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已吸了三支煙。我又叼上了第四支煙。我覺得自己這個角色，純粹他媽的是被導演耍弄了。而導演並非別人，恰恰是我自己。冉的母親是「策劃」。我對她可真的沒法兒交待了。
「我知道你心裡彆扭。」朋友又說：「事情鬧得反了過來，我也沒想到。一開始，我完全是站在死者家屬一方去進行調查的，可是……」
我說：「你什麼都別解釋了。兩個人為難，不如一個人為難。」
他問：「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說：「就讓我一個人為難吧。你呢，按你決定了的去做。」
朋友又說了些抱歉之類的話走了。他還要到法院去。原來法院並沒定審，七年，不過是按照以往類似案件的處理意向……
我在家中坐立不安。幾分鐘後，我毅然決然地往冉的單位打電話。她在。我請她立刻到我家來。
她說：「我們下午學習文件啊！」
我說：「那你就請假。」
她說：「一般的事不準假。」
我說：「不是一般的事！你是喬老先生的女兒，而我可不是他的兒子，我對他沒什麼非盡不可的義務！來不來隨你的便吧！」
一說完我就啪地放下了電話。
下午她來了。
我說：「冉，關於你父親的死，倘若是這麼個結果——法院只判對方一二年，甚至，判一二年，還緩刑一二年的話，你估計，你母親會接受得了嗎？……」
她搖頭。
「那，你母親會怎麼樣呢？」
「更不會善罷甘休了。」
「有什麼辦法，或者有誰，能勸得你母親偃旗息鼓嗎？」「沒有。」
「你的心裡會平衡嗎？」
「司機開車撞死一個人，如果那個人並沒違反交通規則，也要判兩年啊！」
冉的話，等於含蓄地告訴了我——果然如此的話，她也難以接受。看來，她和她母親的分歧僅僅在於——平衡她們心理的那一刑期大於七年或等於七年。一旦小於七年，也許她們竟會同仇敵愾起來吧？這真是人的心理的一種奇怪現象啊！
我說：「冉，上午，我為你母親請的那位律師到我家來過了。他從今天開始，已經變成被告的自願的辯護律師了。他估計，甚至被告有無罪釋放的可能。他對這一點是充滿了信心的。他在律師界很有些小名氣，挺有辯護才能的……」
冉那雙眼睛，漸漸瞪大了。它們盯著我，似乎在問：你究竟搞的什麼名堂？你究竟起的什麼作用？你究竟從中扮演的是什麼角色？你耍弄我母親？……我避開她的目光，將朋友的調查結果，盡量詳細地告訴了她……
聽著聽著，她的頭垂下了。我講得很艱難。覺得無論怎麼講，都似乎是在對冉老先生作著有損於他可敬長者形象的蓋棺定論式的評價。這使我感到有些罪過，感到自己有些可惡。
我訥訥地說：「冉，真抱歉對你講這些。一個事件的絕對客觀的過程，也許是沒有的。其實……其實你也完全可以不相信，不相信你父親竟會對人產生那麼……
那麼一種古怪而又認真的誤會……不相信他竟在街頭鬧市先辱罵了一位女同志，不相信他竟還動手打了人家……「
不料冉說：「我信……」
我訝然。
「我信。我全信……」冉又說，「我料到了，我有預感。我知道……某種事遲早要發生的。出事前幾天，父親至少三次對我說過同一句話……」
「他……說什麼？……」
「兔子急了也要咬人的……」
我不但訝然，而且怦然了。
「也好。他這麼解脫了也好。只不過解脫的方式，太戲劇化了。而且……而且太……對不起那姓姚的女同志了……」「你是說……他……他蓄意激怒某個人，以求借別人的手……了斷自己的生命？……」
冉愀然搖頭：「我不是那個意思，父親也不是個嫁禍於人的人。其實，別人並不真正了解他。我也是近一二年才忽然意識到，作為一個女兒，我有責任了解自己的老父親。於是我才發現，他頭腦中充滿了對立的思想，這些思想在他頭腦中有時衝突得很劇烈。他內心裡也充滿了情感矛盾，他的心靈經常處於受情感折磨的狀態。他像一個空心的金屬球，內中裝滿了滾球，觸動一下，內中就發生碰撞和摩擦。
他分析普通人的心理頭頭是道，對平衡自己的心理卻無可奈何。我雖然了解了他，卻幫助不了他。從理性上他是一個堅定不移的擁護改革的人，但是幾乎一切改革的負面都是他深惡痛絕的。他似乎很甘於澹泊寂寞，但是又喜歡到處演講，有請必至。請他作報告的單位多了他煩，一個階段內沒人請他自己又煩躁，感到失落，感到被社會徹底遺棄了。在這個單位他大聲疾呼改革勢不可擋，在另一個單位他聲討起『資本主義復辟』現象怒形於色激昂慷慨。在這篇文章里他大談『要玫瑰就不要怕它的刺扎手』，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嘲諷『玫瑰固然比菠菜美麗，可是用玫瑰熬湯無異於嘩眾取寵』。在有的場合，他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強調，每一個擁護改革的中國人，都必須以健全的心理承受改革所帶來的種種壓力，而在另一種場合，他悲天憐人，又說中國人的心理早已不堪重負，人和改革的關係，不是炒鍋和豆子的關係。以至於，當他想把自己發表過的那些文章編成一個集子的時候，連他自己也認為，許多文章的觀點是截然對立的。若真的編在一個集子里，彷彿是兩個人的文章合編成的什麼『爭鳴集』或者『辯論集』。他甚至對自己的文章產生懷疑，說這是我寫的文章嗎？我怎麼會寫出這種文章來？淺薄呀淺薄，羞愧極了。有時他非常認真地問我：「你說爸爸究竟是一個擁護改革的人還是一個反對改革的人？『我如果說他是一個擁護改革的人，他就搖頭自我否定，說他自己充其量是一個口頭上擁護改革的人。我如果說他是一個反對改革的人，他又很悲哀，甚至很生氣，說就因為你爸爸寫過幾篇批評改革負面現象的文章，你就這麼認為你爸爸嗎？虧你還是我的女兒。我說爸你別整天思考這些嚴肅的事了，那是中央領導人的事，你思考得再深刻也沒什麼用的。他呢，又會反過來教訓我，說擁護改革或者反對改革，是每一個中國人不參與也得參與的時代大戲。堂堂一位中國高級知識分子，豈能僅僅作壁上觀嗎？某些看過他的幾篇文章聽過他的幾次演講或報告的人，寄給他不少信。有的對他的某種觀點進行批判，有的要和他進行公開商榷。而年輕人寄來的信最不留情面，尖酸刻薄，嬉笑怒罵，將他比作一個』二花臉『。說中國的』二花臉『已經太多了，奉勸他每次出門去演講之前，首先應該對著鏡子，將自己鼻樑上的標籤描清楚，是』改『就描清楚一個』改『，是』保『就描清楚一個』保『，別到時候現描。
那些信很傷他的自尊心。他自己的心理實際上是相當脆弱的，卻又希望教會別人怎樣心理堅韌起來。我勸他不要把那些信當成一回事，連看也不必看，收到了就撕掉，或者燒了。他不聽，每封必看。自己不知該怎麼回信，就要求我一封封替他回信。我替父親回過幾封信，對那種尖酸刻薄、文字放肆無禮的，我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一套誰不會。都是無師自通的。倒也沒誰糾纏不休，打上門來。可是如果父親回信，就沒這麼好的結果了。我勸他，把沒寫完的著作抓時間寫完才對，何必為些不相干的事分散精力？他倒也聽，說對對，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可是一有人請他，他又去演講又去做報告。攔不住他。他說那麼多人都把我當一個反對改革的人，當成一個冥頑不化的保守派了，我還能不去更正自己的形象嗎？他似乎覺得，全中國，至少全北京，每天都有許多人在研究他，如同他每天都在研究普遍的人們。你簡直沒法向他說明，這不過是他的一種臆想。結果他就去了，結果自尊又帶著創傷回來，又會對我像小孩子一樣喃喃述說：「冉啊，女兒啊，爸爸心裡很悲哀，沒人理解我。『……」
他有時明白，承認所謂社會心理學，不過就是一門學問。承認自己這一位學者，不過就是依賴於它而確立了功名的個人。有時又不那麼明白，認為它是和中國的政治和中國的經濟一樣重要的，關係到中國改革成敗的大項目大問題。這是冉說的，冉說她的父親給中央寫過一封信，提議中央下一個文件，號召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工青婦聯各界都要掀起學用社會心理學的熱潮。說她父親認為，一手抓改革，一手抓社會心理學的普及運動，中國的改革就一定會成功。那封信泥牛入海，空谷無音。他品嘗到了被冷淡的滋味兒，好幾天內戚戚然憤憤然，覺得自己一顆憂國憂民之心被嚴重輕蔑了……冉說她的父親自從因為花花的死住院出院後，不快的事懊惱的事令他憤恨的事接踵而來。先是他正帶著的兩名博士研究生「背叛」了他。一名受金錢的誘惑，視博士證書如糞土，下海經商了。一名利用出國進行學術交流的機會，給洋人刷盤子去了，發誓永不回國了。還將替他整理的一部社會心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