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乘坐的航班在白沙瓦著陸三個小時之後，我坐在一輛瀰漫著煙味的的士破舊的后座上。汗津津的司機個子矮小，一根接一根抽著煙，自我介紹說他叫戈藍。他開起車來毫無顧忌，橫衝直撞，每每與其他車輛擦身而過，一路上滔滔不絕的話語片刻不停地從他口中湧出來：
「……你的祖國發生的一切太恐怖了，真的。阿富汗人和巴基斯坦人就像兄弟，我告訴你，穆斯林必須幫助穆斯林，所以……」
我不搭腔，帶著禮貌點頭稱是。1981年，爸爸和我在這裡住過幾個月，腦海里依然認得白沙瓦。現在我們在雅姆魯德路往西開著，路過兵站，還有那些高牆聳立的豪宅。這喧囂的城市匆匆後退，讓我想起記憶中的喀布爾，比這裡更繁忙、更擁擠，特別是雞市，哈桑和我過去常常去那兒，買酸辣醬腌過的土豆和櫻桃水。街路上擠滿了自行車、摩肩接踵的行人，還有冒出裊裊藍煙的黃包車，所有這些，都在迷宮般的狹窄巷道穿來插去。擁擠的小攤排成一行行，留著鬍子的小販在地面擺開一張張薄薄的褥子，兜售獸皮燈罩、地毯、繡花披肩和銅器。這座城市喧鬧非凡，小販的叫賣聲、震耳欲聾的印度音樂聲、黃包車高喊讓路的叫聲、馬車的叮叮噹噹聲，全都混在一起，在我耳邊回蕩。還有各種各樣的味道，香的臭的，炸蔬菜的香辣味、爸爸最喜愛的燉肉味、柴油機的煙味，還有腐爛物、垃圾、糞便的臭味，紛紛飄進車窗，撲鼻而來。
駛過白沙瓦大學的紅磚房子之後不久，我們進入了一個區域，那個饒舌的司機稱之為「阿富汗城」。我看到了糖鋪、售賣地毯的小販、烤肉攤，還有雙手髒兮兮的小孩在兜售香煙，窗戶上貼著阿富汗地圖的小餐館，廁身其中的是眾多救助機構。「這個地區有你很多同胞，真的。他們做生意，不過多數很窮。」他「嘖」了一聲，嘆了口氣，「反正，我們就快到了。」
我想起最後一次見到拉辛汗的情景，那是在1981年。我和爸爸逃離喀布爾那晚，他前來道別。我記得爸爸和他在門廊擁抱，輕聲哭泣。爸爸和我到了美國之後，他和拉辛汗保持聯繫。他們每年會交談上那麼四五次，有時爸爸會把聽筒給我。最後一次和拉辛汗說話是在爸爸去世後不久。死訊傳到喀布爾，他打電話來。我們只說了幾分鐘，電話線就斷了。
司機停在一座房子前，這房子位於兩條蜿蜒街道的繁忙交叉路口。我付了車錢，提起僅有的一個箱子，走進那雕刻精美的大門。這座建築有木板陽台和敞開的窗戶，窗外多數晾著衣服。我踩上吱嘎作響的樓梯，登上二樓，轉右，走到那昏暗走廊最後一扇門。我看看手裡那張寫著地址的信紙，敲敲門。
然後，一具皮包骨的軀體偽裝成拉辛汗，把門打開。
聖荷塞州立大學有位創作老師經常談起陳詞濫調：「應該像逃瘟疫那樣避開它們。」然後他會為自己的幽默笑起來。全班也跟著他大笑，可是我總覺得這種對陳詞濫調的指責毫無價值。因為它們通常準確無誤。但是因為人們把這些說法當成陳詞濫調，它們的貼切反而無人提及。例如，「房間里的大象」 這句話，用來形容我和拉辛汗重逢那一刻再也貼切不過了。
我們坐在牆邊一張薄薄的褥子上，對面是窗口，可以看到下面喧鬧的街道。陽光照進來，在門口的阿富汗地毯上投射出三角形的光影。兩張摺疊椅倚在牆上，對面的屋角擺放著一個小小的銅壺。我從它裡面倒出兩杯茶。
「你怎麼找到我？」我問。
「在美國要找一個人並不難。我買了張美國地圖，打電話查詢北加利福尼亞城市的資料。」他說，「看到你已經長大成人，感覺真是又奇怪又美好。」
我微笑，在自己的茶杯中放了三塊方糖。我記得他不喜歡加糖。「爸爸來不及告訴你我十五年前就結婚了。」真相是，當時爸爸腦里的腫瘤讓他變得健忘，忽略了。
「你結婚了？和誰？」
「她的名字叫索拉雅·塔赫里。」我想起她在家裡，替我擔憂。我很高興她並非孤身一人。
「塔赫里……她是誰的女兒？」
我告訴他。他眼睛一亮：「哦，沒錯，我想起來了。塔赫里將軍是不是娶了親愛的沙利夫的姐姐？她的名字叫……」
「親愛的雅米拉。」
「對！對！」他說，微笑著。「我在喀布爾認識親愛的沙利夫，很久以前了，那時他還沒搬去美國。」
「他在移民局工作好多年了，處理了很多阿富汗案子。」
「哎，」他嘆氣說，「你和親愛的索拉雅有孩子嗎？」
「沒有。」
「哦。」他啜著茶，不再說什麼。在我遇到的人中，拉辛汗總是最能識破人心那個。
我向他說了很多爸爸的事情，他的工作，跳蚤市場，還有到了最後，他如何在幸福中溘然長辭。我告訴我上學的事情，我出的書——如今我已經出版了四部小說。他聽了之後微微一笑，說他對此從未懷疑。我跟他說，我在他送我那本皮面筆記本上寫小故事，但他不記得那筆記本。
話題不可避免地轉向塔利班 。
「不是我聽到的那麼糟糕吧？」我說。
「不，更糟，糟得多。」他說，「他們不會把你當人看。」他指著右眼上方的傷疤，彎彎曲曲地穿過他濃密的眉毛。「1998年，我坐在伽茲體育館裡面看足球賽。我記得是喀布爾隊和馬扎里沙里夫 隊，還記得球員被禁止穿短衣短褲。我猜想那是因為裸露不合規矩。」他疲憊地笑起來。「反正，喀布爾隊每進一球，坐在我身邊的年輕人就高聲歡呼。突然間，一個留著鬍子的傢伙向我走來，他在通道巡邏，樣子看起來最多十八歲。他用俄制步槍的槍托撞我的額頭。『再喊我把你的舌頭割下來，你這頭老驢子！』他說。」拉辛汗用骨節嶙峋的手指抹抹傷疤。「我老得可以當他爺爺了，坐在那裡，血流滿面，向那個狗雜碎道歉。」
我給他添茶。拉辛汗說了更多。有些我已經知道，有些則沒聽說過。他告訴我，就像他和爸爸安排好那樣，自1981年起，他住進了爸爸的屋子——這個我知道。爸爸和我離開喀布爾之後不久，就把房子「賣」給拉辛汗。爸爸當時的看法是，阿富汗遇到的麻煩是暫時的，我們被打斷的生活——那些在瓦茲爾·阿克巴·汗區的房子大擺宴席和去帕格曼野炊的時光毫無疑問會重演。所以直到那天，他把房子交給拉辛汗託管。
拉辛汗告訴我，在1992到1996年之間，北方聯盟 佔領了喀布爾，不同的派系管轄喀布爾不同的地區。「如果你從沙里諾區走到卡德帕灣區去買地毯，就算你能通過所有的關卡，也得冒著被狙擊手槍殺或者被火箭炸飛的危險，事情就是這樣。實際上，你從一個城區到另外的城區去，都需要通行證。所以人們留在家裡，祈禱下一枚火箭別擊中他們的房子。」他告訴我，人們如何穿牆鑿壁，在家裡挖出洞來，以便能避開危險的街道，可以穿過一個又一個的牆洞，在臨近活動。在其他地區，人們還挖起地道。
「你幹嗎不離開呢？」我說。
「喀布爾是我的家園。現在還是。」他冷笑著說，「還記得那條從你家通向獨立中學旁邊那座兵營的路嗎？」
「記得。」那是條通往學校的近路。我記得那天，哈桑和我走過去，那些士兵侮辱哈桑的媽媽。後來哈桑還在電影院裡面哭了，我伸手抱住他。
「當塔利班打得聯軍節節敗退、撤離喀布爾時，我真的在那條路上跳起舞來。」拉辛汗說，「還有，相信我，雀躍起舞的不止我一個。人們在夏曼大道、在德馬贊路慶祝，在街道上朝塔利班歡呼，爬上他們的坦克，跟他們一起擺姿勢拍照片。人們厭倦了連年征戰，厭倦了火箭、炮火、爆炸，厭倦了古勒卜丁 和他的黨羽朝一切會動的東西開槍。聯軍對喀布爾的破壞比俄國佬還厲害。他們毀掉你爸爸的恤孤院，你知道嗎？」
「為什麼？」我說，「他們幹嗎要毀掉一個恤孤院呢？」我記得恤孤院落成那天，我坐在爸爸後面，風吹落他那頂羔羊皮帽，大家都笑起來，當他講完話，人們紛紛起立鼓掌。而如今它也變成一堆瓦礫了。那些爸爸所花的錢，那些畫藍圖時揮汗如雨的夜晚，那些在工地悉心監工、確保每一塊磚頭、每一根梁子、每一塊石頭都沒擺錯的心血……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罷了，」拉辛汗說，「你不忍知道的，親愛的阿米爾，那在恤孤院的廢墟上搜救的情景，到處是小孩的身體碎片……」
「所以當塔利班剛來的時候……」
「他們是英雄。」拉辛汗說。
「至少帶來了和平。」
「是的，希望是奇怪的東西。至少帶來了和平。但代價是什麼呢？」拉辛汗劇烈地咳嗽起來，瘦弱的身體咳得前後搖晃。他掏出手帕，往裡面吐痰，立刻將它染紅。我想這當頭，說一頭汗流浹背的大象跟我們同在這小小的房間裡面，那再也貼切不過。
「你怎麼樣？」我說，「別說客套話，你身體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