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聽人講陌生的地方，近乎病態地喜歡。
有一段時間——十年前的事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逢人就問自己生身故鄉和成長期間住過的地方的事。那個時代似乎極端缺乏願意聽人講話那一類型的人，所以無論哪一個都對我講得十分投人。甚至有素不相識的人在哪裡聽說我這個嗜好而特意跑來一吐為快。
他們簡直像往枯井裡扔石子一樣向我說各種各樣——委實各種各樣——的事，說罷全都心滿意足地離去了。有的說得洋洋自得，有的則怒氣沖沖，有的說得頭頭是道，有的則自始至終令人不知所云。而說的內容，有的枯燥無味，有的催人淚下，有的半開玩笑信口開河。但我都盡最大努力地洗耳恭聽。
原因固然不得而知，反正看上去人人都想對一個人、或者對全世界拚命傳達什麼。這使我聯想到被一個挨一個塞進紙殼箱里的猴群。我把這樣的猴們一隻只從箱里取出，小心拍去灰塵，「呼」一聲拍打屁股放歸草原。它們的去向我不知道，肯定在哪裡嚼著橡實什麼的，然後一隻只死掉——命運是奈何不得的。
這的的確確是一樁事倍功半的活計。如今想來，假如那年舉辦「熱心聽他人講話者世界大賽」，毫無疑問我將榮獲冠軍。作為獎品，大概至少能得到一盒炊用火柴。
我的交談對象中有一個火星出生的和一個金星出生的。兩人的話給我以極深的印象。最先講的是土星。
「那裡嘛……冷得不得了。」他呻吟似的說，「一想都發、發暈。」
他屬於某個政治性團體，該團體佔據了大學校園的九號樓。他的座右銘是「行動決定思想，反之則不可」。至於什麼決定行動，卻無人指教。可九號樓里有飲用水冷卻器、電話和洗澡的熱水，二樓甚至有蠻別緻的音樂室，裡邊有兩千張唱片和A5阿爾特克唱機，堪稱天堂（較之有一股自行車賽場廁所那種味道的八號樓）。他們每天早上用熱水齊刷刷地颳去鬍鬚，下午興之所至地一個接一個打長途電話，到了晚上聚在一起聽唱片，以至秋天結束的時候他們個個成了西方古典音樂愛好者。
十一月間一個天晴氣朗的午後，第三機動隊衝進九號樓時，據說裡邊正用最大音量播放維瓦爾迪 《諧和的幻想》。真假弄不清楚，卻是一九六九年的溫馨傳說之一。
我從堆得搖搖欲墜的用來作路障的長椅下面鑽過時，正隱約傳來海頓的G小調鋼琴奏鳴曲。那撩人情懷的氣氛，同爬上開滿山茶花的山坡小路去女朋友家時一模一樣。他勸我坐在最漂亮的一把椅子上，把溫吞吞的啤酒倒進從理學院弄來的寬口瓶子里。
「而且引力大得很。」他繼續講土星，「一個傢伙踢在從口裡吐出的香口膠殘渣上，竟踢裂了趾甲。地、地獄啊！」
「是夠意思。」我隔了兩秒附和道。那時候我早已學到了各式各樣——不下三百種——附和方式。
「太、太陽小得很，小得就像從外場看放在本壘上的一個橘子，所以總是黑麻麻的。」他嘆息一聲。
「大家幹嘛不離開呢？」我問，「容易生活的星球另外也是有的嘛，何苦……。」
「不明白。怕是因為生在那上面的吧——是、是這麼回事。我大學畢業也回土星。建、建設一個美好的國家。搞、搞、搞革命。」
總之我喜歡聽遙遠地方的故事。我像冬眠前的熊一樣貯存著好幾個這樣的地方。一閉上眼睛，眼前就浮起街衢，現出房舍，傳來人語，甚至感覺得到人們那大約永遠一成不變的、徐緩然而實實在在的生之潮流。
直子也跟我講過好幾次。我一字不差地記得她的話。
「不知道怎麼稱呼才好。」
直子坐在陽光明朗的學校休息室里，一隻手支著臉頰不無厭煩地說著，笑了笑。我耐住性子等她繼續下文。她說話總是慢悠悠的，總是字斟句酌。
我們面對面坐著。中間一張紅色塑料桌，桌上放有一個滿滿裝著煙灰頭的紙杯。從高高的窗口如魯本斯的畫一般射下的陽光，在桌面正中間畫出一條線，將明暗截然分開。我放在桌上的兩手，右手在光照中，左手在陰影里。
一九六九年春天，我們都正二十歲。休息室給我們這些穿著新皮鞋、夾著新講義、腦袋裡灌滿新腦槳的新生擠得再無插足之地，身旁始終有人因碰撞而互相埋怨，或互相道歉。
「那根本算不上城市。」她繼續道，「有一條筆直筆直的鐵路，有個車站。車站不成樣子，下雨天司機恐怕都看不見。」
我點了下頭。爾後兩人一聲不響地茫然看著在光照中搖曳不定的香煙煙霧。
「車站月台上總有狗從這頭走到那頭。就這麼個車站，明白？」
我點點頭。
「出了站，有塊小小的交通島，有汽車站，有幾家店鋪……店鋪都傻獃獃的，一直走過去就是公園。公園有一架滑梯、三座鞦韆。」
「沙坑呢？」
「沙坑？」她慢慢想了一會兒，然後確認似的點下頭，「有的。」
我們再次陷入沉默。我把燃到頭的香煙小心地碾死在紙杯里。
「那座城市真箇無聊透頂！建造那麼無聊的城市到底出於什麼目的呢？無法想像！」
「神是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出現的。」我試著說了一句。
直子搖搖頭，一個人笑了起來。那是成績單上清一色A的女大學生常有的笑法。笑得活像《愛麗絲漫遊奇境記》裡邊的波斯貓。
她消失後那笑也沒消失，在我的心裡留了很久，不可思議。
對了，無論如何我都想見見月台上跑來跑去的狗。
四年後，一九七三年五月，我一個人找到那座車站，為了看狗。為此我剃了鬍鬚，紮上半年沒扎的領帶，換上科爾多瓦新皮鞋。
我從車上——從只有兩節眼看就要生鏽的凄凄惶惶的車廂的市郊電氣列車上——下來，最先撲鼻而來的是令人懷念的青草氣息，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郊遊氣息。五月的風一如往昔從時間的遠方陣陣吹來。若揚起臉側耳傾聽，甚至可以聽見雲雀的鳴叫。
我打了個長長的哈欠，坐在車站長椅上，以無奈的心情吸了支煙。清早走出宿舍那興沖沖的勁頭已經蕩然無存，似乎一切不過是同一事情的周而復始而已。永無休止的dé jàvu 且重複一次惡化一次。
以前有一段時間，我曾跟幾個朋友橫七豎八地擠睡在一起。天亮時有人踩我的腦袋，道一聲對不起，隨即傳來小便聲。周而復始。
我鬆了松領帶，嘴角仍叼著香煙，用尚未合腳的皮鞋底咔嚓咔嚓使勁地蹭水泥地面，目的是為了減輕腳痛。痛倒是沒那麼厲害了，卻持續帶給我一種乖戾感——就好像身體被另外分成了幾部分。
狗沒出現。
乖戻感……
時不時有這種乖戻感，感覺上就像硬要把兩塊種類不同且夾帶碎片的嵌板拼在一起似的。每當這時，我總是喝威士忌躺下。早上起來情形愈發不可收拾。周而復始。
睜眼醒來，兩側有雙胞胎女孩。同女孩睡覺雖說以前經歷過幾次，但兩側睡有雙胞胎女孩畢竟頭一遭。兩人把鼻尖觸在我兩肩，很愜意似的睡個不醒。一個十分晴朗的周日清晨。
一會兒，兩人幾乎同時睜開眼睛，毛手毛腳地穿上脫在床下的襯衫和藍牛仔褲，不聲不響地在廚房煮咖啡，烤麵包片，從電冰箱里拿出奶油擺上餐桌。動作甚是訓練有素。不知名的鳥兒落在窗外高爾夫球場的鐵絲網上，機槍般叫個不止。
「貴姓？」我問兩人。醉意仍未消失，弄得我腦袋像要脹裂。
「不配有名有姓。」坐在右側地說道。
「實際上也不是了不得的姓名。」左邊的說，「明白？」
「明白。」我說。
我們隔桌而坐，嚼烤麵包片，喝咖啡。咖啡十分夠味兒。
「沒名字不方便？」一個問。
「方不方便呢？」
兩人想了一陣子。
「無論如何都想要名字的話，你適當給取一個好了。」另一提議。
「隨你怎麼叫。」
兩人一唱一和，活像調試短波立體聲。於是我腦袋愈發痛了。
「比如說？」我問。
「右和左。」一個說。
「豎和橫。」另一個道。
「上和下。」
「表與里。」
「東和西。」
「進口與出口。」我也不甘落後，好歹加上一句。
兩人相視而笑，一副滿意的樣子。
有進口必有出口，事物大多如此：郵筒、電動吸塵器、動物園、醬油壺。當然也不盡然，如捕鼠器。
我在宿舍洗滌槽下面放過捕鼠器，餌料用的是薄荷香口膠。找遍房間，大凡能稱為食品的僅此一物，是從冬令大衣口袋裡連同半張電影票一起發現的。
第三天早上，一隻小鼠撞上機關。鼠的顏色就像倫敦免稅店裡堆積的開司米羊毛衫，年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