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就是改不了小偷小摸的毛病，在我們香椿樹街上這種情況尤其嚴重，你稍不留神家裡的腌魚、香煙甚至掃帚就會失蹤，所以那天當我發現我的撲克牌少了一張紅桃Q時，我立即想到有人偷去了我的紅桃Q。
你不知道我有多麼愛護我的撲克牌，那是我在一九六九年唯一的玩具，我常常用它和我哥哥玩一種名叫大洛克的遊戲。玩撲克牌是不能缺少任何一張牌的，也正因為如此，我在每一張牌後面都寫了我的名字，我以為這樣一來誰也不會來偷我的撲克了，可是我錯了。我去向我哥哥打聽紅桃Q的下落，他說，丟一張牌算什麼？我們學校李胖的兒子都丟了，一個人丟了都沒人找，誰替你找一張破牌？我從他的表情里察覺出某種蹊蹺之處，幾天前他向我借一毛錢，我沒理睬他，我懷疑他故意偷走了紅桃Q作為對我的報復，我這麼想著就把手伸到他的枕頭裡、床褥下還有抽屜中搜查起來，你知道我哥哥不是什麼好惹的人，他突然大叫起來，你他媽的把我當牛鬼蛇神呀？你他媽的敢抄我的家？說著他就朝我屁股上狠狠地踹了一腳。
後來我們兄弟倆就扭打起來了，後來當然是我掛了眼淚燈籠，我哥哥一看局面不堪收拾了，縱身一躍就跳到了窗外的大街上，隔著窗子他對我說，你真他媽的沒骨氣，丟一張破撲克牌有什麼了不起的？不就是一張紅桃Q嗎，哪天我給你弄一張紅桃Q不就完了？
我哥哥是個吹牛皮大王，即使他說那番話是認真的，我也不相信他能弄來那張紅桃Q。那是一九六九年，我們這個城市處於一種奇怪的革命之中，人們拒絕了一切娛樂，街上清寂無人，店鋪的大門半開半閉，即使你走遍整座城市也看不見一張撲克牌的影子。你想像一九六九年一個雨雪霏霏的冬日，一個孩子在布市街（當時叫紅旗街）一帶走走停停，沿途爬在每一個櫃檯上朝貨架上張望。營業員說，這位小同志你要什麼？孩子說，撲克牌。營業員便都皺起了眉頭，語氣也不耐煩了，哪有什麼撲克牌？沒有！
我這麼精心描述我當時尋覓撲克牌的情景，只是為了讓你相信，我說的一切都是真的。
我跟隨我父親到上海去就是為了買一盒新撲克牌，從我們那座城市坐火車去上海大約需要兩個鐘頭。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火車，但我不記得當時是什麼心情了，況且兩個鐘頭的旅程過於短暫，只記得我父親一直與鄰座談論著橡膠、鋼鐵什麼的，談著談著火車就停下來了，上海到了。
一九六九年的上海是灰濛濛的死城，我這麼說其實多半是一種文學演繹，因為除了那些上黃色的有鐘樓的大圓頂房子，還有臨近旅社的一長溜擺放豆製品的木架，我對當時上海的街景幾乎沒有什麼記憶。我跟隨出公差的父親走在上海的大街上，眼光只是關注著路邊每一家店鋪的玻璃櫃檯。你應該相信，即使是在一九六九年，上海的店鋪也比我們那兒的店鋪更像店鋪，不管是肥皂、草紙還是糖果糕點都整潔有序地擺放在櫃檯貨架上，有幾次我一眼就看見類似撲克牌的小紙盒，但每次跑過去一看，那卻是一盒傷濕止痛膏或者是一盒香煙，上海也沒有撲克牌？上海也沒有撲克牌，這讓我失望透頂，我想香椿樹街上的那些婦女常常嘰嘰呱呱地談論上海的商品，她們把上海說成一個應有盡有的城市，現在看來全是騙人的鬼話。
我說過我父親公務在身，他沒有時間陪我在店鋪里尋覓撲克牌，他要趕在別人下班前辦完他的事情。在一幢灰白色的掛著許多標語條幅的水泥大摟前，父親鬆開了我的手，他把我推到傳達室的窗前，對裡面的一個中年女人說，我上你們革委會辦點事，你替我看一下我兒子。我看見那女人漠然地掃視著我們，鼻孔里哼了一聲，出公差還帶著孩子？什麼作風！
我父親無心辯解，他拎著一隻黑色公文包匆匆地往樓上跑去，剩下我一個人站在上海的這座陌主的水泥大樓里，站在一個陌生女人冷冰冰的視線里。我看見傳達室的爐子上有一壺水噗噗地吐著熱氣，那些熱氣在小屋裡輕輕地漫溢著，牆上的毛澤東畫像和幾面紅旗便顯得有些濕潤而模糊，那個女人的雙手一直在桌下做著某種機械動作，偶爾地她抬起頭朝我膘上一眼。我突然很想知道她在幹什麼，於是我撐住窗沿騰起身子，朝桌子下面的那雙手看了一眼，我看見一隻蒼白的手抓著一隻圓形繡花架，另一隻蒼白的手捏著繡花針和絲線，我還看見了那塊白絹上的一朵紅花，是一朵綉了一半的碩大的紅花。
你幹什麼？女人發現了我的動作，她幾乎是驚恐地把手裡的東西扔在桌下，她伸出一隻手來抓我的胳膊，但我躲閃開了，我發現那個女人的眼睛裡露出一絲凶光，她從桌上撿起一支粉筆朝我扔過來，嘴裡惡聲惡氣地說，哪來的小特務小內奸？鬼頭鬼腦的，給我滾開！
我逃到了街道的另一側。我覺得那個女人莫名其妙，她把兩隻字藏在辦公桌下繡花莫名其妙，她對我噴發的怒火更是莫名其妙。我其實不在乎她把手藏在桌下幹什麼，不就是綉一朵花嗎，為什麼要偷偷摸摸的呢？我想假如知道她是在繡花，我才懶得望她一眼，問題是她不知道我的心思，其實當我撐住窗沿看她的手時，我最希望看見的是撲克牌或者只是一張紅桃Q。
我第一次去上海充滿了失落感，我父親拉著我的手在上海的街道上怒氣沖沖地走，他說，撲克牌，撲克牌，你知不知道那是封資修的東西，那不是什麼好東西！
現在我可以確定當年隨父親投宿的旅社臨近外灘或者黃浦江，因為那天夜裡我聽見了海關大鐘、小火輪以及貨船汽笛的聲音，我還記得旅社的房間里有三張床，每張床上都懸著夏天才用得上的圓罩形蚊帳。除了我和父親，房間里還住著一個操北方口音的男人，那個男人長了一臉硬如豬鬃的絡腮鬍子。
起先我一個人睡一張床，燈開著，窗外的上海在一種類似嗚咽的市聲中漸漸沉入黑暗，我看不見窗外的事物，我只是透過蚊帳看著房間的牆。牆是米黃色的，牆上有一張愛國衛生月的宣傳畫，我覺得宣傳畫上那個手持蒼蠅拍的男孩很像我們街上的貓頭（貓頭也許與失竊的那張紅桃Q有關，他是我的重點懷疑對象），我想了一會兒貓頭與紅桃Q的事。突然就看見了牆上的那灘血跡，真的是很突然地看見了那灘血跡，它像一張地圖印在牆上，貼著床上的蚊帳，離我的枕邊僅僅一掌之距。
牆上有血！我朝另一張床上的父親大叫起來。
哪來的血？我父親從床上欠起身子，朝我這裡草草地望了一眼，他說，是蚊子血，夏天誰打蚊子時留在牆上的。
不是墳子的血。我有點驚恐地研究著牆上那灘血跡，蚊子的血沒有這麼多！
別去管它了，閉上眼睛好好睡，馬上要拉燈了。父親說。
我看見那個絡腮鬍男人鑽出蚊帳，他三步兩步地跳過來，掀起我床上的蚊帳，是這灘血吧？他看了我一眼，掉頭用一種明亮的目光盯著牆上的那灘血跡看，然後我看見那個男人做了一個令人震驚的動作，他把食指放進嘴裡含了一會兒，突然伸到牆上的血跡中心狠狠地颳了一下，又把食指放回到嘴裡，我看見他微微皺了皺眉頭，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
是人血。他三步兩步地跳回自己的床，在蚊帳里嘿地笑了一聲，是人血，我一看就知道是人血。
剎那間恐懼使我的心狂跳起來，我撲向父親的那張床，什麼也沒說，一頭鑽進了父親的被窩。
是從誰頭頂上濺出來的血，我一看就知道了。絡腮鬍男人說，你要用錐子戳誰的頭，血濺到牆上就是那樣子，用皮帶頭掄也差不多，我一看就知道了，這兒肯定押過人。
那不可能，這是旅社，父親說。
旅社怎麼就不能押人？絡腮鬍男人在蚊帳里再次發出了輕蔑的笑聲，他說，你好像什麼都沒見過，我們單位的澡堂都押過人，那血可不是在牆上，是在天花板上，天花板上呀，你知道人血怎麼能濺到天花板上？你沒親眼見過，讓你猜也猜不出來。
別說了，我帶著孩子。我父親堵住那男人的話茬說，我帶著孩子，孩子膽小。
那男人後來就不再說了。燈熄滅了，旅社的房間也突然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包括牆上的那灘血跡也被黑暗湮沒了。除了一種模糊微白的反光，我看不見旅社牆面上的任何東西。我聽見對面床上的男人打起了濁重的鼾聲，後來我父親也開始打鼾了。
孩子們膽小，那天夜裡我一直抓著父親的一條胳膊，我想像著旅社裡曾經發生的這件事情，想像那個流血的人和手拿錐子或者皮帶頭的人，一時無法入眠，我記得我清晰地聽見了上海午夜的鐘聲，我想那一定就是著名的海關大樓的鐘聲。
第二天上海沒有陽光，天色始終像灰鐵皮似的蓋在高樓與電線杆的上端，我父親捧著一張紙條，帶著我在一家巨大的商場內穿梭，紙條上列著毛線、床單、皮鞋尺碼之類的貨品清單，那是鄰居們委託父親購買的。在那座明顯留有殖民地氣味的建築物里，人比貨品更為豐富蕪雜。在皮鞋櫃檯那裡，我差點與父親失散，我走到文具櫃檯前，誤以為櫃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