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下午，電話鈴響了。九月新學期開始後的第二個星期日。我正在做推遲了的午飯，但還是一一關上煤氣，趕緊拿起聽筒。因我猜想可能是敏打來的關於堇消息的電話。鈴聲的響法總好像有一種緊迫感，至少我是這樣感覺的。不料是「女朋友」打來的。
「事情非常重要，」她省去寒喧——這是很少有的——說道，「能馬上來一趟？」
聽語氣，似乎發生了什麼不妙的事，說不定是我們的關係被她丈夫發覺了。我靜靜地深吸一口氣。萬一同班上學生的母親睡覺的事給學校知道，不用說，我將處於相當狼狽的境地。最壞時情況有可能被解職，不過這怕也是沒辦法的事，這點從一開始就已清楚。
「去哪兒？」我問。
「超級市場。」她說。
我乘電車趕去立川，到火車站附近那家超級市場已經兩點半了。下午熱得就好像盛夏捲土重來一般，我卻按她的吩咐，穿白襯衫打領帶，外加灰色薄質西服。她說這樣看上去像老師，能給對方以良好印象，「因為你有時看上去像學生」。
在門口向一位正在整理售貨卡的店員問保安室在哪裡，對方說保安室不在這裡，在隔一條路的另一棟的三樓。原來是一座不很起眼的三層小樓，裡邊連電梯都沒有。混凝土牆壁裂紋縱橫，彷彿在木訥地訴說別介意、反正就要整個拆除了。我爬上磨損了的窄樓梯，小聲敲了敲掛有保安室標牌的門，一個男子粗重的語聲讓我進去。推開門，見她和兒子在裡面。兩人同身穿保安制服的中年男子隔桌相對。別無他人。
房間即使不算寬寬大大，可也決不窄窄巴巴。三張桌子靠窗排開，鐵皮文件櫃立在對面一側。旁邊那堵牆上貼著執勤表，鐵架上擺著三頂保安員帽。最頂頭那扇鑲有磨砂玻璃的門的對面看樣子有間休息室。房間無任何裝飾，無花，無畫，無掛曆，唯獨牆上那個圓形掛鐘格外醒目。房間空曠得出奇，儼然因某種緣由被時間長河遺棄的古老世界的一隅。香煙和書刊和人的汗漾出彷彿經年累月才融為一體的不可思議的氣味。
執勤的保安員身體敦敦實實，年齡五十五、六光景，粗胳膊，大腦袋，花白頭髮密麻麻硬挺挺，用散發出廉價氣息的整發水迫使其就範。其眼前的煙灰缸里滿是「七星」殘骸。我一進門，他立即摘下黑邊眼鏡，用布擦了擦，又戴回。看來那是他見生人時的習慣性動作。摘下眼鏡，那對眼睛猶如從月球拾來的石子一般冰冷冰冷，眼鏡戴回後，冰冷沒那麼冰冷了，而代之以死水潭般的黏稠。總的說來，不是以安慰別人為目的的視線。
房間悶熱，窗固然開著，但風絲毫進不來，進來的唯有路上的嘈雜。被紅燈攔住的大卡車發出嘶啞的氣閘聲，令人想起晚年的本·韋伯斯特的高音唱腔。大家都出了不少汗。我走到桌前簡單寒暄，遞出名片。保安員默默接過，咬著嘴唇盯視良久，盯罷把名片放在桌子上，抬起臉看我的臉。
「蠻年輕的老師嘛，」他說，「工作幾年了？」
我做出略加思索的樣子：「第三年。」
他「唔」了一聲，再沒說什麼。但那沉默本身就是一種內容複雜的雄辯。他再次把名片拿在手上，重新確認什麼似的注視我的名字。
「我姓中村，是保安主任。」他報出姓氏，但沒給名片。「那邊椅子有多餘的，請挑一把搬來。這麼熱很抱歉。空調嘛，出了故障。星期天人家不上門維修，電風扇也沒有乖乖聽話的，簡直坐以待斃。您怕也夠熱的，西裝請只管脫下好了。事情我想沒那麼快結束，光看著我都熱得夠嗆。」
我按他說的搬來一把椅子，脫去上衣。襯衫已出汗出得貼在身上。
「不過，我總覺得，老師這工作的確令人羨慕。」說著，保安員嘴角沁出於巴巴的笑意，然而眼鏡內側的眼珠卻如物色特定對象的深海食肉動物一般在探我的底。口氣誠然客氣，但僅限於表面。尤其說到「老師」兩個字時，顯然透出輕蔑意味。
「暑假一個多月，星期天不用上班，晚上不用值班，又有人送禮，好到天上去了！如今看來，我也在學校玩命用功弄個老師噹噹該有多妙。可到頭來，大概也是命中注定，當了個超市保安員。腦袋不好使嘛。跟我家孩子也說了：長大當老師！畢竟老師頂輕鬆嘛。」
我的「女朋友」身穿式樣簡潔的藍色半袖連衣裙，頭髮在腦頂齊整整地攏起，兩耳戴著小耳環，腳上是高跟白涼鞋，膝部放著白色手袋和奶油色小手帕。從希臘回來還是第一次見她。她一聲不吭，用哭得有些發腫的眼睛輪流看我和保安員，從神情上不難看出已挨了好一頓訓。
我和她對視了一下，隨即看了看她兒子。本名叫仁村晉一，在班上大家都叫他「胡蘿蔔」。細長臉，瘦瘦的，頭髮亂蓬蓬地打著漩，看上去真的像胡蘿蔔。我一般也這麼叫他。人很老實，不說多餘的話。成績算是好的，不忘做作業，值班打掃教室不要滑，不惹是生非。不過上課時極少舉手回答問題，也不出風頭，不討人嫌，也沒什麼人緣。母親對此頗有些不滿，但從教師的角度看，算是蠻不錯的孩子了。
「情況從學生母親那兒聽說了吧，電話里。」保安員問我。
「聽說了。」我說，「扒竊。」
「正是，」說著，保安員拿起腳下的紙盒，放在桌上，推到我這邊來。盒裡有八個仍包著塑料紙的訂書器。我拿一個在手上看了看：標價八百五十元。
「訂書器八個，」我說，「全部嗎？」
「是的，全部。」
我把訂書器放回紙盒。「價格一共六千八百元吧？」
「是的，六千八百元。您肯定這樣想吧：當然不止是扒竊，而是犯罪行為。可為什麼這麼小題大作呢，充其量才八個訂書器嘛，何況又是小學生。是這樣想吧？」
我什麼也沒表示。
「沒關係，即使這麼想也情有可原。畢竟較之扒竊八個訂書器，更惡劣的犯罪滿世界都是。在這裡當保安員之前，我也在第一線當了很長時間警察，情況一清二楚。」
保安員直勾勾地看著我的眼睛說道。我也在注意不給他以挑戰性印象的前提下正面迎接他的視線。
「若是頭一回，店方也不至於因為這個程度的扒竊而一一鬧騰沒完。我們也是靠客人吃飯的，都想適可而止，不把事情鬧大。本來嘛，把他帶到這房間來，稍微嚇唬嚇唬就完了；糟糕的時候也頂多跟家裡聯繫，提醒一下，而不通知學校。對這類事情儘可能息事寧人，這是我們店對待小孩扒竊的基本方針。
「問題是這孩子扒竊不是今天第一次。以前也有，僅我知道的就三次。注意，是三次！而且第一次也好第二次也好，這孩子都死活不肯道出自己的姓名和所在的學校。兩次都是我處理的，所以記得很清楚。無論說什麼問什麼，反正就是不開口。用警察的說法，就是所謂緘默。不道歉，也沒反省的樣子，很有抵觸性，態度非常惡劣。對他說再不告訴姓各就帶去找警察也不怕么，他還是默不作聲。無奈，這次硬讓他出示汽車月票，才弄明白了姓名。」他停了停，等待事情的細節滲入我的腦中。他仍然定定地注視我的眼睛，我也沒將視線移開。
「還有一點，那就是所偷東西的內容不好，不讓人憐愛。最初是十五支自動鉛筆，金額是九千七百五十元。第二次是圓規八個，金額為八千元。就是說，總是集中偷同一種東西。不是為自己用，或純屬惡作劇，或是為了賣給學校同學。」
我想像午休時胡蘿蔔向班上學生兜售訂書器的場景。事情不可能這麼簡單。
「難以理解，」我說，「何苦在一個店裡那麼明日張膽地扒竊呢？接連幹上幾次，當然要被認出，又引人警惕，逮住時處分也要加重。要想得手換一家商店豈非人之常情？」
「那種事問我也沒用，實際上在別的店也可能幹來著。若不然就是對我們店情有獨鍾，或是對我的長相看不順眼也未可知。我畢竟只是店裡一個保安，複雜情況一一考慮不來，也沒拿那份薪水。想了解的話，直接詢問本人如何？今天也一樣，領來這裡都三個小時了，就是不肯開口，隻字不吐。乍看樣子蠻老實，其實十分了得。所以才勞老師大駕。好好的休息時間給我打擾了，實在抱歉。
「……不過，剛才我就注意到了，您曬得相當可觀嘛。倒是跟這件事沒有直接關係——暑假您去哪裡了？」
「沒去什麼特殊地方。」我說。
他還是煞有介事地打量我的臉，就好像我是問題的一個重要部分。
我再次拿起訂書器細看。隨便哪個家庭哪問辦公室都備有的極其普通的小訂書器——臻於完美境地的廉價事務用品。保安員口叼「七星」，用大大的打火機在頂端點燃，側過臉吐煙。
我轉向孩子那邊，溫和地問道：「為什麼要訂書器呢？」
一直在看地板的胡蘿蔔靜靜地拾起臉看我，但什麼也沒說。這時我才發覺他的神色與平時截然不同，表情奇怪地消失了，眼睛的焦點也對不上，視線沒有縱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