣成功，新成立的「國家社會主義自由運動」幾乎獲得了２００萬張選票。３４名候選人中，有３２位——包括斯特拉塞爾、羅姆、弗德爾、弗里克和魯登道夫在內——獲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曾反對這一基本概念的希特勒，卻是這次成功的主要因素。他在法庭上的演說，把「國家社會主義」這個概念介紹給了許多投票人。希特勒強有力的神情及其卓有成效地闡明的思想，給這些投票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為這次成功作出貢獻的，還有其他更深刻、更持久的力量——在全國，愛國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思想皆在發展。只是，通貨膨脹雖然由於在全國實行了激烈的貨幣改革而得到克服，但失去了家庭和財產的中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中的失業工人一起，對投票也不十分熱心。
可以理解，選舉並不令希特勒十分高興。魯登道夫將選舉成功一事歸功於自己。還有，由於他已獲釋，又可以為自己撈到資本。希特勒呢，一方面被迫加入鼓掌歡呼的行列，另方面又懼怕新的組織會將他的不合法的黨吞掉。他的恐懼並不是沒有理由的。當時，有一本小冊子在各人民團體中流傳。它雖然承認國社黨人是人民運動的「開路先鋒和先驅」，卻又挖苦地宣稱，「他們並不是救星」。這表明，希特勒的政治權力已受到了威脅。對希特勒而言，整個事件是一個痛苦的卻又是寶貴的教訓。他發誓，除非他確信自己有權加強自己的權力，否則，他永不採取這種立場。
希特勒又遭到來自自己營壘中的攻擊。在起義後被查封的《人民觀察家報》的辦公室里，德萊克斯勒和弗德爾二人，正在開展反對希特勒的運動。「他們稱希特勒為獨裁者和帶神經質的演員，並宣布，如果要重建黨，就必須更嚴格地控制他。」漢夫施坦格爾回憶說。一天，德萊克斯勒在慕尼黑的一個小公園裡碰見了漢斯·弗蘭克，滔滔不絕地抱怨他們的被囚的黨魁。「他耍陰謀詭計害我，不遵守所有的諾言，排擠我；現在呢，他又搞這個狂妄的起義，永遠毀滅了黨！」希特勒一旦重獲自由，褐衣暴徒又會走上街頭的。「德國未來的日子非常可怕。希特勒出賣了我。我到處反對他的原因就在於此。」
那年５月，庫爾特·盧德克從國外募捐回來，發現地下納粹黨混亂不堪。「各派之間，各派內部，都在爭吵。他們的敵對行動也不限於是私下裡的醜聞——敵對各方竟在街頭大打出手，根本不顧在吃驚的旁觀者面前出醜，也不顧給自己帶來的損失。」他從漢夫施坦格爾、阿曼和埃塞處獲悉，羅森堡是黨變壞的根源。但羅森堡的說法又是另外一套。他說：「他們攻擊我，原因是我代表希特勒。希特勒雖然一籌莫展，他們卻不敢攻擊。若是剷除了我，他們便向最高領導前進了一步。」
盧德克決心親自去蘭茨貝格，向希特勒請示怎樣採取最好的方法將危險驅除。根據盧德克的說法，希特勒宣布，黨必須採取一條新的行動路線。黨的前途不在於武裝政變，而在於投票箱。「我相信，這是我們的最佳行動路線，因為國內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對黨內的爭吵，希特勒似乎一點兒也不垂頭喪氣。「確實的，他對最後勝利充滿了信心，連我自己的疑慮也解除了。他的情緒具有感染力。」然而，黨的裂痕繼續擴大。幾星期後，斯特拉塞爾與魯登道夫一起，建議為「國家社會主義自由黨」奠基，建立一個統一的人民黨，國社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這加劇了黨內的鬥爭，也迫使希特勒採取斷然措施。７月７日，《人民使者》宣布，他已「放棄對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領導，在服刑期間不參與任何政治活動。他請求他的追隨者勿前來探視，因為他工作繁忙，且正致力於著作。」
在某些圈子裡，人們猜測，希特勒以著書立說為借口，以躲避互相殘殺的政治鬥爭。但是，早在被捕之前，他已在醞釀寫一本《猶太史》。現在，他已有一更好的主意。這個主意一直纏繞著他，以致使他在政治上來個休假，以便將自己的想法付諸筆墨。除了在日記本里隨時將想法記下外，他還向莫里斯口述。然後，在牢房的安靜環境中，用從典獄長那裡租來的打字機，吃力地用兩個指頭將手稿打出來。
赫姆利希看守回憶道：「當他一部分、一部分地寫完後，便於晚間集會時向大家朗讀。」這本書並不是都在良好的條件下寫成的。例如，下大雨時，窗戶會漏水。一天，當他在擦地板時，竟放聲大笑。原來，「在雜物和水潭中間」，有隻監獄飼養的貓，「蹲在矮凳上舐凳子，舐得津津有味。」他的最得力的助手是頂樓的一位新來者——魯道夫·赫斯。在希特勒被捕後，赫斯聽從了豪斯霍弗教授的勸告，自首了。赫斯幫希特勒出主意，想辦法，記錄希特勒的口述，還幫他打字。瓦格納太太也給他提供大量打字紙、複寫紙、鉛筆、墨水和橡平等等。
起初，這部書原定是一本普通的歷史著作，但是，在第一卷里——題目冗長，叫《四年半來與謊言、愚蠢和怯懦鬥爭的情況》——卻包括了對希特勒童年，在維也納的歲月，赤色革命，以及黨在慕尼黑的初期活動的敘述。於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