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３年初，英法兩國在「賠款委員會」內發生爭吵，英國代表團退出了該委員會。這便給了法國用武力解決賠款問題以可乘之機。１月１１日，法軍與比利時軍以德國未履行義務為借口開進了魯爾區。這一行動不但激起了全德的民族主義精神，而且也加速了馬克的貶值。不到兩星期，馬克對美元的比價便從６７５０∶１跌至５００００∶１（１９１８年「停戰協定日」之比值為７．４５∶１）。為一次柏林之行，魏瑪政府支付給「保證委員會」的火車票款就「需用數個大字紙簍裝滿面額為２０馬克的紙幣，由７個辦公室人員抬著，從辦公室一直抬到火車站」。現在呢，它需要４９人才能抬動。
魯爾區被侵佔，通貨膨脹，以及失業的增加，不單拓寬了民族主義的基礎，而且也為希特勒帶來了更多的追隨者。希特勒不屑於與包括「社會主義多數派」在內的其他黨派合作，獨自組織抗議集會，還宣布要在１月２７日，即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第一個生日，舉行７個公眾集會。
雖然巴伐利亞的警局局長早已通知他這些集會將會遭禁，但希特勒全然不懼。他高喊說，如果警方想開槍，那就請便，反正他就坐在第一排。他果然未食其言。到了那一天，他坐上車子，匆匆從這一會場趕赴另一會場。「無論是在戰時還是在革命時期，我都未經歷過如此激憤之群情」。曾在羅文布勞酒店參加集會的歷史學家卡爾·亞歷山大·馮，米勒回憶道：當希特勒大步走進過道時，全場起立，高喊「萬歲！」「他走過時，我離他很近。我看得出，此時的他，與我在私宅內見到的，完全不同。他蒼白的臉上顯出了內心的狂熱。他的雙眼橫掃左右，似乎在尋找要征服的敵人。是不是群眾給了他這一奇怪的力量呢？這力量是否從他身上流進群眾？我連忙寫道：『帶有殘酷意志的狂熱而歇斯底里的浪漫主義』。」
次日，他們再次置警方之禁令於不顧。６０００名衝鋒隊員，打著旗幟，來到馬斯弗爾德。他們站在雪中，全身凍得發抖。有些人頭戴清一色的滑雪帽，身穿棕色茄克，打著綁腿，其他人則穿商人服。他們打的旗幟各式各樣，卍字也有大有小。這群人衣著雖然五花八門，但立正口令一下，他們一個個筆直地站著，好像他們是德皇的精銳師團似的。警察雖然作好了搗亂的準備，卻沒有出現混亂情形。事實上，這兩天的集會並不令人怵目。沒有暴力事件，也未出現公開的騷亂，但其反響卻是重大的。希特勒對警方的蔑視，使許多持中立的領袖倒向他的一邊，並驅使慕尼黑大學的學生們沿著更加激進的道路走下去。更重要的是降低了巴伐利亞政府的威信。在與當局的首次嚴重對壘中，得勝的是希特勒。
「他是個非凡人物」，幾天後參加了希特勒的集會的美國記者盧德威爾·丹尼報道說，「他的演講簡短而強烈。他不停地攥緊拳頭，攥了又放，放了又攥。在與我單獨在一起的簡短的時間裡，他似乎很不正常；奇異的雙眼，神經質的雙手，奇怪地擺動著的頭。」他的私生活當然是不正常的。他依舊住在荻埃爾大街那幢昏暗的樓房裡，房子雖然大了些，也不像先前那間那樣冷，但傢具卻與先前一樣少。這間房子最寬不過１０英尺。高出床頭，還有室內唯一的又小又窄的窗戶。地板上鋪的是價錢便宜的舊油氈。在床對面的牆上有簡易的書架。牆上掛滿了畫幅和插圖。書櫃的上方堆滿了各種各樣的書籍，有描寫世界大戰的，有德國歷史，有一本帶插圖的百科全書，一本克勞塞維茨寫的，一本弗里德里克大帝的傳略，一本豪斯頓·司徒·張伯倫所著的《瓦格納傳》，一本斯文·赫丁的《回憶錄》，若干本神話英雄故事，一本約克·馮·華爾登堡的《世界史》，一本名叫《地貌圖》之類的書。據漢夫施坦格爾說，書櫃下方放的全是小說，其中有埃杜阿德·伏希斯（系一猶太人）所著的半色情書籍，還有一本《色情藝術史》。
希特勒的房東賴徹特太太發現，他的房客陰沉得異乎尋常。「有時候，他一連幾星期臉色陰森，不跟我們說一句話。他連看也不看我們一眼，好像我們壓根兒就不存在似的。」他雖然按時或提前交付房租，卻「是不折不扣的波希米亞式的人物」。因為他很好，她諒解了他，還讓他使用過道——那裡有一架大鋼琴。他的生活異常簡樸，常與一條名叫「烏爾夫」（狼）的巨犬形影不離。自戰時與「小狐狸」建立那種親密關係以來，他就需要在狗身上找到的那種忠誠，而他對它們的了解也是獨一無二的。「有些狗很愚蠢，有些則聰明得令人痛苦。」住在這樣陰暗的小屋裡，他肯定會想到他母親及其慘死——大概就在那年，他寫了一首題為《想想吧！》的詩。若剝去企業餘品味，這首詩還是蠻有內容的：
當你母親已老邁年高，
而你也年歲不小；
當昔日之輕而易舉，
今朝成了重挑；
當她忠誠而親切的雙眼，
已不再與昔日一般看待人生；
當她的雙腳已軟弱無力，
不能再帶動她那身軀——
伸出你的雙手將她扶住，
興高采烈地將她陪伴，
那悲痛的時刻終會來臨；
當你伴著她走完她的最後旅程，
回答她吧，假如她向你發問；
再回答她吧，假如她再次問你！
再次回答她吧，
假如她再次問你；
切不可大發雷霆，
而是輕聲輕氣！
她若聽不明白，
高興地給她解釋；
悲痛的時刻終將來臨，
當她再不能啟口！
希特勒自己承認，年輕時他是個遁世者，不需要與人交往，但在戰後，他「再不能忍受孤獨」。雖然他的小屋是孤獨的避難所和牢房，但他在慕尼黑的自助餐館裡，沙龍里，咖啡館裡和平酒館裡過著另一種生活。他是威查德餐館（與人民戲院相鄰），卡爾頓茶館（在布里安納大街，是上層人物的會面場所）和赫克餐館（位於加勒利大街）的常客。他常在赫克餐館留座，在平靜的角落裡一坐就是幾小時。他就是這樣觀察他周圍的生活的。
每逢星期一，他總是在紐邁埃爾餐館與他的心腹會面——該餐館是個老式的咖啡館，位於彼得廣場拐角處，與維克圖阿利安市場相鄰。這是個長形的屋子，牆上鑲有木板，凳子是固定的。在這裡，在留給常客的座位上，他常將自己的最新想法告訴他的追隨者（許多是中年夫婦），聽聽他們的反應。也是在這裡，他們一邊吃著經濟的晚餐（有些是他們帶來的），一邊閑聊和說笑。
其他的夜晚，他總是在弗朗茲·約瑟夫大街底特里希·埃卡特的家中度過。「他家的氣氛多和睦呀！他是怎樣照顧他的小安娜的呀！」安娜，其實叫安納爾，是他的管家。自與妻子分居以來，他一直與她同居。在這些日子裡，最常與希特勒在一起的也許是他的新助手漢夫施坦格爾。他常將希特勒介紹給諸如威廉·巴雅德·哈勒（威爾遜總統在普林斯頓大學時的同班同學，赫斯特報業歐洲之主要記者）和威廉·馮克（他的沙龍吸引了許多民族主義富商）那樣的重要人物。他常與漢夫施坦格爾一起，參加埃爾莎·布魯克曼太太的晚會。
她出身於匈牙利的一家豪門，嫁給一出版商為妻，對希特勒這位政界的新秀印象極深。她的生活水平使希特勒頭暈目眩。
在往訪貝希斯坦的居室（在慕尼黑一家旅館內）後，他對漢夫施坦格爾說，他穿的那身藍衣裳使他很不好意思。貝希斯坦先生穿的是晚宴服，僕人們皆穿制服，晚宴前喝的全是香檳酒。「你還沒看見他的浴室呢，連水溫都可調節。」
漢夫施坦格爾成了荻埃爾大街那間小房子的常客。一天，希特勒叫他到過道上去（那裡有一架鋼琴）彈點兒什麼，好「讓他安靜安靜」。漢夫施坦格爾發現這架老掉牙的大鋼琴盡走調，但還是彈了巴赫的一首遁走曲。希特勒不住地點頭，其實是心不在焉。之後，漢夫施坦格爾彈奏了《詩樂會會員》的前奏曲，他一邊彈奏，一邊希望這架老鋼琴別在他的重擊下散架子。他彈奏時，「滿帶李斯特的架勢，還帶著浪漫的姿態」。希特勒聽得興奮起來，在狹窄的過道上走來走去，還在那裡比比劃劃，好像在指揮管弦樂隊。「這首曲子彈起了他的精神，待我將終曲彈完時，他已興高采烈，一切愁悶全都無影無蹤了。」
漢夫施坦格爾發現，希特勒能將《詩樂會會員》「倒背如流，還能用奇特的振動音吹口哨，將每個音符吹出來，且音調和諧」。在這小小的過道上，幾乎天天都在開音樂會。希特勒不喜歡巴赫和莫扎特的作品，比較喜歡舒曼、肖邦的作品，還有理查·施特勞斯的某些作品。他最喜歡的是貝多芬和瓦格納的作品。他「能真正理解和欣賞」瓦格納的作品。對漢夫施坦格爾演奏的《崔斯坦》和《羅安格林》的各種多姿多彩的版本，希特勒真是百聽不厭。
由於受漢夫施坦格爾作風的感染，希特勒把他當作值得炫耀者介紹給他社交圈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