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處討去。」冉搖頭，「我又沒當過代理人，也不知他們住什麼地方。他們給我留下的那些電話號碼，要麼是別的不相干的單位的，要麼是些死號碼。連我的朋友們，和朋友們的朋友們，也找不到他們的蹤影了，都好像一下子從地球上消失了。許多出版單位向新聞出版署狀告我父親，人家就來家裡向父親了解核實，父親是一問三不知，人家就認為父親不老實。我說這事跟我父親沒關係，跟他的弟子們也沒關係，要負什麼法律責任，我負。要受什麼制裁，我受。人家就認為我和父親早已串通，沆瀣一氣。我聲明一分錢都沒得著，人家又怎麼會相信？於是晚報上登出了文章，憤怒地譴責堂堂學者也到了要錢不要臉的地步。我母親那幾天異常敏感，神經兮兮的，說住在附近的大人孩子，看見她時，目光全都是嘲笑的，鄙視的。
當然也可能真是這樣，也可能我沒感覺到，是因為我上班早，下班晚，碰見的熟人不多。我們單位倒沒誰嘲笑我，更沒誰鄙視我，我人緣兒比我母親好。單位的同事都安慰我，勸我什麼都別在乎，說這年頭兒，能掙到錢幹什麼都值。說學者要是都窮光蛋似的，買西瓜專挑個兒小的，吸煙吸劣質的，菜市場上跟老農急赤白臉地討價還價，光要一張臉又有什麼用？連同事們都認為我父親肯定得了一大筆錢，我便知道父親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他的名聲了。我是什麼都不在乎，只是因為被騙了，滿肚子的憤怒而已。但父親沒法兒不在乎，事情於他，和於我，性質太不一樣了！
現在的報紙，沒新聞還要製造點兒新聞呢。有了一條新聞，哪有隻發一篇文章就罷休的？一位學者，與淫穢出版物有干係，不管你信不信，反正能使不少記者感到興奮。也記不清有多少記者敲過我家的門了。最初我父親很虔誠地接待他們，老頭子一個勁兒表示懺悔，希望通過記者，向公眾謝罪；當然也希望通過他們，替自己向公眾作一些必要的解釋。那些記者們也很虔誠啊，都表現出頗能以正視聽的樣子，使我父親很信任他們。我母親也是。包括我自己。於是採訪文章接二連三地見報了。這家報紙轉了，那家報紙還轉。那些日子裡，我們一家三口，每天晚上都不看電視了，集中在客廳里看報。那些採訪文章和實際採訪時的情形完全不同了，變味了。兩方面的虔誠和尊重都沒有了。雙方的對話一經記者們寫出來，多幾個字或少幾個字，儘管還是那些對話，卻彷彿通過對話給雙方都照了相。父親顯得那麼的老奸巨猾，記者們顯得那麼的機智尖銳。我從來沒見父親被氣成那樣，他簡直要被氣瘋了似的。拍桌子。踢椅子。摔了好幾件東西。生完氣又難過。又恨自己。說些悔不該當初的話。說又上當了又受騙了。說記者們是存心把他描繪成水門事件中的尼克松。接著，區人大專門為父親組織了一次交心會，其實是幫促會。幫助和促進父親早日登報公開承認錯誤。父親在會上很衝動，態度很強硬，說殺人不過頭點地，想批就批，批就來個批倒批臭，說願怎麼著怎麼著吧。一回到家裡就寫了封信，自行罷免了區人大代表資格。再接著，申請創辦《社會心理學刊》的報告被有關方面批回來了。不是批准了，是批『死』了。只有一行字，寫的是——暫不予考慮。老頭子又不明智起來。又打報告。措詞挺悲壯的，說自認為不配任主編，也不想再當主編。但希望有關部門，不要因為一個和尚犯戒了，就連原打算蓋的廟都不蓋了。那並不等於真的懲罰了犯戒的和尚，等於使其他的無辜和尚成了替罪羊。第二份報告是我替父親送到有關部門的，過了很久也沒個消息。父親期待不下去了，一天親自去詢問，人家跟他打官腔，說需要討論討論，又說短時期內根本排不到議事日程上，勸他趁早別操這份兒心了。實際上是三言兩語就把他打發走了。沒過幾天，我父親第二次住院了……「
冉又嘆了口氣。
我陪她嘆了口氣。
我說：「冉，你……相信某種迷信的說法嗎？」冉說：「你指花花那件事？」
我點頭。
冉說：「以前不信。現在，多少有點兒信了。自從那件事後，不順心的事，使人上火的事，一件接一件落在父親身上。連父親都被搞得有點兒迷信了。一次我到醫院看他，他囑咐我，買些上好的排骨，燉一鍋，夜裡十二點左右，埋到後山的小樹林里去。父親曾經常帶著小狗在小樹林里散步。父親還教我背熟了一套咒語，說是投生咒，囑咐我一邊埋，一邊念叨。我對父親說這麼做純粹是迷信。父親說，從心理學的角度講，某些迷信的做法，是很能夠減輕人的心理壓力的。只要有利於獲得心理平衡，迷信一下又何妨？我聽了，覺得父親的話也有一定的道理。」
「你那麼做了？」
「嗯。我很憐憫父親。父親第二次住院，病得重。我和母親都以為他再也回不了家了，甚至向親朋好友們發出了病危通知。沒想到父親漸漸康復了。你說怪不怪？」我說：「有些事，越想明白，便越糊塗。」
冉說：「是啊。我家客廳里掛著一幅鄭板橋的字畫，你注意過沒有？」
我說：「注意過。許多知識分子家裡，都掛鄭板橋那幾個字。」
冉說：「我父親一輩子都是個難得糊塗一次的人。我母親也是。如果他倆有一個活得糊塗點兒，後來的一件事就不會發生了。」
「後來又發生了什麼事？」
「說起來挺沒意思的。我父親住院時，我和母親不是向親朋好友們發出了病危通知嗎？結果就從台灣引來了一個人。還是個女人。是父親青年時代的戀人。我一點兒也沒法兒理解，有些男人和女人，為什麼會牢牟記住青年時代的戀人不忘。青年時代的愛情，不就像青年時代做過的夢一樣嗎？值得不忘嗎？這不是太古典了嗎？時代已經非常現代了。又現代又現實，還有些個古典的人沒死絕，仍活著，可不就會發生些不該發生的事嗎！我一開始並不知道那個台灣來的女人，是父親青年時代的戀人。我母親也不知道。但我父親的幾名學生卻知道，也不知他們是怎麼知道的……」
「肯定是你父親對他們講過。」
「我想也是。當教師、教授、導師的人，有些事，從不講給家人聽，卻會講給學生和弟子聽，而且毫無隱瞞。是我父親的那幾名學生往台灣寫的信。你說他們不是多事嗎？」
我說：「你也不必埋怨他們，他們無疑是出於善意。」冉說：「那女人如今成了一位富寡，子女都在美國商界，她只和一位老傭人住在台北。寫小說，算是位女作家，和三毛和瓊瑤，都有挺親密的交往，她專程從台灣趕來，目的只不過是想趕上參加父親的追悼會。住下後，一聽說父親並沒死，不用說是很驚喜的。又聽說父親的處境狼狽，她就一廂情願地認為她有責任拯救父親於水火之中。當天就有人替她往我家掛電話，父親接電話時很激動。我幾乎沒見到過父親有那麼激動的時候，他握著聽筒的手都在發抖，臉上忽然地容光煥發，好像一下子年輕了十多歲。放下電話就擦皮鞋，穿上最體面的一套西裝就出門。那天是星期天。母親很詫異，問父親哪去？父親含含糊糊地說去看一個人。母親有些困惑，也有幾分疑心和不放心，派我暗暗跟著。在公共汽車站父親發現了我，不許我跟著，後來又同意我跟著了。
當他和那個台灣來的女人見了面，我立刻就看出他們不是一般的關係了。但究竟是一種什麼關係，我當時也猜不著。他們互相問候了幾句，再就不說話了，彼此默默地望著。他們那一種目光，都含情脈脈的，如同一對兒久別重逢的情人。我覺得陪坐在一旁挺不自在的，借故離開了房間，坐在前廳等候父親。兩個多小時後，父親才出現在前廳，父親臉上的晦氣一掃而光，彷彿變了一個人，變成了一個躊躇滿志又相當自信的人似的。回家的路上，我問父親和那女人究竟是什麼關係？父親很坦率，他承認是他青年時代的戀人。我又問父親此刻心情如何？父親說兩個字足以表達——幸福。這一種回答差點兒使我哈哈大笑起來。我接著問父親有何感想？父親一邊走一邊背了一首李商隱的詩——「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庄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天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父親頂喜歡李商隱這一首詩，以前也常背誦的，所以連我也能背下來了。但是那一天我聽了之後，心裡好生的彆扭。我挺替我母親難過的。和那個台灣來的女人比起來，我母親顯然是丑妻，胖得不成體統，每天跳迪斯科也減不了肥，性情也乖張。人家那個台灣來的女人，風韻猶存，談吐相當儒雅。雖然也快六十歲了，但仍女人味兒十足，還渾身具有那麼一種浪漫氣質。我有些惱火地問父親，兩個多小時，你們不見得一直面對面坐著盡說盡說吧？互相有什麼親熱舉動沒有？父親爽朗地笑了。我很久沒聽到父親那麼爽朗地笑過了。父親更加坦率地回答我，總不至於像電視里的兩位播音員那樣吧？還問我有何感想？我說我的感想就是——你們以為你們都是在以溫馨的態度對待生活，在我看來都是自作多情，故作多情，沒勁！那一天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