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我完全是被長久縈繞心間的鄉思所驅使，回到了哈爾濱。七年沒回去了。七年沒見老母親了。
弟弟、妹妹、弟媳和妹夫們都還未下班，家中只母親一人。母親正做晚飯。狹小的廚房沒窗子，一盞度數很低的燈卑微地忽閃著——電壓不穩。灶煙和鍋汽形成厚重的昏暗。昏暗中，母親雙手抖抖地端著米盆，像煙汽中的一個虛影，木然地望著我。顯然，母親一時看不清我的臉。
我大聲說：「媽，是我回來了!」心中竟很激動。
「是……紹生嗎?」母親從來只叫我小學時的名，這名是戶籍警在我誕生的時候按照氏族輩字給我起的。母親從來也沒叫過我上中學後自己改的名——曉聲。彷彿她不喜歡這個名，不認可她的兒子叫這個名。我不知這是為什麼。也沒詰問過。
「媽，是我!」一回到家中，自己說話的語調就很自然地歸復了東北口音，連我自己都感到奇怪。
「哦，哦……」母親轉過身去，想找個放盆的地方。
我走進屋，剛擱下提包，母親便跟入了，雙手仍端著米盆。廚房極亂，母親大概是沒處放盆。
我趕緊從母親手中接過米盆。裡屋並不比廚房大多少，也不比廚房光明多少。只有一張桌子可放東西，桌子上同樣雜亂地堆放了許多杯、碗、小孩兒玩具。三對夫妻，三輩人，十一口，生活在僅二十餘平方米的低矮而陰暗的空間，有條不紊和清潔就只能成為一種奢望了。我原地轉了三百六十度，最後將米盆暫放在床上。
「你……怎麼也不預先來封信，我們也好把家收拾乾淨點……」母親歉疚地說，目不轉睛地端詳著我。
母親是更瘦小、更憔悴、更蒼老了，臉色很不好，蠟黃里泛著青灰。眼病分明沒治癒過，眼邊紅紅的。衣服也挺骯髒，衣襟上一片鍋底灰。整個看去母親像一截枯槁的樹根，從泥土中摳出來不久。
我又叫了一聲「媽」，心內倏然泛起難過，喉間像被什麼東西哽住，說不出話。母親一共養育了我們五個子女，我算是有點出息的——成了作家，我是母親精神世界中的一豆燭光，是母親心靈的安慰。可我身在北京，又是對母親盡孝最少的一個兒子。甚至可以說，自從我到北京後，就沒有對母親盡過一個兒子的孝道。只不過隔幾個月往家中寄點錢。
「孩子，你瘦多了……別那麼拚命寫，媽不指望你出名，只願你身體好，沒病沒災的……」母親說著，側過身，撩起骯髒的衣襟拭她那發紅的眼角。
「媽，我不過就是瘦一點，可沒什麼大病……」我用謊話欺騙母親。
我努力剋制著，不使自己在母親面前落下淚來。
「真的?……」母親轉身再次注目端詳著我。她長長嘆了一口氣，然後低聲說，「你這次回來，一定要去看看你小姨。」
我說：「過三五天我就去看她。」
母親說：「不，你明天就要去看她。她……怕是沒多少日子可活了……」
我不禁呆住了。
母親又說：「你弟弟妹妹都去看過她了。連你妹夫也去看過她了。可她最想念的還是你，每次來信都提你……苦命女人，媽的命夠苦了，你小姨比媽的命還苦……」
「小姨……她得了什麼重病……」小姨才四十多歲，我簡直有些懷疑母親的話，訥訥地問。
「三月份你弟弟妹妹們把她接來家中住了一個時期，輪流陪她到醫院去檢查過，也沒查出什麼大病來。可她就是一天比一天瘦，不想吃也不想喝的，人瘦得快剩把骨頭了……人啊，就怕是苦在心裡啊!同學老師的，你都不要先去看，明天一定要先去看你小姨。」母親異常憂鬱地說。
我輕輕「嗯」了一聲。
可憐的小姨!可憐的女人啊!
一種凄涼一種悲愴，在我內心裡瀰漫開來。
我裝作疲乏的樣子，倒在床上，眼眶竟有些濕潤了。近幾年來，還沒有一件事，比這件事更令我感到難過。
我本來沒有姨。小姨不是親姨。
我七歲時，母親在鐵路上做臨時工。挑挑抬抬，搬石運鐵，卸煤揚沙。哪兒的活頂臟頂累，臨時工們就被指派到哪兒去干，男女平等。母親每天下班都很晚，常常是黑著一張臉，帶著一身塵土回到家裡。
那時我們家還沒有搬到「偏臉子」這一帶，住在安平街。房子，比現在住的還小，還破，還缺少光明。屋裡的地面，要比外面的地面低一尺。為了防止下雨天雨水灌進屋來，門檻兒上面橫釘了一塊木板，進屋的人得高抬腳。門檻兒內疊了兩層碎磚，算是踏腳的台階。第一次來我家的人，不是頭被上門框撞起了包，便是踩空「台階」，嚇一大跳。雖然有窗子，但一半埋入了地下。窗框被下沉的房子扯得不成形狀，無法打開。碎了的玻璃因為窗框無形，也就鑲不上，用牛皮紙糊著。這是私人房產。房東並不因它全不像個房子樣就將房錢壓得便宜些。里外兩間，外間夏天做廚房。冬天為了取暖，再將鐵爐子搬進裡屋去，我們五個孩子和母親擠在裡屋一鋪炕上，外間便放大白菜、土豆、蘿蔔、水缸、糧食箱子、劈柴和煤桶，也就沒餘地了。
記得是冬季的一天，從白天到黑天，一直下著很大的雪。母親那一天下班特別晚，帶回來一個陌生人。
母親的臉，照例是黑的。「低頭，高抬腳，慢點落腳，再慢落一腳……」母親先進得屋來，引著這人的一隻手，提醒著，將這人引進屋來。虧得母親心細，這人沒被碰了頭，也沒被嚇一跳。那人的臉比母親的臉更黑，因而看不出年齡。從臉黑這一點卻不難得出肯定的結論，那人是和母親同樣做臨時工的，和母親一塊兒卸過煤。頭戴和母親同樣的狗皮帽子，身套和母親同樣長過膝蓋的大棉坎肩兒。腳穿和母親同樣的棉膠鞋。
母親從炕上拿起笤帚，一邊掃落那人身上的雪花，一邊說：「你瞧，我家就是這麼個破爛樣子，這幾個都是我的孩子……紹生，快給我們倒洗臉水……」
那人的黑臉上惟獨一雙眼睛是乾淨的，眼神兒有點悵惘，有點拘謹。他一動也不動地站在門口，分明因為我家比他想像的還不如，一時有些不知所措。
我舀了大半盆涼水，輕輕放在他腳旁。
他見屋裡沒個能從容洗臉的地方，就一聲不響地端起盆，轉身走到外屋去了。
母親便也摘下帽子，脫掉坎肩兒，跟到外屋去洗臉。
母親又進屋來舀了兩次水。
我們幾個孩子，則在裡屋面面相覷，彼此交換著驚奇的目光。
終於，母親和那人又走進屋來了。
我們的驚奇頓增十倍。「他」竟是女的，一個大姑娘!
我們家住的那地方，當時被鐵絲工廠佔了，新蓋起一幢三層樓房。鄰居們都遷走了。因為房東想多要錢，在斤斤計較地和廠方耍賴皮，高樓下僅剩我們家東倒西歪的破房子，四周被還沒有清除的建築垃圾包圍著。鄰居們遷走後，已經好長時間沒有外人邁進我們家的門檻兒了。沒有人串門兒的家，對孩子們來說，是異常冷清寂寞的家。我們家在哈爾濱市又沒有任何親戚互相走動，生活的冷清寂寞就更令我們難耐。我們幼小的心靈里是早都在巴望著，隨便有個什麼人，能夠知道在這座城市裡，在這幢高樓後面，在一堆堆建築垃圾的包圍之中，有我們一家人生活著。只要這個人看得起我們，我們就會將我們全家真摯的、充滿敬愛和感激的情意奉獻給這個人。這大姑娘那一天變戲法似的突然出現在我們面前，不但令我們驚奇，而且令我們非常高興。
她長得很俊美呢!起碼我們是這麼認為的。她將那件臟而笨重的棉坎肩兒脫在外屋了，也脫去了工作服，向我們展出一件半新的紅底兒黑花的緊身小襖。她比母親高半頭，這在女人們來說，是很值得羨慕的所謂「適中」身材了。雖然穿著棉襖棉褲，還是看得出，她的身材苗苗條條，不胖也不瘦。也許是剛用涼水洗過臉的緣故吧，使她的臉色看去那麼紅潤。眼邊的煤灰卻是未洗盡，一雙溫良的眼睛彷彿描了眼圈似的，顯得又大又有神。
在我和弟弟妹妹眼裡，她完完全全是個大人。而她這個大人，看上去也不過十七八歲。弟弟妹妹們一溜趴在炕上，傻獃獃地瞪眼瞧著她。
在我們不懂禮貌的盯視下，她有些發窘地側著身，雙手攥著搭在胸前的一條粗辮子，輕聲問母親：「大姐，有木梳嗎?」
「有，有……」母親應著，趕緊拉開破桌子的抽屜，尋找出我家中惟一一把斷了好多齒的木梳。
她接過木梳，就拆散了辮子，梳起頭髮來。
「裡邊趴著去!就這麼一張炕，都讓你們趴滿了!」母親對著弟弟妹妹們吆喝。
於是弟弟妹妹們就一堆兒縮到炕角去了。
「坐炕沿上梳吧。」母親輕輕地將她推坐在炕沿上。
我低聲問：「媽，我給你們熱飯吃吧?我和弟弟妹妹們都吃過了。」
母親說：「我自己熱吧。挑兩棵白菜，洗一個蘿蔔，我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