淫雨在戶外哭泣，瘦葉在窗前瑟縮。這一個孤獨的日子，我想念我的母親。有三隻眼睛隔窗瞅我，都是那楊樹的眼睛。愣愣地獃獃地瞅我，我覺得那是一種凝視。
我多想像一個山東漢子，當面叫母親一聲「娘」。
「娘，你作啥不吃飯？」
「娘，你咋的又不舒坦？」
榮城地區一個靠海邊的小小村莊的山東漢子們，該是這樣跟他們的老母親說話的么？我常遺憾它之對於我只不過是「籍貫」，如同一個人的影子當然是應該有而沒有其實也沒什麼。我無法感知父親對那個小小村莊深厚的感情。因為我出生在哈爾濱市，長大在哈爾濱市。遇到北方人我才認為是遇到了家鄉人。我大概是歷史上最年輕的「闖關東」者的後代——當年在一批批被災荒從膠東大地向北方驅趕的移民中，有個年僅12歲的孓孓一身衣衫襤褸的少年，後來他成了我的父親。
「你一定要回咱家去一道！那可是你的根土！」
父親每每嚴肅地對我說，「咱」說成「砸」，我聽出了很自豪的意味兒。
我不知我該不該也同樣感到一點兒自豪，因為據我所知那裡並沒有什麼值得自豪的名山和古迹，也不曾出過一位什麼差不多可以算作名人的人。然而我還是極想去一次。因為它靠海。
可母親的老家又在哪裡呢？靠近什麼呢？
母親從來也沒對我說過希望我或者希望她自己能回一次老家的話。
她的母親是吉林人么？我不敢斷定。彷彿是的。母親是出生在一個叫「孟家崗」的地方么？好像是。又好像不是。也許母親出生在佳本斯市附近的一個地方吧？父親和母親當年共同生活過的一個地方？
我很小的時候，母親常一邊做針線活，一邊講她的往事--兄弟姐妹眾多，七個，或者八個。一年農村鬧天花，只活下了三個--母親、大舅和老舅。
「都以為你大舅活不成了，可他活過來了。他睜開眼，左瞧瞧，右瞧瞧，見我在他身邊，就問：『姐，小石頭呢？小石頭呢？』我告訴他：『小石頭死啦！』『三丫呢？三丫呢？三丫也死了么？』我又告訴他：『三丫也死啦！二妹也死啦！憨子也死啦！』他就哇哇大哭，哭得憋過氣去……」
母親講時，眼淚撲籟籟地落，落在手背上，落在衣襟上，也不拭，也不抬頭。一針一針，一線一線，縫補我的或弟弟妹妹們的破衣服。
「第二年又鬧鬍子，你姥爺把騾子牽走藏了起來，被鬍子們吊在樹上，麻繩沾水抽……你姥爺死也不說出騾子在哪兒，你姥姥把我和大舅一塊堆摟在懷裡，用手緊捂住我們嘴，躲在一口乾井裡，聽你姥爺被折磨得呼天喊地。你姥姥不敢爬上乾井去說騾子在哪兒，鬍子見了女人沒有放過的。後來鬍子燒了我們家，騾子保住了，你姥爺死了……」
與其說母親是在講給我們幾個孩子聽，莫如說更是在自言自語，更是一種回憶的特殊方式。
這些烙在我頭腦里的記憶碎片，就是我對母親的身世的全部了解。加上「孟家崗」那個不明確的地方。
母親她在沒有成為我的母親之前拴在貧困生活中多災多難的命運就是如此。
後來她的命運與父親拴在一起仍是和貧困拴在一起。
後來她成了我的母親又將我和我的兄弟妹妹拴在了貧困上。
我們扯著母親褪色的衣襟長大成人。在貧困中她盡了一位母親最大的責任……
我對人的同情心最初正是以對母親的同情形成的。我不抱怨我扒過樹皮撿過煤核的童年和少年，因為我曾是分擔著貧困對母親的壓迫。並且生活亦給予了我厚重的饋贈--它教導我尊敬母親及一切以堅忍捧抱住艱辛的生活，絕不因茹苦而撒手的女人……
在這一個淫雨不瀟瀟的孤獨的日子，我想念我的母親。
隔窗有楊樹的眼睛愣愣地獃獃地瞅我……
那一年我的家被「圍困」在城市裡的「孤島」上--四周全是兩米深的地基壑壕、拆遷廢墟和建築備料。幾乎一條街的住戶都搬走了，唯獨我家還無處可搬。因為我家租住的是私人房產--房東欲握機向建築部門勒索一大筆錢，而建築部門認為那是無理取鬧。結果直接受害的是我一家。正如我在小說《黑鈕扣》中寫的那樣，我們一家成了城市中的「魯賓遜」。
小姨回到農村去了。在那座二百餘萬人口的城市，除了我們的母親，我們再無親人。而母親的親人即是她的幾個小兒女。母親為了微薄的工資在鐵路工廠做臨時工，出賣一個底層女人的廉價的體力。翻砂--那是男人乾的很累很危險的重活。臨時工談不上什麼勞動保護，全憑自己在勞動中格外當心。稍有不慎，使會被鐵水燙傷或被鑄件砸傷壓傷。母親幾乎沒有哪一天不帶著輕傷回家的，母親的衣服被迸濺的鐵水燒了片片的洞。
母親上班的地方離家很遠，沒有就近的公共汽車可乘，即便有，母親也必捨不得花五分錢一毛錢乘車。母親每天回到家裡的時間，總在七點半左右，吃過晚飯，往往九點來鍾，我們上床睡，母親則坐在床角，將僅僅20支光的燈泡吊在頭頂，湊著昏暗的燈光為我們補綴衣褲。當年城市裡強行節電，居民不允許用超過40支光的燈泡。而對於我們家來說，節電卻是自願的，因那同時也意味著節省電費。代價亦是慘重的。母親的雙眼就是在那些年裡熬壞的。至今視力很差。有時我醒夜，仍見燈亮著。仍見母親在一針一針，一線一線地縫補，彷彿就是一台自動操作而又不發聲響的縫紉機。或見燈雖著著，而母親肩靠著牆，頭垂於胸，補物在手，就那麼睡了。有多少夜，母親就是那麼睡了一夜。清晨，在我們橫七豎八陳列一床酣然夢中的時候，母親已不吃早飯，帶上半飯盒生高粱米或生大餅子，悄沒聲息地離開家，迎著風或者冒著雨，像一個習慣了獨來獨往的孤單旅者似的「翻山越嶺」，跋出連條小路都沒給留的「圍困」地帶去上班。還有不少日子，母親加班，則我們一連幾天甚至十天半個月見不著母親的面兒。只知母親昨夜是回來了，今晨是剛走了。要不燈怎麼挪地方了呢？要不鍋內的高粱米粥又是誰替我們煮上的呢？
才三歲多的小妹她想媽，哭鬧著要媽。她以為媽沒了，永遠再也見不到媽了。我就安慰她，向她保證晚上准能見到媽，為了履行我的諾言，我與困盹抵抗，堅持不睡。至夜，母親方歸。精疲力竭，一心只想立刻放倒身體的樣子。
我告訴母親小妹想她。
「嗯，嗯……」母親倦得閉著眼睛脫衣服，一邊說：「我知道，知道的。別跟媽媽說話了，媽困死了……」
活沒說完，摟著小妹便睡了。
第二天，小妹醒來又哭鬧著要媽。
我說：「媽媽是摟著你玫的！不信？你看這是什麼？……」
枕上深深的頭印中，安歇著幾莖母親灰白的落髮。
我用兩根手指捏起來給小妹看：「這不是媽媽的頭髮么？除了媽媽的頭髮，咱家誰的頭髮這麼長？」
小妹亦用兩根手指將母親的落髮從我手中捏過去，神態異樣地細瞧；接著放下在母親留於枕上的深深的被汗漬所染的頭印中，趴在枕旁，守著。好似守著的是母親……
最堪憐是中秋、國慶，新年、春節前夕的母親。母親每日只能睡上兩三個小時。五個孩子都要新衣穿，沒有，也沒錢買。母親便夜夜地洗、縫、補、漿。若是冬季里，洗了上半夜搭到外邊去凍著，下半在取回屋裡，烘烤在煙筒上。母余不敢睡，怕焦了著了。母親是太剛強的女人，她希望我們在普天同慶的節日，沒條件穿件新衣服，也要從裡到外穿得乾乾淨淨。儘管是打了補丁的衣服，還想方設法美化我們的家。
家像地窖，像窩，像上丘之間的窩。土地，四壁落土，頂棚落上。它使不論多麼神通廣大的女人為它而做的種種努力，都在幾天內變不往勞。
母親卻常說：「蜜蜂螞蟻還知道清理窩呢，何況人！」
母親拼將她那毫無剩餘可談的精力，也非要使我們的家在短短几天的節日里多少有點象樣不可。
「說不定會有什麼人來！」
母親心懷這等美好的願望，頗喜悅地勞碌著。
然而沒有個誰來。
沒有個誰來母親也並不黨得掃興和失望。
生活沒能將母親變成個懊喪的怨天怨地的女人。
母親分明是用她的心鍥而不捨地銜著一個樂觀。那樂觀究竟根據什麼？當年的我無從知道，如今的我似乎知道了，從母親黷黷地望著我們時目光中那含蓄的欣慰。她生育了我們，她就要把我們撫養成人。她從未懷疑她不能夠。母親那樂觀當年所根據的也許正是這樣的信念吧？唯一的始終不渝的信念。
我們依賴於母親而活著。像蒜苗之依賴於一棵蒜。當我們到了被別人估價的時候，母親她已被我們吸收空了。沒有財富和知識。母親是位一無所有的母親。她奉獻的是滿腔滿懷仁溫不冷的心血供我們吮咂！母親啊，娘！我的老媽媽！我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