蟬在一九八八年夏天依然鳴唱。
我選擇了這個有風的午後開始記錄去年的流水帳，似乎相信這樣的氣候有益於我的寫作。日子一天天從北窗穿梭而過，我想起一九八七年心情平靜如水。在潮汐般的市聲和打夯機敲擊城市的合奏中我分辨出另外一種聲音，那是彩色風車在樓頂平台上旋轉的聲音。好久沒有風了，好久沒想起那隻風車了，現在我意識到風車旋轉聲對於現實的意義，所以我說，平靜如水。
或者倒霉的一天
日記寫道：你作為一個倒霉蛋的歲月也許始於這一天。我是想回老家過春節的。我帶著一隻大帆布包和一把黑雨傘到了火車站。那是這個城市的被廢棄了一半的舊車站，只發開往南方的短途車。那天有下雨的跡象，天色晦暗，但雨卻遲遲下不來。我走進低矮的候車室時覺得裡面很黑，好像停電了，五排長條凳上坐著的人一個個孤島似的若隱若現。我找了個空位坐下，我把包放在地上，把傘插在帆布包的拉手裡，一切都沒有異常之處。鄰近的一條壯漢盤著腿在看《家庭醫生》，我問他，"停電了嗎？"他說，"車站怎麼會停電？停了信號燈怎麼亮？"我想想也是。但我對舊車站的幽暗實在不習慣。為什麼不開照明燈呢？
檢票口還不放人。我聽見一個女檢票員尖聲對衝撞鐵欄杆的人喊，"急什麼？火車不是馬車，該走就走不該走你打死它也不走。"我記得我笑出了聲，我對於別人的幽默總是忍俊不禁。然後我閉上眼睛等待廣播檢票。事後我想想我的一切都沒有異常之處。我是想回老家過春節的。不知什麼時候我覺得額頭上被什麼冰涼的物體一點，睜眼一看，候車室天棚上的吸頂燈都亮了，一個白衣警察巋然站在我面前。當時我覺得光明是和警察一起降臨的，這很奇妙。
"放人了嗎？"我說。"把你的證件拿出來。"他說。
我這才意識到哪裡出了毛病。我拉開帆布包的拉鏈，掏出工作證給他。"怎麼啦？""沒什麼。"他翻開工作證溜了幾眼，然後遞還我說："放好吧。"
"快放人了吧？"我問。
"快了。請你跟我來一趟。"他又說。我注意到他的臉色很嚴肅，鬍子修得發青，雙眼炯炯有神，而一隻手漫不經心地摳著鼻孔。"為什麼？你覺得我是壞人嗎？"我盯著他的另一隻手。"跟我來一趟吧。"另一隻手正慢慢舉起來。"去哪兒？"我猜測那隻手才是關鍵的手。"跟我來就知道了。"關鍵的手朝我肩上拍了一下。我想了想還是拎起了包，我不知道哪裡出了毛病。他領著我朝盥洗室旁邊的鐵門走，一根黑色的鑲有皮套的警棍掛在皮帶上不時碰撞他的乾癟的臀部。鐵門後面是一條長長的走廊。在走廊里我想起那把傘忘在長條凳上了。我像一隻沒頭沒腦的羊跟著他走進車站派出所，我預感到一場莫名其妙的宰割就要開始了。辦公室里還有四個人，好像在玩牌，一個剛把紙條從鼻子上揭下來，另一個手指關節咔咔響著把凌亂的撲克剎那間洗成一塊。這時候我又笑了，我總是難以克制自己的笑，這種毛病總有一天會惹來滅頂之災。揪住我的警察猛地回頭："不準笑！""不笑。"我應著坐到屋子中間的圓凳上。我覺得自己像個老練的被捕者，這讓我有點迷惘。我弓腰坐著，看見帆布包可憐地縮在地上，我在想帆布包里是不是有問題，但是我肯定沒有攜帶任何違禁品，我只是想回老家過春節。"姓名？""李多。""我問你真實姓名。""那就是真實姓名。我沒有假姓名。"
"住址？""江南路１１號五樓。"
"老實點，到底有沒有住址？"
"怎麼會沒有？我不是流竄犯。""誰知道？不查清楚怎麼知道你是不是流竄犯？"我終於明白我被懷疑是個流竄犯，但我不明白我為什麼要被懷疑是個流竄犯，在春節前遇上這種事情不能不說是倒了大霉。我看了看手錶，離火車發車只有五分鐘了，我站起來說，"完了吧？再不完我就誤了火車了。"他們坐著不動，那些眼睛有著相仿的嚴峻和淡漠的神色。假如我是羊，他們就是牧羊人。牧羊人不讓羊走羊不能走。於是我又坐下，我隱隱聽見候車室的廣播在嚶嚶地響，一定是檢票了，要坐火車的人都上火車了，而我卻突然失去了這個權利。你體會不到我的絕望和沮喪。揪住我的警察跟審訊者小聲說著什麼，然後我聽見他們提了一個我意想不到的問題。
"有前科嗎？""什麼？""裝蒜，問你有沒有參與流氓盜竊反黨活動，譬如河濱街縱火案，友誼商店失竊案，或者民主牆運動，你有沒有前科？""沒有。這太荒唐了。"
"你說誰荒唐？""我說火車，火車要開了。"
"你說坐火車重要還是維護社會治安重要？""都重要。可我沒有擾亂社會治安。"
"那你為什麼私藏兇器？"
這時候我真的懵住了。我沒有兇器。我從來不打架為什麼要私藏兇器。我說，"你們弄錯了，我沒有兇器。"然後我把帆布包朝前面推了推，讓他們檢查。揪住我的警察從口袋裡掏出一副白手套戴上走了過來，他斜視了我一眼然後刷地打開帆布包拉鏈。我看見他飛快地掏出一把手槍來。我鬆了一口氣，差點又笑出來。但我拚命忍住了。因為那是一把香港產的塑料手槍，形狀逼真，但畢竟不是兇器。"是玩具手槍，給我小侄子玩的。"
他把塑料手槍在手上掂了掂，臉色惱怒。他繼續在包里摸索著，又抓出一把西瓜刀，拎著刀柄朝我晃著。"這又是什麼？""西瓜刀，不是兇器。"
"現在沒有西瓜，為什麼帶西瓜刀？"
"到夏天就有西瓜了。"
"狡辯，凡是十公分以上的刀具都算是兇器。是條例。""我不知道這個條例。"
"帶你來就是讓你知道。手槍和刀我們沒收了。現在你可以走了。""沒收刀我沒說的，但槍是玩具為什麼要沒收呢？""玩具槍也不準攜帶上車。這也是條例。"我終於站起來，腦袋已經被攪得像一團漿糊，我真的像一個被假釋的犯人朝他們點點頭告別。突然想起我是來坐火車的，趕緊朝候車室跑。候車室的燈光再度隱去，我看見我坐過的那排長凳上已經空無幾人。我揮著車票朝檢票口闖。那個女檢票員眼疾手快地把柵欄門拉上。她說你幹什麼？我說我坐火車。她奪過我的車票看了看，對我微笑著說，"放你進站你也趕不上那趟車了，火車比人跑得快你明白嗎？"我把包掛在脖子上愣了一會兒，然後我說，放你媽的狗屁。她擰起柳葉眉說，罵誰？我說我罵全世界，罵全世界，不關你的事。我又去找那把傘，根本不見傘的蹤影，傘也讓誰偷走了。我朝外面走發現那場雨已經下了很長時間了，我竟然不知道。知道了也沒辦法，有人想偷你的傘你只能去商店買一把新傘。買一把新傘沒什麼，可惜的是我最喜歡的塑料手槍被沒收了。
沒有第二節
我給江南路１１號的公寓起名為太陽大樓。那是我爺爺革命六十年得到的禮物。他把房子里的所有乳白色門窗壁櫥都漆上了一層紅色，然後交付我使用。我說為什麼要把白房間漆成紅房間？他說不能讓你太資產階級化了。紅的使人進步，白的使人墮落。我覺得爺爺的思維很可愛，對這種嬰兒式專制你只能聽之任之我行我素。我在牆上貼滿了從各種畫報上剪來的彩色畫頁，從拳王泰森到性感女明星金斯基到美國總統里根，那些人爺爺都不認識，他問我這是哪路英雄？我說是美國共產黨，他就朝我頭頂刷了一巴掌，"你騙人，哪國共產黨也不是這種熊樣，不穿衣服嗎？"我說那我沒辦法他們穿不穿衣服你可管不著。那是美國啊。
太陽大樓的居民習慣於蝸居生活，有時候我在樓下的信箱邊看見那些深居簡出的鄰居，他們的臉上有一種縱慾過度營養不良的晦氣。他們夾著報紙慢慢地上樓，臀部像地球一樣沉重，我不知道他們從早到晚忙了些什麼，搞成這種半死不活的樣子。以後太陽落山了，以後天就黑了。從太陽大樓的各個窗口湧出電視機的音量，射鵰英雄郭靖播音員杜憲羅京還有美國唐老鴨歌星×××吵成一團。偶爾夾雜著一隻飯碗砰然落地的聲音。這就是夜晚了。
夜裡難熬，有時我穿過回形走廊去樓頂平台，一路打開所有熄滅的燈，我看見那把木梯依然躲在隱秘的角落裡，我把梯子架到通口爬上去。太陽大樓如今失去了新鮮的意味，讓我喜歡的事物只有這樓頂平台了。
平台上的四座碉堡實際是四隻大水箱，除此之外它基本上是一片城市的草原。草原中央有一隻斷腿的靠背椅子，從我頭一次上平台起那隻斷腿椅子就孤獨地站著，不知道是誰把它放在那裡的。我如果坐上去就感到自己成了一位現代國王，身邊的世界清涼而神聖，一切都已遠去，唯有星星和月亮離你很近。夜露墜下來了，西北方向的鐵路上駛過夜行貨車後我將聽見某種神秘的召喚。我總是聽見那把椅子折斷的聲音，咔嚓，輕輕的然而深邃富有穿透力。早在一九八六年我就聽見了這聲音。我在平台上靜坐著，聽見從我的背後響起了這聲音。我回頭看了但什麼也沒看見，那天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