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深蜷縮在電影院的座席上，雙手在鼻前交叉，反覆向自己提出與以往同樣的問題：今後如何是好呢？
問題誠然相同，但眼下需要的是就我應做之事進行冷靜思考，縝密歸納。
要排除連接上的混亂。
的確有什麼東西陷入混亂，這無可懷疑。喜喜、我和五反田交織在一起。我不明白何以出現這種狀態，但交織總是事實。必須理清頭緒。通過恢複現實性來恢複自己。或許這並非連接上的混亂，而是另外一種新的連接也未可知。但無論如何，作為我只能抓著這條線不放，小心翼翼地使之不至於中斷。這是線索。總之要動，不能原地止步，要不斷跳舞，並跳得使大家心悅誠服。
要跳要舞，羊男說。
要跳要舞，思考發出回聲。
不管怎樣，我得返回東京。在這裡再呆下去也幹事無補。探訪海豚賓館的目的盡已達到，必須回東京重整旗鼓，找出問題的癥結所在。我拉上衣鏈，戴上手套，扣好帽子，把圍巾纏上鼻端，走齣電影院。雪越下越猛，前面迷濛一片。整個街市如同凍僵的屍體一樣沒有半點活氣。
回到賓館，我當即給全日本航空公司售票處打電話，預訂下午飛往羽田的首次航班。「雪很大，有可能臨起飛之前取消航班，您不介意嗎？」負責訂票的女性說道。我答說不要緊，一旦決定回去，恨不得馬上飛到東京。接著，我收拾好東西，去下邊結賬。然後走到服務台前，將眼鏡女孩兒叫到租借處那裡。
「有點急事，得馬上回東京。」我說。
「多謝您光顧，下次請再來。」女孩兒臉上漾起精美的營業性笑容說道。我以為突然提出回去對她可能多少是個刺激。她很脆弱。
「唔，」我說，「還會來的，不久的將來。那時兩人慢慢吃頓飯，盡情暢談一番。我有很多話要好好跟你談談，但眼下必須回東京歸納整理，包括階段性思考，積極進取的態度，以及綜合性展望。這些都需要我去做。等一結束，我就回到這裡。不知要花上幾個月，但我肯定回來。為什麼呢，因為這裡對我……怎麼說呢，就好像是特殊場所。所以早早晚晚我一定返回。」
「哦——」她這一聲，相對而言，更帶有否定的意味。
「哦——」我這一聲，總的來說更趨向於肯定，「我這些話，在你聽來怕是傻裡傻氣的啰？」
「那倒不是。」她神情淡然地說，「只不過對好幾個月以後的事我考慮不好罷了。」
「我想並不是很遙遠的事。還會相見的。因為你我之間有某種相通之處。」我力圖說服她，但她似乎未被說服。「你不這樣感覺？」我問。
她只是拿圓珠筆頭在桌面「咚咚」敲著，沒有回答我的話。「那麼說，下班飛機就回去了，一下子？」
「打算這樣，只要肯起飛的話。不過趕上這種天氣，情況很難預料。」
「要是乘下班飛機回去，有一事相求，你肯答應？」
「沒問題。」
「有個13歲小女孩必須單獨回東京。她母親有事不知先跑到哪裡去了，剩這孩子一個人在賓館裡。麻煩你一下，把這孩子一道帶回東京去好嗎？一來她行李不少，二來她一個人坐飛機也叫人放心不下。」
「這倒也怪了，」我說，「她母親怎麼會把孩子一個人扔下不管，自己跑到別處去呢？這不簡直是亂彈琴？」
她聳了聳肩：「其實這人也是夠亂彈琴的。是個有名的女攝影家，很有些與眾不同。興之所至，雷厲風行，根本不管什麼孩子。喏，藝術家嘛，心血來潮時滿腦子儘是藝術。事後想起才打個電話過來，說是孩子放在這裡了，叫找個合適的班機，讓她飛回東京。」
「那麼她自己回來領走不就行了？」
「我怎麼曉得。反正她說無論如何得在加德滿都住一個星期。人家是名人，加上又是我們拉都拉不來的主顧，不能出言不遜的。她說得倒蠻輕鬆，說只要把孩子送到飛機場，往下一個人就可以回去了。問題是總不好那樣做吧？一個女孩子，一旦有個三長兩短就不得了。責任問題嘛。」
「無奇不有！」說罷，我突然想起一個人來，便道，「噢，那女孩怕是披肩發，穿著流行歌手式運動衫，經常聽單放機，是吧？」
「是啊！怎麼，你這不是挺清楚的嗎？」
「罷了罷了！」
她給全日航空售票處打電話，訂了一張和我同一班次的票。然後給小女孩房間打電話，說找到了一同回去的人，請其收拾好東西下來。並說這人自己很了解，足可放心。接著叫來男侍，叫他去小女孩房間取行李。又馬上叫來賓館的麵包車。這一切做得乾淨利落，滴水不漏，甚是身手不凡。
「還真有兩下子。」我說。
「不是說過我喜歡這工作么，我適合干這個。」
「可別人一逗就板起面孔。」我說。
她用圓珠筆咚咚敲了幾下檯面：「那是兩碼事，我不大喜歡別人逗笑話尋開心，一直不喜歡，那樣弄得我非常緊張。」
「喂，我可一點也沒有叫你緊張的意思喲，」我說，「恰恰相反，我是想輕鬆一下才說笑話的。也許那笑話又粗俗又無味，但作為我是想努力說得俏皮些。當然，有時候事與願違，引不起人家興緻，可惡意卻是沒有，更談不上嘲弄你。我開玩笑，只是出於我個人需要。」
她略微噘起嘴唇，注視我的臉，那眼神活像站在山丘上觀看洪水退後的景象。稍頃，發出一聲既像嘆息又像哼鼻那樣複雜的聲音：「對了，能給我一張名片嗎？既然把小女孩託付給你，那麼從我的角度……」
「從我的角度。」——我含含糊糊地嘟囔一句，從錢夾里抽出名片遞給她。名片這玩藝兒我也是具備的，曾經有12個人勸我還是懷揣幾張名片為好。她像看抹布似的細細看那名片。
「那麼你的名字呢？」我問。
「下次見面時再告訴。」她說，並用中指碰了下眼鏡框，「要是能見面的話。」
「當然能見。」我說。
她浮起新月一般淡然恬靜的微笑。
10分鐘後，女孩兒和男侍一起下到大廳。男侍拿著一個薩姆納特牌旅行箱，大得足可以站進一隻德國狗。看來的確不可能把拿這麼大的東西的一個13歲女孩兒丟在機場不管。今天她穿的是寫有「TALKING HEADS」①字樣的運動衫和細紋藍布牛仔褲，腳上穿一雙長靴，外面披了一件上等毛皮大衣。同前次見到時一樣，仍使人感到一種近乎透明的無可言喻的美，一種似乎明天使可能消失的極其微妙的美。這種美在對方身上喚起的是某種不安的情感，大約是美得過於微妙的緣故。「TALKING HEADS」——蠻不錯的樂隊名稱，很像凱勒瓦克小說中的一節標題。
①意為電視新聞節目主持人。
「搭話的腦袋在我旁邊喝著啤酒。我很想小便，於是告訴搭話的腦袋說我去趟廁所。」
令人懷念的凱勒瓦克。現在怎麼樣了呢？
小女孩兒看了看我。這回卻毫無笑意，而是蹙起眉頭地看著，又轉眼看看眼鏡女孩兒。
「不要緊，他不是壞人。」眼鏡女孩兒說。
「看樣子也不像壞人。」我補充一句。
小女孩又看了我一眼，勉為其難似的點了點頭，意思好像是說只能聽天由命了。這使我覺得自己似乎做了一件十分愧對於她的壞事，像是成了斯克爾基老大爺。
斯克爾基老大爺。
「放心好了，不要緊的。」眼鏡女孩兒說，「這位叔叔很會開玩笑，說話可風趣著呢。對女孩子又熱心，再說又是姐姐的朋友，所以不會有問題，對不對？」
「叔叔，」我不禁啞然失笑，「還夠不上叔叔，我才34歲，叫叔叔太欺負人了！」
但兩人壓根兒沒把我的話當一回事。她拉起小女孩兒的手，往停在大門口的麵包車那裡快步走去。男待已經把旅行箱放進車中。我提起自己的旅行包隨後趕上。「叔叔」——不像話！
這輛往機場去的麵包車，只有我和小女孩兒兩個人坐。天氣糟糕得很，途中四下看去，除了雪就是冰，簡直同南極無異。
「我說，你叫什麼名字？」我問小女孩兒。
她盯視一會我的臉，輕輕搖頭，一副無奈的樣子。繼而環視四周，像在尋找什麼。東南西北，所見皆雪。「雪。」她出聲道。
「雪？」
「我的名字，」她說，「就這個，雪。」
隨後她從衣袋裡掏出微型單放機，沉浸在個人音樂的世界裡。一直到機場她都沒朝我這邊斜視一眼。
不像話，我想。後來才得知，雪確實是她的真名，但當時無論如何我都覺得是她信口胡說，因而頗有些不悅。她時而從衣袋裡掏出口香糖一個人咀嚼不已，讓都沒讓我一下，其實我並非饞什麼口香糖，只是覺得出於禮節也該讓一聲才是。如此一來二去，我覺得自己恐怕真的成了形容枯槁、寒傖不堪的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