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問道：「為什麼會鬧得這麼人仰馬翻？為什麼所有的大臣，御史，全朝的讀書人，都群起反對新法呢？」
另外有兩次激進的改革，一次是漢武帝時，一次是在王莽當政時。第一次是按照桑弘羊的國家資本財政論，雖然戰爭綿延，國庫賴以增富，但是終以幾乎招致叛亂而廢止。第二次則因王莽被推翻而新政亦成泡影。所以，如今王安石變法成為第四次失敗，固不足為奇。但是在此四次新的實驗之中，每一次都是由一個具有創新力的思想家的觀點出發，其人寧願把過去全予屏棄，憑其信念與決心，全力以赴。王安石對商鞅極為欽佩，曾經寫過一首詩籲請大家對他當有正確的了解，此一事頗具重要意味。同時，我們必須注意，凡有極權主義提出來，不論古時或現代，基本上的呼聲，都是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在歷史上，多少政治上的罪惡都是假借「人民」的名義而犯下的，現代的讀者自然不難明白。
王安石是個怪人，思想人品都異乎尋常。學生時代很勤勉，除去語言學極糟糕之外，還算得上是個好學者，當然是宋朝一個主要的詩人。不幸的是，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無圓通機智處人治事之術，除去與他自己本人之外，與天下人無可以相處。毫無疑問，他又是一個不實際的理想主義者。倘若我們說理想主義者是指的不注意自己的飲食和儀錶的人，王安石正好就是這等人。王安石的衣裳骯髒，鬚髮紛亂，儀錶邋遢，他是以此等惡習為眾所周知的。蘇洵在《辨奸論》那篇文章里刻畫王安石說：「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又說他：「囚首喪面而談詩書。」王安石是否喜歡以這樣特點異乎常人，我們無從知道，但是一個人把精力完全傾注在內在的思想上，自然會忽略了他的外表，這話倒不難相信。有一個故事流傳下來，說他從來不換他的長袍。一天，幾個朋友同他到一個寺院里的澡堂會。在他由浴池出來之前，朋友們特意偷偷的留在外頭一件乾淨的長袍，用以測驗他是否知道衣裳已經被換了。王安石洗完出來，把那件新袍子穿上，朋友動了手腳，他完全不知道。不管怎麼樣，他總是身上穿了件衣裳就行了。
又有一天，朋友們告訴王安石的胖太太，說她丈夫愛吃鹿肉絲。
王安石道：「誠如陛下所說，正因堯舜知道此四奸臣之劣跡而殺之，堯舜才能有其成就。倘若此四奸臣在朝不去，仍逞其陰謀而妒賢害能，賢良之臣亦必棄官而去。」
大家說：「在吃飯時他不吃別的盤子里的菜，只把那盤鹿肉絲吃光了，所以我們才知道。」
太太問：「你們把鹿肉絲擺在了什麼地方？」
最後，在神宗熙寧元年（一○六八），王安石已然深知皇帝對他的態度，乃自外地來京，奉召入朝，奉准「越級進言」，不受朝儀限制。
朋友們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調換了，把鹿肉絲放得離他最遠，大家留意他吃什麼。王安石開始吃靠近他的菜，桌子上照常擺了鹿肉，他竟然完全不知道。
皇帝聽了頗覺稱心，但謙謝道：「卿之所望於寡人者過奢，恐怕寡人無以符賢卿之望。」
在宋以前，中國實行徵兵制已經很久。王安石提出的就是老百姓要付稅以代替兵役。換言之，這條措施就是以募兵組成常備軍代替徵兵制。不過，仔細研究一下免役法的規定，其結論恐怕難逃政府從稅收以裕國庫的目的，至於使人民免於徵兵之利益，則已由實行保甲制度而歸為泡影，而保甲制度較之徵兵制則弊害更多。免役法慎重研討一年之後，條文終於公布了。條文中規定凡過去免於徵兵之家仍須付免役稅；例如，寡婦，家中無子女，或只有獨子，或雖有子女而尚未成年者，尼姑與和尚道士，都須納一種稅，名之為「助役金」。各地區在免役配額之外，須多繳納百分之二十，以供荒年百姓無力繳納時應用。由此種稅徵集的款項，則充政府雇兵與僱用其他人員之用。正如蘇東坡在青苗貸款措施上所說，百姓將因拖欠而入獄，而受鞭笞之苦，也正如司馬光當時所指出將來必然發生之情況——凡無現款以繳納春秋之兔役稅者，必強迫而出售食糧，殺其耕牛，代其樹木，方可以繳納此項捐稅。再者，在前項徵兵法中，民家只不過輪流服役數年，而在新實行之免役法中，常常須為免役而年年繳稅，連不須服役之年，亦須照常繳稅。
王安石接任三司判官不久，他就企圖試探一下自己的政治基礎。當時仁宗在位。他就上書論政，長達萬言。在此萬言書中，陳明他對改革財政的基本原則，「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他說自宋開國以來，政府即感財力不足之苦，此皆因缺乏一良好之財政經濟政策。此等政策之所以未為人所想到，只因為無偉大而有力者謀其事。他說當時有其權位者，卻無此大才。在全國之中，他亦不知何人具有此等才幹足以出任斯職。他很巧妙的指出若從事基本改革，必使之與古聖先生之道相聯繫，要使庶民相信不背乎先王之道。他又說，在順乎古代傳統之時，切勿師先王之法，但僅師先王之意，政策無論如何不相同，但皆以人民之利益為依歸。總之，那是一篇結構謹嚴文字老練的政論文章，論到政府的每一方面，財政、官制、教育，無不在內。
但是王安石這個怪人，除去邋遢的外表之外，尚有不止此者。在他得勢之前大約二十年之中，他之所以使人談論者，是他屢次謝絕朝廷的提升。這倒很難相信他之如此是純系沽名釣譽之意，因為從他二十一歲考中進士，到他四十六歲得勢——那是他壯年最活躍的時期，共二十五年——他一直謝絕任命，寧願在一個偏遠的省份當一小吏。那是仁宗在位之時，國家太平，才俊之士咸薈萃於京都。王安石越謝絕朝廷授予高位之意，他的聲譽越高。最後，朝廷上的官員皆急欲一睹此人的真面目。此時因為他除去以文章出名之外，他位居太守，治績斐然，行政才幹之優，堪稱能吏。他建堤築堰，改革學校，創農民貸款法，把他的新社會理想，實施了數項。政績確實不錯，也深得百姓愛戴。他對入朝為官的引誘一直視若無睹，直到仁宗嘉佑五年（一○六○），朝廷任命他為三司度支判官，他才來到京師。很顯然的是，此人的興趣是在經濟財政方面，只有在這方面他才會對國家有最大的貢獻。後來他母親去世，他必須辭官守喪；但是甚至於守喪期滿，他又被召入朝之時，他又謝絕在京為官，寧願留在金陵。
他這一段自己韜光養晦歷程，頗難了解，因為此人一定深信一旦時機到來，他必可為國家做大事。若說他壯年這段時期已經建立了他政治生涯的基礎，是合乎情理的說法。也許當時朝廷名臣重儒之間的競爭，他覺得不能勝任，因為那時朝中有年高德助學識淵博的文臣，如范仲淹、司馬光、歐陽修、曾公亮等人，這些人都會對銳意的改革側目而視，都深得人望，足以使抱有新見解的後起之輩無從發展。王安石是在坐以待時。但是，從心理上看，恐怕另有一個理由。王安石那樣氣質的人，不管身居何處，總願自為首領，而在偏遠的外縣身為太守，仍不失小池塘中的大青蛙。他在京師擔任一項官職，那一段短短的時期，他曾和同僚爭吵不和，使事事錯亂失常。他想變動成規，照自己的想法辦事。吳桂和張方平都記得與他為同僚或為屬下之時，遇事都極難與人合作。
王安石的《三經新義》也和他的語言學一樣，往往帶有佛教思想，新思想創見多，而學術根基淺。但是他卻相信，在解釋古籍的思想和政治觀念時，他之認為如何就必然如何。他的《三經新義》糟不可言，他死之後就完全為人所遺忘，而且也一本無存了。可是在他當權之時，則是科舉考生人人所必讀的經典；考生的意見如與宰相的見解小有出入，便因之落第而有餘。最為人所厭恨者，是此《三經新義》是在兩年之內倉促編成的；此書之正式開始編纂是在神宗熙寧六年（一○七三）三月，由他的小兒子和一個政治走狗幫助之下編成，後兩年出版。這本急就章，就定為儒家思想的標準疏解，但每逢王安石對疏解有所改變，為應天下考生之需，新版本立即出現。考生人人知道，他們的前途是全繫於能做這個修正本的應聲蟲與否而定。
還有一個故事說王安石在揚州太守幕府時，他徹夜讀書。那時的太守是韓琦，他後來做了宰相。王安石總是苦讀通宵，天將黎明之時才在椅子中打盹。等睡醒時，已然晚了，來不及洗臉梳頭髮，便連忙跑到辦公室上班。韓琦一看他那副樣子，以為他徹夜縱情聲色，就向他勸導幾句。
王安石的奇怪習慣，是否是矯揉造作，無法斷言；但每逢一個人對某一事做得過度，人總容易懷疑他是沽名釣譽。我們若是相信邵伯溫的記載，仁宗皇帝也曾有此懷疑。一天大臣等蒙思寵召，盛開御宴。客人須在池塘中自己捕魚為食。在用膳之前，做成小球狀的魚餌，擺在桌子上金盤子里。王安石不喜歡釣魚，便將金盤子里的魚餌吃光。第二天，皇帝對宰相說：「王安石為偽君子。人也許誤食一粒魚餌，總不會有人在心不在焉之下把那些魚餌吃完的。」由這個故事看來，可見為什麼仁宗不喜歡王安石了。在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