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男人和女人的關係中，這裡專指的是既有性的親愛又以愛為紐帶，而非柏拉圖式的那一種關係中，我想確乎是有某種也許只能叫做「緣」的定數的吧？太多的人們將「緣」泛化了，以為大千世界，芸芸眾生，一男一女之間既發生了戀愛和性事，便總歸算是有「緣」了。這麼想比較符合佛教的詮釋，但不是我這裡所要強調的意思。我要強調的意思是——在男人和女人的關係中，如果介入了某種命中注定似的因素，即一方起初不願認可而最終還是心甘情願無怨無悔地認可了的因素在起作用，才算是「緣」。而「緣」既是存在的，便必有好的和不怎麼好的和壞的之分。不怎麼好的和壞的，就不去細說它了。因為那可以唯心主義地理解為上蒼對人的考驗。既曰考驗，人當然可以而且當然有權改變它。不試圖改變，或方式愚蠢甚而罪惡，都是人自己的責任。成功地改變了，就是通過了考驗。這裡只講那種好的「緣」。它之所以好，乃在於它正是人所向這個世界訴求的。哪怕你起初並不覺得它好，但它一次又一次出現在你的人生里，最終引起了你的重視。而你一旦重視了它，你也就開始對它一次次推入到你的人生里的那一個女人（或男人）重新認識另眼相看了。結果你開始慶幸愛她對你僅有一次的人生無論如何是值得的。那麼她也會告訴你，她同樣感到慶幸……
而文藝和文憑，對人有著幾乎相同的影響力。一個獲得了真的而不是假的大學或大學以上文憑的人，無論男人還是女人，如果原本是城裡的人，其後就更像城裡人了。對於這個人，按時下流行的說法，那文憑意味著一種「知本」。比缺少「知本」的城裡人彷彿多了點兒「知本」，不消說，自然比城裡人更像城裡人啰。
文藝和人的關係也是這麼回子事兒，一個人或和「文」發生了親密的接觸或和「藝」發生了親密的接觸，時間一長，久而久之，周身就似乎有了種「場」。在練氣功的人那兒，叫「氣場」；在被文藝熏染了的人士們那兒，叫「氣質」。一個人一旦有了那樣的氣質，往往也比城裡人更像城裡人了。
喬祺原本就是一個自小生長在農村的人，那村子叫坡底村。
秦岑曾多次想要弄清楚，是他故鄉的坡底村，究竟在鄰省的哪一縣境內是一個什麼樣的村子，但喬祺不願詳細告訴她。問了幾次問不出個結果，秦岑她也就再不問了。她愛的喬祺是鄰省的男人，一個自小生長在農村的男人；她覺得她對他了解了這些，也就足夠了。她倒寧願他這個自己所愛的男人，對於自己具有一些神秘感。
鄰省的坡底村，因五里坡而名。
五里坡，因地貌而名。
它在鄰省的省城的西南郊，實際面積不到五里，比五里要小一半。人們就那麼叫罷了。
喬祺的父親喬守義，從大躍進的年代起，便是坡底村的一村之長。
喬守義是1956年的高中畢業生，十八歲在學校里就入了黨。而且，這位當年省城重點高中的團委書記，放棄留在城裡工作的機會，帶頭回農村成為新一代農民中的一個。當年的中國，正為在全國開展一場工業方面的大躍進進行著緊鑼密鼓的準備。工業方面的大躍進須得以城市的糧庫里堆滿了糧食為前奏。所以1956年不像兩年以後的1958年，中國惟恐它的農民少了幾個，因而影響了糧庫里糧食的儲備。
當了整整二十年村長的喬守義，早已被坡底村的人們叫做「老村長」了。某些年長於他的人，也那麼叫他，既表示對他本人無可替代的個人威望的尊敬，也表示對二十年這一時間跨度的尊敬。儘管喬守義並不老，1978年才四十幾歲出頭。
1978年的喬祺，已經十五歲了。這五里坡中學的初一男生，可不像他父親二十年前在省城的重點中學那麼過早地領略人生之風騷。他母親在他剛上小學時就病故了，那正是「文革」時期，他父親整天忙於開會和領導生產，顧不上管束他。基本是任由他隨隨便便地長到了十五歲。但是他倒也沒隨便出什麼毛病來。這少年性格內向，學習半用功不用功的，貪玩。由於性格內向而不合群，貪玩也只是獨自玩。到離村子遠的河段去釣魚，或在小草甸子里水泡子邊上到處尋找野禽蛋。再不就待在知青宿舍里安安靜靜地傾聽他們聊城市裡的事，或幫他們去干他父親分派給他們的農活。他很喜歡聽他們聊城市裡的事。雖然城市離五里坡並不算遠，坐上近郊列車二十幾分鐘就會到城裡了，但他還沒去過。聽知青們講了許許多多城市裡的事，他對城市還是沒有什麼感性的認識，認為城市只不過是一個人多因而事端也多的地方罷了。當年在五里坡插隊的知青，大抵都是A市有特殊權力背景的家庭的兒女，否則絕對輪不上到離城市那麼近的農村來插隊。「文革」前近郊列車的時刻表上是沒有五里坡這一站的。「上山下鄉」運動以後才有的。五里坡的農民們都說，是城裡某些有權力的人們為他們在五里坡插隊的兒女們特批的。五里坡的農民們雖然這麼不以為然地認為，心裡邊卻還是謝天謝地的。從此他們進城方便多了啊！插隊在坡底村的知青中，有一名叫高翔的。高翔的父親，是北京某國家樂團的指揮。高翔本人，是北京音樂學院附中的學生。「文革」中高翔一家被逐出北京，先被押送到了「五七」幹校，後來落實了政策，但仍不許回北京，被發配到這一省的省城落戶下來了。高翔的父親與市「革命委員會」的一位副主任有感情深厚的私交，使高翔得以受到特別的優待，也插隊到了坡底村。那原是北京人的知青將一支叫做「薩克斯」的樂器帶到了坡底村，得閑便溜到河邊去獨自吹一陣。是小男孩兒的喬祺迷上了知青的「薩克斯」，進而迷上了那知青本人。每天見不到高翔幾次，聽不到他吹幾曲「薩克斯」，小喬祺心裡邊就空落落的。
於是他成了那知青的影子。
於是那知青漸漸喜歡起喬祺這一個迷上了他以及他的「薩克斯」的農村孩子來。終於有一天他主動教喬祺吹奏「薩克斯」了，儼然一位嚴師，教得鄭重其事，極其耐心，可謂超才發揮，傾情傳授……
「四人幫」被粉碎的當年年末，坡底村的幾名知青，人連戶口都返城了。高翔是最後走的，那時他與喬祺這一個農村少年之間，業已感情深焉，難捨難分。他的學生則能將薩克斯曲吹得行雲流水了。坡底村的少年，對老師那件洋樂器產生了少年維特對夏綠蒂一般的痴戀，高翔走時就將薩克斯送給了他。高翔返城不久，成為少年宮的一位器樂演奏老師，不但教薩克斯，還教手風琴、大提琴……
在高翔的推薦之下，十五的喬祺也成了少年宮的一名業餘器樂演奏學員。惟一一名來自農村的學員。既不但繼續跟高翔學薩克斯，還跟高翔學手風琴，學大提琴。十五歲的坡底村的農村少年身上，越發顯示出一種令他的老師驚奇的音樂天賦來。高翔認為那除了用「上帝賜給的」加以形容，簡直就沒法兒再作別種解釋。
從坡底村的地理位置來講，少年宮在松花江對岸，在城市的江畔街上。離它不遠便是江橋。
直到成了少年宮的器樂演奏學員以後，十五歲的坡底村的少年的腳步，才終於跨過江橋踏上了城市那條美麗的街道。每星期的一三五下午，風雨無阻。好在五里坡中學初二年級的課時一向排在上午，喬祺的正常學習倒也沒怎麼受到影響。他在五里坡中學逐漸被視為幸運兒了。而在少年宮也越來越受到器樂班老師們的一致喜愛和誇獎。
轉眼到了1979年的冬季。喬祺記得很清楚，那一天中午開始下起了第一場雪。他照例去往少年宮，在江橋用枕木鋪成的人行過道上印下了第一行腳印。
他沒有想到老師高翔會站在橋梯旁等他，懷裡抱著一個用小棉被包著的孩子。老師的棉帽子棉襖上落了厚厚的一層雪，懷裡的小棉被襁褓也落了厚厚的一層雪。
老師說：「喬祺，我一直在這兒等你。」
老師的表情怪怪的。
他詫異極了，不知說什麼好。
老師又說：「喬祺，我要求你一件事，你肯答應我嗎？」
他連想都沒多想，就值得完全依賴地點了一下頭。
「你到我跟前來。」
他走到了老師跟前。
「你看。」老師掀開小棉被的折角，被角下現出一張白白嫩嫩的嬰孩的小臉兒，戴著一頂紅毛線織的繡球帽，挺香地睡著。
「可愛嗎？」
他說：「可愛。」
「是個女孩兒。」
他說：「啊，是個女孩呀！」
「她才半歲多。」
他說：「那該說話了。」
「來，你抱著。」
於是他小心翼翼地從老師懷中接過了那女孩兒，之後緊抱在自己懷裡，生怕一失手掉在地上。
「不必抱得那麼緊。這樣，用小臂擔在孩子後腦那兒，這隻手臂彎過來，輕輕摟住點兒就行。」
在江橋的橋梯旁，在冰天雪地之間，坡底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