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之戰果由而擴大了。
不久他被發配到農場去接受改造。與他同時劃為「右派」的十餘名學生們，並不因而與他同「病」相憐，惺惺相惜。不，他們非但不那樣，還恨他。因為在他們想來，自己是做了他的政治殉葬者。都是大學生，誰也不弱智。後來他們相互一溝通一啟發，全明白了。於是對他的恨膨脹了十分。有天晚上他們將他騙到野地里，狠揍了他一頓。連幾名女學生也對他動了拳腳。他們解恨散去以後，他在野地里大哭。那時西北風呼呼地刮，像牛吼。幾名女生啐他的唾沫，在他臉上凍成滿臉冰斑。斯時狀況，可用四句詩來形容——「明月照積雪，朔風勁且哀」；「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結」。
以後幾年內，那些學生們陸續「摘帽」，陸續分配工作，陸續離開勞改地。當最後一名學生離開時，他對人家竟那麼依依不捨。因為有他們在，雖然都是「右派」，雖然在他這方面姿態卑下，時時處處多賠小心，惟恐惹他們煩而遭呵斥，但——畢竟他是在一個小群體里。他不知只剩他一個人了，孤獨又漫長無期的歲月該怎樣打發，以及命運還會怎樣地懲罰他。
他的依依不捨感動了人家。
人家分手時說：「老師，您珍重啊。我也沒什麼送您留作紀念的，就送您一句話吧!」
那句話是——口是禍之門，舌是斬身刀。
馮夢龍小說中的一句話。
人家的心地是很良善的。然而在他聽來，卻似乎包含著顯明的諷刺意味——因為他的口幾乎僅是飲食之「門」了，因為他的舌幾乎僅有品味之功能了。一則勞改條例嚴厲限制著「右派」的言論自由；二則既已為「右派」，心裡謹慎，自己束縛著自己說話的慾念。他已差不多變成一個準啞人了。
其實他也有早些摘掉「右派」帽子的可能。只要他虔誠地表示認罪。那十幾名學生，便是因為認罪態度好，而被陸續「寬大處理」的。偏他幾年內沒悟明白過來。不斷地這裡那裡寫信申述自己的無辜。等那勞改地就剩他一個「右派」了，等他終於悟明白過來了，晚了。不能全部摘帽。全都摘帽運動不是白搞了嗎?他是「右派」典型，既為典型，自己想不是——休想。典型那就是要永遠起典型的作用，無論正面的還是反面的。
當「右派」不再是一個小小的集中的群體，而是單獨的一個人的時候，其命運大抵有兩種——或者隨著歲月的流逝，人們監督的眼漸漸疲憊了，最終接受了他也只不過是一個人，忽略了他是「另類」；或者因為在某環境中的獨一無二，更加成為眾矢之的，每逢有政治的戲劇上演，便成為「反角明星」，以襯托別人的正面形象。前一種命運的幸運往往體現在民間，如具體的一個偏遠的鄉村，一個小鎮的社區，或一個人數不多，以女性為主體的手工業半手工業小廠。政治的風尾即使也每每刮到那裡，然而一般不會成為民間的主要生活情節。又由於民間對於有較高文化之人，仍保持著幾千年以來的傳統的敬意，故「右派分子」在那些地方受到的歧視要小些，受到的傷害也要少些。而第二種命運的不幸，往往體現在大農場、大企業，以男性為主體的大群體。由於那些地方大，政治之風刮到那裡時仍正強勁，而它們的領導的級別也高。他們對政治之風的迎送方式，每習慣於搞轟轟烈烈。而且由於那些地方大中小知識分子成堆，亦不乏知識分子出身的政治幹部或技術幹部。知識分子對以自己的同類為靶子來證明自己政治立場的堅定，尤其沒有什麼不安。
柳是不幸的。他被一次次押遣轉移，由較小的地方押遣到較大的地方、更大的地方。哪裡的政治空氣被認為濃度不夠，他便被押遣到哪裡去。而他一被押遣到哪裡，哪裡的政治空氣就活躍了。好比養魚的人，見哪一塘魚欠生動，放一尾狗魚進去，別的魚們就游得歡了。他的典型性，似乎具有可持續的價值。
二十二年中，據柳自己說，他至少被批鬥了四五百次。在「文革」十年中，更是幾乎天天被批被斗。倘幾名中專畢業的青年技工午休時間閑得慌，胡亂批鬥他一通則就解了悶了。在「文革」十年中，有些大單位是禁止午休時下棋打撲克的。於是批鬥他等於下一盤棋，或打幾輪撲克。
據柳自己說，二十二年間，很是有一些人，因批判他而提高了寫批判文章的才華，而提高了發言的思想水平。連中蘇兩國在珍寶島發生了邊境武裝衝突，批判者也能與他這名「右派分子」聯繫起來，認為他當年在不足論道的雞零狗碎的小事上偽裝「反蘇」，其目的無非想麻痹人們，使人們對蘇聯的認識由而不能著眼於修正主義的本質。是「小罵大幫忙」的伎倆……
據柳自己說，二十二年間，不少人由他而提高了寫批判文章的才華，而提高了發言的思想水平，於是和他自己當年一樣，引起關注，被賞識，繼而由工人而班組長，而入黨，而車間主任什麼的。也有人被抽調到寫作班子里去，成了政治宣傳員，繼而成了脫產的政治宣傳小幹部……
他的話給我這麼一種印象，當年的他彷彿是一塊靶子，許多人可以通過射擊他而訓練成射擊能手。又彷彿一具活屍，許多人可以通過解剖他轉行當政治「外科醫生」……
據柳自己講，一九七九年他獲平反，調回原大學的途中，受到了某縣一位副縣長的數日款待。原來對方也曾是「射擊」他的能手，解剖他的行家，官運由而亨通。更令他哭笑不得的是，對方還因為經常寫批判他的大字報，大標語，而竟成了該縣書法家協會的會長。並且，果然寫得一手好書法。起碼在他看來是那樣。他臨行之際，人家贈他條幅，上書八字乃是——「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是老子的話。
在文言，「中」通「沖」。「不如守中」，意謂不如默默保持虛靜，壓制衝動。
二十二年如夢魘，柳悄無聲息地回到他曾任過宣傳部長的那所大學。有一位「平反辦公室」的女工作人員接待了他，安排他在校招待所住下。那女同志四十餘歲，對他的接待態度客氣而又周到。請他不必著急「平反」以後的具體事項，安安心心地休息一段時間為好，若有什麼要求來日方長。那些日子，相比於二十二年，使他感到幸福無比。終日無所事事，睡到十點鐘才起也沒人干涉，彷彿神仙過的日子。其寂然回歸，直可用「神出鬼沒」四字形容，很有那麼點兒重新「潛伏」下來的意味兒。最初的日子，吃飽便睡，醒了又吃，吃了再睡。二十二年間，他的身體感到嚴重虧損的似乎更是睡眠，大腦不失時機地，強烈反射著一種急需補足的本能。一個星期後才開始在校園裡各處轉轉，走走。一切都還是從前的樣子。只不過樹老了，樓舊了，路多了幾條，看見的都是生面孔了。別人不知他是誰，他也認不得別人。即使從前的同事或上下級擦肩而過，竟也不能相互引起注意……
終於他被那位女同志通知去開會了。一次，兩次，數次，都是關於肅清「文革」流毒，促進思想解放的討論。他早早地去，坐在一個角落裡，心中牢記著當年他那名學生送給他的話，以及那位副縣長贈他的條幅，自封其口，自緘其舌。
有次參加會議的多是年輕人，有學生代表，也有三四十歲的教師，一名學生髮言曰：「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社會主義之中國，好比一口大鍋，一幢大廈，鍋已裂紋道道，廈已東倒西歪。莫如趁著思想解放的熱情高漲，一舉砸碎之，推倒之，從頭再來一遍!好比用橡皮將紙上雜亂的鉛痕擦盡，使之重是一張白紙，重畫最新最美的圖畫……」
正是「撥亂反正」年代，青年人口無遮掩，一旦亢奮，過激言論時有發生。主持會議的人即使不以為然，一般卻也不太會當成件嚴重的事。
但那一次會情況有所不同。各方各面為上級收集政治思想動向的人士隱坐四角。主持會議的人是預知這一點的。臉色一時就特別的難看。想予以批駁，一時組織不成一番有力的話語；而一味保持沉默，又幾乎等於慫恿……
這當兒就見有人站起來說：「我也要發言。」
站起來的不是別人，正是柳。
主持會議的人不認識他，惟恐他再說出什麼不像話的話，靈機一動，宣布休息幾分鐘。
不料他堅持道：「我請求此刻發言，過會兒我也許不願開口了!」
他臉發紅，唇發抖，特別激動的樣子。
有些人似乎成心要使主持會議的人更不自在，大鼓其掌。
主持會議的人只得同意他發言。
他大聲道：「同志們啊，我曾是一名右派分子，我被改造了二十二年啊!我現在終於又和你們一樣有公開發言的權利了，又有稱大家同志的資格了!我想說，什麼是愛國主義?愛國主義，那就是無怨無悔地愛國的胸懷啊!剛才那位同學不是說，社會主義這口大鍋已經裂紋道道了嗎?那我們就要像能工巧匠一樣，仔仔細細地把它鋦好啊!社會主義這幢大廈即使真的已東倒西歪，那我們就要像希臘神話中的巨人一樣，用我們的脊背將它抵正抵穩啊!倘需要，那我們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