獄醫證明，在體力上希特勒是能承受審判的。在１月８日呈報給典獄長的特別報告中，布林斯坦納醫生斬釘截鐵地說，他的病人沒有精神紊亂或精神病的癥狀。這位似乎曾受過精神病治療訓練的醫生的結論是，「希特勒任何時候均能自控，其意志及思維能力並未受其疾病之損害，即使他聲稱起義的目標是有不足之處的。」
兩年前，希特勒曾在斯達德爾海姆監獄短期囚禁，這使他受益不淺。同樣，在蘭茨貝格的強化囚禁中，他不得不重新檢討其過去。在安靜的小牢房裡，他終於認識了過去的一些錯誤。例如，他曾擬將起義變成向柏林進軍的開端，並效法墨索里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奪取政權。「從起義的失敗中，我吸取了教訓。為民族振興，每個國家必須採取自己的方式和方法。」
他使自己相信，是慘痛失敗的命運拯救了他。「這次起義的潰敗是我們國社黨人最大的幸運」，後來，他這樣寫道。他列舉了三條理由：與魯登道夫合作，這本來是「絕對不可能的」；由於黨未作好準備，在全德迅速奪取政權必然會導致「最大的困境」；統帥府前１４位同志的「流血犧牲」，最終證明「是最有效的宣傳國家社會主義。」
在過去幾星期內，他所作的不只是面對現實，他幾乎通讀了所能讀到的書籍：尼采、張伯倫、蘭克、特萊斯克和馬克思的著作。他泛讀了俾斯麥的回憶錄和許多有關世界大戰的回憶錄。「蘭茨貝格是國家出錢供我受高等教育的地方」，他對弗蘭克說——而且是沒有大學教授在那裡「裝腔作勢地使人知識化」的地方。「反正，意志力量勝過知識。如果上帝只『認識』世界，而不是『用意志造出世界』，今天仍是混沌未開。」
初入牢房時，希特勒只怪自己交了逆運；現在，通過條理化，他認識到，是命運拯救了他。據漢夫斯坦格爾稱（他已回到巴伐利亞），那年１月間，列寧去逝，希特勒也重新確立了自己和德國的命運。列寧之死令希特勒狂喜，他對漢夫斯坦格爾說，歷史正在重複自己。１７６２年，腓特烈大帝（希特勒希望能與他相比）聽到俄國皇后伊麗莎白之死的消息時，也是歡天喜地的。他說，「一切都是金色的陽光的時刻到了。」蘇聯將屈服，共產主義的整個結構都將崩潰。
不到１０個星期，希特勒便從絕望的深淵中站立起來。他深信自己將成為德國的領袖，長時間地在考慮國家的經濟問題，甚至想出了（他曾私下對弗蘭克說過）一條讓許多失業工人就業的妙計：建立公路網，使全國更加緊密地聯成一體；大規模生產小型經濟汽車，讓小人物也有能力購買。２月１２日，當他和同伴們一起被押出牢門轉至慕尼黑拘留所時，無論在精神上和肉體上他都作好了受審的準備。審判將於４天后開始，它將決定希特勒之未來。
那時，曾預言此次起義必將失敗的埃伯汀太太，剛好也在慕尼黑寫一起占星文章，他為希特勒作了新的預言：他的慘敗不會使他一蹶不振，相反，他將成為一隻鳳凰而飛起。「近日的事件，不單為希特勒此次運動帶來內在力量，也會帶來外在的力量。它將給予世界歷史的鐘擺以巨大的推動力。」
２月２６日上午，如果不是全世界的話，至少在全德國都在注視慕尼黑，因為對希特勒、魯登道夫以及另外８名被告所指控的叛變罪行的政治意義遠遠超過了個人命運的範圍。德國的新生和民主，也與德國最受崇敬的一位戰爭英雄、一位來自奧地利的狂熱者一樣受審。
卡琳·戈林從因斯布魯克在給她母親的信中寫道：「……此時此刻，審判正在慕尼黑舉行……啊，讓上帝保佑他一切順利，平安無事。」此時，她所關心的是穿著最好的衣裳，胸佩鐵十字勳章，正泰然自若地坐在一座紅磚結構的舊建築物——被遺棄的步兵學校的大禮堂里。希特勒準備以高昂的精神和巨大的決心迎接戰鬥。他要成為歌德的「鐵砧或鐵鎚」。
在指控中，第一個被點名的就是魯登道夫。然而，很明顯，從審判一開始，希特勒就成了眾目所視的中心人物。第一個被叫上被告席的就是他。從開口辯護時起，很明顯，他就想當鐵鎚；他的出庭是想當原告而不是當被告。如同在獄中對埃哈德講話時那樣，他以濃重的男中音闡述了迫使他發動這次起義的原因。他談到了遊行，血腥的襲擊，他到烏夫因的出逃，以及他入獄至蘭茨貝格的情況。唯一使他後悔的是，他並未與被屠殺的同志們一樣，遭受同樣的命運。
他承擔了這次起義的一切責任（「那位先生僅與我合作」），但矢口否認他是罪人。他活著的任務是要率領德國重獲舊日的榮譽，重新確立德國的世界地位；他怎麼能被作為罪人對待？他這一番話表達了一個虔誠信徒的信念，其效果在主持審判的矮個子法官和檢察長的臉上反映了出來。兩人誰也未對希特勒之原告的態度提出抗議，或試圖以任何方式阻止他滔滔不絕的演講。助理檢察長埃哈德對法官和檢察長阻止希特勒發言也不抱多大希望：尼哈特法官是個熱切的民族主義者，與他一樣，堅信這次起義是「國民的行動」，決心判魯登道夫無罪；因就任此職遭學生攻擊而煩惱的檢察長覺得，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進行這次審判。
如果說法庭上的這些官員受到了希特勒的影響，奧斯瓦爾德·史本格勒則不然。在當天舉行的一次講演中，他嘲笑納粹喜歡旗幟、遊行和口號。「毫無疑問，這些東西可使感情得到滿足，但政治卻與此不同」。他把此次審判描繪成為「不足道的希特勒案」。它僅證實了他的觀點：希特勒是潛在的凱撒。
次日，大部分時間都消耗在對其他被告進行訊問上，但到了２月２８日，希特勒再次左右了審判。在閉庭後的一次訊問中，他放肆地描述了柏林和慕尼黑是怎樣受紅色政權腐蝕的。「在慕尼黑，你就可找到一個典型的例子。如果不是健康群眾的覺醒，我們就永不能從紅色時代中解放出來。」他的話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這更促使他大聲地為其提出向柏林進軍一事進行辯護。
隨著審判的發展，希特勒繼續以其滔滔雄辯和精明戰術左右著法官們。與此同時，魯登道夫成了這齣戲中的次要人物，他對其他被告的怨恨也越來越明顯。「希特勒將我引入歧途」，在審判後他向漢斯·弗蘭克抱怨說，「他向我撒謊。在他的發瘋的起義前夕，他告訴我陸軍百分之百支持起義……他不過是個演講家和冒險家而已。」他怨恨的也許是，這位演講家和冒險家，這位可鄙的下士，其行動比這位將軍更像一個傳統的大丈夫軍官。希特勒承擔了一切責任；魯登道夫則不斷地逃避責任。他舉止傲慢，不時謾罵律師和法官，好像這是個軍事法庭，而他是主宰者似的。「他用操場上的語調，斥責法庭」，英國記者Ｇ·霍德·普頓斯回憶道。「每個字都嚴厲粗魯。當他把蠻橫的語調升高時，坐在中間位子上的小個子首席法官全身發抖，山羊鬍子也抖動得很厲害，不得不用手將它摁住。」
報界越來越反對這位逆來順受的法官，有些外國觀察家覺得很難相信他們是在審判。３月４日，在巴伐利亞州部長會議上，人們異口同聲地批評尼哈特。州部長施威耶說，被告對陸軍和州警的公開污辱，已構成對州警的人身攻擊。另一位部長懷疑尼哈特是否有能力進行審判。此時，第三位部長宣稱，在上層，尤其是在柏林，人們對審判的方法表示憂慮。第四位部長透露說，他曾親身對首席法官允許希特勒一連講話４小時一事提出指責——而尼哈特僅回答說：「無法阻止希特勒講話。」
每天閉庭後，希特勒便被押回同一樓房的囚室內。就是在這裡，那兩個死對頭——羅森堡和漢夫施坦格爾探訪了他。羅森堡給他帶來了不愉快的消息：地下黨的一股強大勢力堅持要作為聯合的民間組織的一部分參加春季大選。這個主意對像格里戈爾·斯特拉塞爾（即蘭舒特來的吸毒者）那樣的人說來是很具吸引力的，因為這似乎可以把黨的活動擴展到德國北部。斯特拉塞爾說服了羅森堡，黨應該參與全國的政治，希特勒卻嘲笑了這一主意。他覺得，在國社黨處在非法時期並瀕於解體邊緣的情況下，聯合尤其危險。另外，如果這樣做，他就得從獄中授權。狡猾的希特勒明白，他所授以的權力很容易丟失。最安全的辦法莫過於讓黨停止活動，待他出獄後再說。希特勒的反對意見是以諷刺的形式表達的：如果黨以民間組織的名義參加大選，那是多大的降格！「我告訴他」，羅森堡回憶說，「如果用國社黨的名義，準備工作就來不及。我們只須等待，到時再在合法的基礎上將黨改組。」羅森堡離去時，認為希特勒已勉強同意，開始為黨的一次危險的分裂鋪平道路。
漢夫施坦格爾的探訪是很親切的：他把３歲的兒子也帶來了。「小心呀，孩子」，在前往原步兵學校的大樓途中，他教訓兒子說。他們到牢房裡去看阿道夫叔叔，不過，某一天他會成為德國的領袖，並把它從目前的痛苦中解放出來的。孩子原以為希特勒是睡在水泥地上，只有老鼠和他作伴。但現實卻令他失望。阿道夫叔叔的牢房俯瞰著一個花園般的後院，非常普通。兩個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