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生於1933年，同年查希爾國王 開始了他對阿富汗長達40載的統治。就在那年，一對來自喀布爾名門望族的年輕兄弟，開著他們父親的福特跑車一路狂飆。他們抽了大麻，喝了法國葡萄酒，醉意醺然，又有些亢奮，在去往帕格曼 的途中撞死了一對哈扎拉夫婦。警察逮到了這兩個略帶悔意的青年，連同罹難夫妻那個五歲的遺孤，帶到爺爺跟前。爺爺是位德高望重的法官，聽完那對兄弟辯說來龍去脈之後，爺爺不顧他們父親的哀求，判決那兩個年輕人立即到坎大哈去，充軍一年。此前他們家裡已經不知用了什麼手段，免去他們服役的義務。他們的父親有所申辯，然而不是太激烈，最終，人人都贊同這樣的判罰，認為也許有些嚴厲，卻不失公正。至於那個孤兒，爺爺將他收養在自己家裡，讓僕人教導他，不過得對他和藹一些。那個孤兒就是阿里。
阿里和爸爸一起長大，他們小時候也是玩伴——至少直到小兒麻痹症令阿里腿患殘疾，就像一個世代之後哈桑和我共同長大那樣。爸爸總是跟我們說起他和阿里的惡作劇，阿里會搖搖頭，說：「可是，老爺，告訴他們誰是那些惡作劇的設計師，誰又是可憐的苦工。」爸爸會開懷大笑，伸手攬住阿里。
不過爸爸說起這些故事的時候，從來沒有提到阿里是他的朋友。
奇怪的是，我也從來沒有認為我與哈桑是朋友。無論如何，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朋友。雖然我們彼此學習如何在騎自行車的時候放開雙手，或是用硬紙箱製成功能齊備的相機。雖然我們整個冬天一起放風箏、追風箏。雖然於我而言，阿富汗人的面孔就是那個男孩的容貌：骨架瘦小，理著平頭，耳朵長得較低，那中國娃娃似的臉，那永遠燃著微笑的兔唇。
無關乎這些事情，因為歷史不會輕易改變，宗教也是。最終，我是普什圖人，他是哈扎拉人，我是遜尼派，他是什葉派，這些沒有什麼能改變得了。沒有。
但我們是一起蹣跚學步的孩子，這點也沒有任何歷史、種族、社會或者宗教能改變得了。十二歲以前，我大部分時間都在跟哈桑玩耍。有時候回想起來，我的整個童年，似乎就是和哈桑一起度過的某個懶洋洋的悠長夏日，我們在爸爸院子里那些交錯的樹木中彼此追逐，玩捉迷藏，玩警察與強盜，玩牛仔和印第安人，折磨昆蟲——我們拔掉蜜蜂的尖刺，在那可憐的東西身上系根繩子，每當它想展翅飛走，就把它拉回來，這帶給我們無與倫比的快樂。
我們還追逐過路的游牧部落，他們經由喀布爾，前往北方的層巒疊嶂。我們能聽到他們的牧群走近的聲音：綿羊咪咪，山羊咩咩，還有那叮噹作響的駝鈴。我們會跑出去，看著他們的隊伍在街道上行進，男人滿身塵灰，臉色滄桑，女人披著長長的、色彩斑斕的肩巾，掛著珠鏈，手腕和腳踝都戴著銀鐲子。我們朝他們的山羊投擲石頭，拿水潑他們的騾子。我讓哈桑坐在「病玉米之牆」，拿彈弓用小圓石射他們的駱駝的屁股。
我們第一次看西部電影也是兩個人，在與那家我最喜歡的書店一街之隔的電影院公園，看的是約翰·韋恩的《赤膽屠龍》。我記得當時我求爸爸帶我們到伊朗去，那樣我們就可以見到約翰·韋恩了。爸爸爆發出一陣爽朗的狂笑——與汽車引擎加速的聲音頗為相像，等他能說得出話的時候，告訴我們電影配音是怎麼回事。哈桑跟我目瞪口呆，愣住了。原來約翰·韋恩不是真的說法爾西語，也不是伊朗人！他是美國人，就像那些我們經常看到的男男女女一樣，他們神情友善，留著長發，弔兒郎當地穿著五顏六色的衣服，在喀布爾城裡遊盪。我們看了三遍《赤膽屠龍》，但我們最喜歡的西部片是《七俠蕩寇志》，看了十三遍。每次電影快結束的時候，我們哭著觀看那些墨西哥小孩埋葬查爾斯·勃朗森——結果他也不是伊朗人。
我們在喀布爾新城那個瀰漫著難聞氣味的市場閑逛。新城叫沙里諾區，在瓦茲爾·阿克巴·汗區以西。我們談論剛剛看完的電影，走在市場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們在商人和乞丐中蜿蜒前進，穿過那些小店雲集的擁擠過道。爸爸每周給我們每人十塊阿富汗尼 的零花錢，我們用來買溫熱的可口可樂，還有灑著開心果仁的玫瑰香露雪糕。
上學那些年，我們每日有固定的程式。每當我從床上爬起來，拖拖沓沓走向衛生間，哈桑早已洗漱完畢，跟阿里做完早晨的祈禱，幫我弄好早餐：加了三塊方糖的熱紅茶，一片塗著我最愛吃的櫻桃醬的饢餅，所有這些整整齊齊地擺在桌子上。我邊吃邊抱怨功課，哈桑收拾我的床鋪，擦亮我的鞋子，熨好我那天要穿的衣服，替我放好課本和鉛筆。我聽見他在門廊邊熨衣服邊唱歌，用他那帶鼻音的嗓子唱著古老的哈扎拉歌曲。然後，爸爸和我出發，開著他的福特野馬轎車——會引來艷羨的目光，因為當時有部叫《警網鐵金剛》的電影在電影院已經上映了半年，主角史蒂夫·麥奎因在影片中就開這種車。哈桑留在家裡，幫阿里做些雜務：用手將臟衣服洗乾淨，然後在院子里晾乾；拖地板；去市場買剛出爐的饢餅；為晚餐準備腌肉；澆灌草坪。
放學後，我跟哈桑碰頭，抓起書本，一溜小跑，爬上瓦茲爾·阿克巴·汗區爸爸房子北邊的那座碗狀山丘。山頂有久已廢棄的墓園，各條小徑灌木叢生，還有成排成排的空白墓碑。多年的風霜雨雪鏽蝕了墓園的鐵門，也讓那低矮的白色石牆搖搖欲墜。墓園的入口邊上有株石榴樹。某個夏日，我用阿里廚房的小刀在樹榦刻下我們的名字：「阿米爾和哈桑，喀布爾的蘇丹。」這些字正式宣告：這棵樹屬於我們。放學後，哈桑和我爬上它的枝椏，摘下一些血紅色的石榴果實。吃過石榴，用雜草把手擦乾淨之後，我會念書給哈桑聽。
哈桑盤腿坐著，陽光和石榴葉的陰影在他臉上翩翩起舞。我念那些他看不懂的故事給他聽，他心不在焉地摘著地上雜草的葉片。哈桑長大後，會跟阿里和多數哈扎拉人一樣，自出生之日起，甚至自莎娜芭不情不願地懷上他那天起，就註定要成為文盲——畢竟，僕人要讀書識字幹嗎呢？但儘管他目不識丁，興許正因為如此，哈桑對那些謎一樣的文字十分入迷，那個他無法接觸的世界深深吸引了他。我給他念詩歌和故事，有時也念謎語——不過後來我不念了，因為我發現他解謎語的本領遠比我高強。所以我念些不那麼有挑戰性的東西，比如裝腔作勢的納斯魯丁毛拉和他那頭驢子出洋相的故事。我們在樹下一坐就是幾個鐘頭，直到太陽在西邊黯淡下去，哈桑還會說，日光還足夠亮堂，我們可以多念一個故事、多讀一章。
給哈桑念故事的時候，碰到某個他無法理解的字眼，我就十分高興，我會取笑他，嘲弄他的無知。有一次，我給他念納斯魯丁毛拉的故事，他讓我停下來。「那個詞是什麼意思？」
「哪個？」
「檮昧。」
「你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嗎？」我一臉壞笑地說著。
「不知道，阿米爾少爺。」
「可是這個詞很常見啊。」
「不過我還是不懂。」就算他聽到我話中帶刺，他也是不露聲色地微笑著。
「這麼說吧，在我們學校，人人都認識這個詞。」我說，「讓我看看，『檮昧』，它的意思是聰明、機靈。我可以用它來給你造句。『在讀書識字方面，哈桑夠檮昧。』」
「啊哈。」他點頭說。
後來我總是對此心懷愧疚。所以我試著彌補，把舊襯衣或者破玩具送給他。我會告訴自己，對於一個無關緊要的玩笑來說，這樣的補償就足夠了。
哈桑最喜歡的書是《沙納瑪》（也譯《列王紀》），一部描寫古代波斯英雄的10世紀的史詩。他通篇都喜歡，他喜歡那些垂垂老矣的國王：費里敦、扎爾，還有魯達貝。但他最喜歡的故事，也是我最喜歡的，是「羅斯坦和索拉博」，講的是神武的戰士羅斯坦和他那匹千里馬拉克什的故事。羅斯坦在戰鬥中，給予他的強敵索拉博以致命一擊，最終卻發現索拉博是他失散多年的兒子。羅斯坦強忍悲慟，聽著他兒子的臨終遺言：
若汝果為吾父，血刃親子，名節有虧矣。此乃汝之專橫所致也。汝持先母信物，吾報汝以愛，呼汝之名，然汝心難回，吾徒費唇舌，此刻命赴黃泉……
「再念一次吧，阿米爾少爺。」哈桑會這麼說。有時我給他念這段話的時候，他淚如泉湧，我總是很好奇，他到底為誰哭泣呢，為那個淚滿衣襟、埋首塵灰、悲慟難當的羅斯坦，還是為即將斷氣、渴望得到父愛的索拉博呢？在我看來，羅斯坦的命運並非悲劇。畢竟，每個父親的內心深處，不是都有想把兒子殺掉的慾望嗎？
1973年7月某天，我開了哈桑另外一個玩笑。我念書給他聽，接著突然不管那個寫好的故事。我假裝念著書，像平常那樣翻著書，可是我說的跟書本毫無關係，而是拋開那個故事，自己杜撰一個。當然，哈桑對此一無所知。對他而言，書頁上的文字無非是一些線條，神秘而不知所云。文字是扇秘密的門，鑰匙在我手裡。完了之後，我嘴裡咯咯笑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