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如果我們根據對一般藝術的解釋，從造型和繪畫藝術轉到詩歌方面，將會看到詩歌的目的也是顯示理念，意志客觀化的各個階段以及用詩意了解它們傳達給讀者。理念在本質上是可以認識的；所以，詩歌中直接表達的只是抽象概念，它的目的仍然是讓聽者認識這些代表典型概念的生命之理念，而造成這種情形，唯有靠他自己的想像力。
但是為了使想像力幫助我們達到這一目的，詩歌和枯燥無味的散文等直接材料的抽象概念，要適當安排，它不再停留在抽象普遍性上，而是彼此能夠相互貫通；可與此相反，一種可以知覺的典型呈現在想像之前，往往還受詩人自己的內心意向以及慣用文字的影響。正如化學家將清晰透明的流體合在一起並獲得固體沉澱物，詩人似乎也知道如何用結合概念的方法從抽象概念和普遍的明晰中讓具體、個別而可以知覺的表象沉澱下來。
因為只能藉助知覺認識理念，而理念的知識則是藝術的目的。名家的技巧，無論在詩歌或化學中都一樣，往往能使我們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沉澱物。在詩歌中，靠許多描寫特性的名詞、形容詞或片語來達到這個目的，因此每個概念的範圍愈來愈小，一直讓我們達到可以知覺的東西為止。荷馬幾乎在每個名詞之後都加上一個形容詞，把形容詞的概念穿插進去，縮小名詞概念的範圍，使名詞概念大大接近知覺。例如：
藍色天空，吹來一陣細細微風，
山桃佇立，月桂高聳，寂靜無聲。
用少數幾個概念，就讓人想像出南國的宜人氣候。
對詩歌來說，韻律和押韻都是特殊輔助。除非我們的知覺能力已從它們密切相關的時間中獲得某種性質，而由於這種性質，我們內心好像和每個循環出現的聲音相應，否則對韻律和押韻所具有的難以置信的效果就無法做其他解釋。這樣看起來，韻律和押韻一方面是保持我們注意力的工具，讓我們欣然隨著詩章走，另一方面又在我們心中產生盲目的相應，對所讀的東西不經任何判斷就產生共鳴，這給詩章一種驚人的說服力，並且是一種與一切理性無關的說服力。
從材料的一般性質來看，從詩歌用以表達理念的概念來看，它的範圍很大。整個自然，所有階段的理念都可以藉助它來表現，因為它的進行是根據需要表達理念的，所以它的表現方法有時用敘述的方式，有時用說故事的方式，有時又用戲劇的方式。如果是處在意志客觀化的較低階段，造型和繪畫藝術都會超越詩歌，沒有生命的自然界甚至動物界幾乎都在適當時刻表現出它的整個存在；相反，人卻不同，人不只以形體和表情來表現自己，還通過一連串列動以及隨行動而來的思想和感情來表達自己，從這一點來看，人是詩歌的主要對象，沒有其他藝術可以和詩歌相比，造型或繪畫藝術中無法表現的運動卻正合乎詩歌的目的。
因此，意志客觀化活動中最高階段理念的顯現如何以一連串相關的思想行動展現於我們面前，這是詩歌中的大問題。
的確，經驗和歷史教我們怎樣認識人；然而所認識的大多是人類方面的，個人方面的比較少，歷史給予我們的大多是人與人之間彼此相處所作所為的經驗解釋，基於這種解釋我們可以建立自己行為的準則，至於深刻認識人的內在本質的機會則比較少。不過，也不是完全沒有；然則，正如歷史上或自家體察出來的經驗中所展示的往往是人類的本質一樣，同樣我們也常常用藝術家的眼光，根據理念而不根據現象，不在種種關係上了解我們的經驗，歷史學家也以同樣態度了解歷史。
了解詩歌像了解歷史一樣，我們自己的經驗是不可缺少的條件；可以說，歷史與詩歌都是語言的字典。但是歷史對詩歌的關係有如人物畫對歷史畫的關係：一個給我們關於個人的真實情形，另一個則給我們關於一般人的真實情形；一個擁有現象的真理，因此能從現象世界去證實它，另一個則擁有理念的真理，這種真理無法在任何特殊現象中發現，然而也是基於它們的全體方能表現出來。詩人基於深思熟慮的選擇以表現重大情景中的重大人物，歷史學家則就兩者的本來情形去了解。
誠然，他要注意選擇環境和人物，而他的注意和選擇不是根據表達理念真正的內在的重要性，而是根據關係和結果方面外在的、表面的和相對的重要性。對任何東西都不應只從它本身的基本特性和表現方面去看，而要從它種種關係、關聯，對以後的影響尤其是對當時的影響去看。所以他不會忽略一位國王的行動，即使這種行動無足輕重，即使這種行動本身非常普通，因為這種行為有結果，有影響力。
可是傑出的人所從事的最有意義的行動，如不能使這些行動產生結果，也就不會被記載下來。因為他的處理方法遵循充足理由原則並且把握這個原則形式的現象。詩人則了解理念，了解超乎一切時間之外、離開一切關係的人的內在本質，了解最高階段物自體的充分客觀化；甚至在歷史學家所必須處理的方法中，現象的內在本質和意義，這些外表的中心，也決不會完全失去。
無論如何，凡是尋求它的人都可以發現它和認識它。然而我們在詩歌中比在歷史中更正確清楚地發現本身重大而非關係上重大的東西，即發現理念的真正展開，所以不管聽起來多麼矛盾不合理，然而實際上真正的內在真理應該歸於詩歌而不歸於歷史。歷史學家必須準確地根據現實生活來把握特殊事件，如在時間中種種因果關係鏈條中所展開的。可是他不可能擁有這方面的所有資料，也不能看到和發現一切。他隨時會背離他所敘述的本來面目，不真實的敘述代表了事實的真相，這種情形經常發生。
因此我覺得我們可以假定，在整個歷史中假的東西遠多於真的東西。
相反，詩人卻從應該表現的確定的一面去認識人的理念，對他來說，其中客觀表現出來的是他的自我本質。正如我們在前面討論雕刻時所說的，他的知識一半是先天的；他心中的理想堅定、明確，而且不可背離。他向我們顯示純粹而明確的理念，而他對理念的描畫以至最微不足道的具體的特殊事物都像生活一樣真實。所以古代偉大的歷史學家都是詩人。的確，他們處理材料的態度接近史詩。
他們的記述具有統一性，同時，即使當外在真理無法得到或雜有虛假的東西時，他們也能夠保持內在真理，當我們拿歷史和與詩歌不同卻與歷史畫一致的人物畫相比時，我們發現古代歷史學家遵循文克爾曼的名言，即人像應該是人的理想，因為他們用一種能夠讓人的觀念明確顯示出來的方式來描畫個人。相反，除了少數例外，一般說來，近代歷史學家只給我們「垃圾箱」和堆置雜物的房間，充其量也只給我們一堆主要政治事件的編年史。
所以，凡是想認識在一切現象和發展方面都具有相同的內在本質的人，凡想根據理念去認識的人都會發現，偉大人物的作品和不朽詩人給予我們的比歷史學家所能給予我們的要真實得多，明白得多。即使最好的歷史學家，也絕不如詩人傳情達意入木三分；歷史學家反而還笨手笨腳。
從這方面看，歷史學家和詩人間的關係，可以用下述的比較來說明。
只根據資料來寫作的單純歷史學家，好像是一個對數學毫無認識，卻用測量方式研究偶然發現某些圖形關係的人。因此根據經驗來解決的問題，當然受到所繪圖形一切錯誤的影響。相反，詩人則好像數學家，他在純粹知覺中先天地建立這些關係，並且在表現它們時並非就所畫圖形中的實際情形來表現，而是就理念中的本來情形來表現，畫圖的目的就是要讓我們的感官容易認識理念。
所以席勒說：「只有在任何地方都沒有發生的東西，才永遠不會變老。」的確，關於人的本質的知識，傳記有較大的價值，尤其是自傳；歷史在這方面就不行，至少在以一般方式處理它時是這樣。一部分是因為傳記比歷史更準確和更完整地收集資料；一部分是因為在歷史中活動的，與其說是人類，不如說是國家和英雄，而歷史中出現的個人似乎總不發生作用，他們被四周的情況和環境包圍，被緊緊地禁錮在國家的外衣或重重甲胄之下，因此很難突破這些去認識人的活動。另一方面，當我們真實地描述在某一狹窄範圍內的個人生活都將表現出人類各式各樣的行為，例如少數人的卓越、德行，甚至神聖，還有多數人的邪惡、平庸和姦詐以及某些人不道德的放蕩不羈。
此外，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問題在現象世界的內在意義方面，不管行動所涉及的對象是重要的還是微不足道的，小到一戶農家大到一個王國，都沒什麼差別；因為所有這些東西的本身都是沒有意義的，只有意志受它們影響時，它們才有意義。只有通過它對意志的關係動機才有意義，而把它當作一個東西來看待時，它與其他同樣東西之間的關係卻與我們無關。
正如直徑一寸的圓和直徑四千萬里的圓，具有同樣的幾何性質一樣，一個村莊中發生的事件與一個王國內發生的事件，從根本上看也是一樣的；我們可以研究如何在這兩種情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