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來，我一直過著資產階級的生活。我居住的地方名叫煙，我的寓所是一間臨河的平房，平房的結構是缺乏想像力的長方形，長方形暗示了我的生活是如何簡潔與明確。
我非常欣賞自己在小城裡到處遊盪時的腳步聲，這些聲音只有在陌生人的鞋後跟才會產生。雖然我居住在此已經很久，可我成功地捍衛了自己腳步聲的純潔。在街上世俗的聲響里，我的腳步聲不會變質。
我拒絕一切危險的往來。我曾經遇到過多次令我害怕的微笑，微笑無疑是在傳達交往的慾望。我置之不理，因為我一眼看出微笑背後的險惡用心。微笑者是想走入我的生活，並且佔有我的生活。他會用他粗俗的手來拍我的肩膀，然後逼我打開臨河平房的門。他會躺到我的床上去，像是躺在他的床上，而且隨意改變椅子的位置。離開的時候，他會接連打上三個噴嚏，噴嚏便永久占居了我的寓所，即便燃滿蚊香，也無法熏走它們。不久之後，他會帶來幾個身上散發著廚房裡那種庸俗氣息的人。這些人也許不會打噴嚏，但他們滿嘴都是細菌。他們大聲說話大聲嬉笑時，便在用細菌粉刷我的寓所了。那時候我不僅感到被佔有，而且還被出賣了。
因此我現在更喜歡在夜間出去遊盪，這倒不是我懷疑自己拒絕一切的意志，而是模糊的夜色能讓我安全地感到自己遊離於眾人之外。我已經研究了住宅區所有的窗帘，我發現任何一個窗口都有窗帘。正是這個發現才使我對住宅區充滿好感，窗帘將我與他人隔離。但是危險依然存在，隔離並不是強有力的。我在走入住宅區窄小的街道時，常常會感到如同走在肝炎病區的走廊上，我不能放棄小心翼翼。
我是在夜間觀察那些窗帘的。那時候背後的燈光將窗帘照耀得神秘莫測，當微風掀動某一窗帘時，上面的圖案花紋便會出現妖氣十足的流動。這讓我想起寓所下那條波光粼粼的河流，它流動時的曲折和不可知，曾使我的睡眠里出現無數次雪花飄揚的情景。窗帘更多的時候是靜止地出現在我視野中，因此我才有足夠的時間來考察它們的光芒。儘管燈光的變化，與窗帘無比豐富的色彩圖案干擾了我的考察。但當我最後簡化掉燈光和色彩圖案後，我便發現這種光芒與一條盤踞在深夜之路中央的蛇的目光毫無二致。自從這個發現後，在我每次走入住宅區時，我便感到自己走入了千百條蛇的目光之中。在這個發現之後很久，也就是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那一天。一個年輕的女子向我走了過來。她走來是為了使我的生活出現缺陷，或者更為完美。總而言之，她的到來會製造出這樣一種效果，比如說我在某天早晨醒來時，突然發現卧室里增加了一張床，或者我睡的那張床不翼而飛了。
事實上，我與外鄉人相識已經很久了。外鄉人來自一個長滿青草的地方，這是我從他身上靜脈的形狀來判斷的。我與他第一次見面是在一個夏日的中午，由於炎熱他赤裸著上身，他的皮膚使人想起剛剛剝去樹皮的樹榦。於是我看到他皮膚下的靜脈像青草一樣生長得十分茂盛。
我已經很難記起究竟是在什麼時候認識外鄉人的，只是覺得已經很久了。但我知道只要細細回想一下，我是能夠記起那一日天空的顏色和樹木上知了的叫聲。外鄉人端坐在一座水泥橋的橋洞里。他選擇的這個地方，在夏天的時候讓我讚嘆不已。外鄉人是屬於讓我看一眼就放心的人，他端坐在橋洞里那副安詳無比的模樣，使我向他走去。在我還離他十米遠的時候，我就知道他不會去敲我長方形的門，他不會發現我的床可以睡覺可以做夢，我的椅子他也同樣不會有興趣。我向他走去時知道將會出現交談的結局，但我明白這種交談的性質，它與一個正在洗菜的女人和一個正在點煤球爐男人的交談截然不同。因此當他向我微笑的時候，我的微笑也迅速地出現。然後我們就開始了交談。
出於謹慎，我一直站立在橋洞外。後來我發現他說話時不斷做出各種手勢。手勢表明他是一個歡迎別人走入橋洞的人。我便走了進去，他立刻拿開幾張放在地上的白紙，白紙上用鉛筆畫滿了線條，線條很像他剛才的手勢。我就在剛才放白紙的地方坐了下去，我知道這樣做符合他的意願。然後我看到他的臉就在前面一尺處微笑，那種微笑是我在小城煙里遇到的所有微笑里，唯一安全的微笑。
他與我交談時的聲音很平穩，使我想起橋下緩緩流動的河水。我從一開始就習慣了這種聲音。鑒於我們相識的過程並不驚險離奇，他那種平穩的聲音便顯得很合適。他已經簡化了很多手勢，他這樣做是為了讓我去關注他的聲音。他告訴我的是有關定時炸彈的事，定時炸彈涉及到了幾十年前的一場戰爭。一九四九年初，國民黨上海守軍司令湯恩伯決定放棄蘇州、杭州等地，集中兵力固守上海。鎮守小城煙的一個營的國民黨部隊連夜撤離。撤離前一個名叫譚良的人，指揮工兵排埋下了十顆定時炸彈。譚良是同濟大學數學專業的畢業生。在那個星光飄灑的夜晚，他用一種變化多端的幾何圖形埋下了這十顆炸彈。譚良是最後一個撤離小城煙的國民黨軍官，當他走出小城，回首完成最後一瞥時，小城在星光里像一片竹林一樣安靜。那時候他可能已經預感到，幾十年以後他會重新站到這個位置上。這個不幸的預感在一九八八年九月三日成為現實。
儘管譚良隨同他的部隊進駐了上海。可上海解放時，在長長走過的俘虜行列里，並沒有譚良。顯然在此之前他已經離開了上海，他率領的工兵排那時候已在舟山了。舟山失守後，譚良也隨之失蹤。在朝台灣潰退的大批國民黨官兵里，有三個人是譚良工兵排的士兵。他們三人幾乎共同認為譚良已經葬身大海，因為他們親眼看到譚良乘坐的那艘帆船如何被海浪擊碎。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日傍晚五點正，一個名叫沈良的老漁民，在舟山定海港踏上了一艘駛往上海的班輪。他躺在班輪某個船艙的上鋪，經過了似乎有幾十年般漫長的一夜搖晃。翌日清晨班輪靠上了上海十六鋪碼頭。沈良擠在旅客之中上了岸，然後換乘電車到了徐家匯西區長途汽車站。在那天早晨七點整時，他買到了一張七點半去小城煙的汽車票。
一九八八年九月三日上午，他坐在駛往小城煙的長途汽車裡，他的鄰座是一位來自遠方的年輕人。年輕人因患眼疾在上海某醫院住了一個月，病癒後由於某種原因他沒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小城煙。在汽車裡，沈良向這位年輕人講述了幾十年前，一個名叫譚良的國民黨軍官，指揮工兵排在小城煙埋下了十顆定時炸彈。
外鄉人說：「十年前。」
外鄉人這時的聲音雖然依舊十分平穩，可我還是感覺到裡面出現了某些變化。我感到橋下的水似乎換了一個方向流去了。外鄉人的神態已經明確告訴我，他開始敘述另一樁事。
他繼續說：「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
我感到他犯了一個小小的錯誤，因為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還沒有來到。於是我善意地糾正道：
「是一九七八年。」「不。」外鄉人擺了擺，說，「是一九八八年。」他向我指明，「如果是一九七八年的話，那是二十年前了。」
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外鄉人的個人生活出現了意外。這個意外導致了外鄉人在多月之後來到了小城煙。五月八日之後並不太久，他的眼睛開始不停地掉眼淚，與此同時他的視力也逐漸沉重起來。這些只有他一個人知道，他沒有告訴任何人，包括家人。他隱約感到視力的衰退與五月八日發生的那件事有關。那件事十分隱秘，他無法讓別人知道。因此他束手無策地感覺著身外的景物越來越模糊與混濁。
直到有一天，他父親坐在陽台的椅子里看報時，他把父親當成了一條扔在椅子里的鴨絨被，走過去抓住了父親的衣領。兩日之後，幾乎所有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的眼睛正走在通往黑暗的途中。於是他被送入了當地的醫院。
從那一日起，他不再對自己軀體負責。他聽任別人對他軀體發出的指揮。而他的內心則始終盤旋著那件十分隱秘的事。只有他知道自己的眼睛為何會走向模糊。他依稀感到自己的軀體坐上了汽車，然後又坐上了火車。火車駛入上海站後，他被送入了上海的一家醫院。
在他住院後不到半個月，也就是一九八八年八月十四日。一個來自外地的年輕女子，在虹口區一條大街上，與一輛急駛過來的解放牌卡車共同製造了一起車禍。少女當即被送入外鄉人接受治療的醫院。四小時後少女死在手術台上。在她臨終前一小時，主刀醫生已經知道一切都無法挽回，因此與少女的父親，一個坐在手術室外長凳上不知所措的男人，討論了有關出賣少女身上器官的事宜。那個男人顯然被這突如其來的慘禍弄得六神無主，他雖然什麼都答應了，可他什麼都沒有明白過來。年輕女子的眼球被取出來以後，由三名眼科醫生給外鄉人做了角膜移植手術。在一九八八年九月一日上午，外鄉人眼睛上的紗布被永久地取走了。他彷彿感到有一把摺疊紙扇在眼前扇了一下，於是黑暗消失了。外鄉人看到父親站在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