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子卿彷彿是少年時期的我的一部分。不，不僅僅是一部分，簡直還是另一個我自己，替我去百折不撓地走向一個我所走不到的目標似的，替我去追求和實現一個我所可望而不可及的願望似的。我內心裡暗暗嫉妒著他的時候，實則是在常常地惱著我自己的不爭呵。更多的情況下，我因他的悲傷而由衷地悲傷，因他的喜悅而由衷地喜悅。於今我總在想，本來應該是我出現在他寫的某一本書里，卻怎麼變成了我來寫他？卻怎麼變成了這樣！
於今我總在想……
喂得半飽不飽的牲口乾起活來是最賣力氣的。
子卿是知青中對北大荒的艱苦生活適應性最強的一個。他從不抱怨什麼。
他還是知青中最省吃儉用的一個。
他甚至捨不得買食堂的菜。而買連隊小賣部的臭豆腐。一塊臭豆腐下三頓飯。知青宿舍中許多人聞不得臭豆腐味兒，共同向他提出過抗議。於是每到吃飯時，他一手持著用筷子串在一起的三個饅頭，一手拎著裝臭豆腐的小瓶，自覺地悄悄地避出宿舍，尋個背人的去處孤零零地吃……
每逢食堂改善伙食，不管他樂意不樂意，我總是要和他湊在一起吃上一頓。當然，那時候他免不了也要買一樣菜。而我便非買上兩樣三樣菜不可。為的是能使他多吃上幾樣尋常日子裡根本吃不到的好菜。
我們每天的工資是一元六角八分。每個月還有八元錢的固定的嚴寒地區津貼。每月大家都能開到四十三元多。星期日如果不休息，則按加班算。年節加班，還計雙份日工資。趕上這樣的月份，誰在月底拿到六十多元的工資也不是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事。六十多元呀，這在當年，相當於城市裡一個四級工的工資呀！而在城市裡，幾乎沒有哪一個工人竟然會在四十歲以前熬成四級工。一個幾百人的工廠，最多也不過能有十來個八級工。而八級工的工資也不過八十八元。許許多多的工人在他們的工廠干到退休那一天，熬了一輩子也不過才熬到五六級。我們一跨出中學校門每月就能掙四五十元，簡直就是一種幸運。最初的歲月里，在發工資的日子，知青們一個個無不眉開眼笑，喜盈盈樂陶陶的。尤其像我和子卿那樣的貧家子弟，甚至都從內心裡認為，我們所吃的苦受的累，與我們每月所掙到的錢數相比，真是根本不值得一提。我們所掙到的錢數，使我和子卿在最初的日子裡都是那麼的樂觀。我們的父輩們每月還不曾掙到過我們所掙那麼多的錢呢！再說，我們當年都是勃勃青年，只要吃得飽，體力就充沛。多累也不覺得怎麼累。多苦也不覺得怎麼苦。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我們那個團工資是最高的。與當年的幾千萬知青相比，用今天的話說，我們何嘗不是些「大款」，不是些收入方面的「知青貴族」呢！
連隊里家境好的知青們，當年花起錢來一個比一個出手闊綽。買罐頭，買餅乾，甚至偷偷買煙酒。有時還暗暗約好了，三個五個一夥，製造個什麼借口，請假到黑河市去下館子。當年，那無疑是很「奢侈」、很「揮霍」、很「腐化」的。僅僅一年後，他們的衣著都變了。發的兵團服和兵團鞋帽，舊了破了，他們早已不屑於再往身上穿了。除非干很髒的活才不得不穿一穿。尤其冬季里，神氣的，坦克兵戴的那一種樣式的皮帽子，加上高筒皮靴、正規部隊的合身的軍棉衣軍棉褲，使他們比貧家子弟的知青何止英俊十分！當年，黑河軍區的軍裝廠，也格外優待地向「兵團戰士」出售正規部隊的軍裝。只要憑「兵團戰士」的身份證就可以買到。只不過價格定的是很高的。按今天說法，可謂之「議價」和「創收」舉措。至於皮帽子和皮靴，只要你有錢，只要你買得起，黑河市的許多商店裡都有賣。皮帽子三十多元一頂。在今天至少要賣到二百元以上吧？皮鞋四十多元一雙，在今天至少要賣到三四百元以上吧？若擺在「燕莎」之類的大商場的櫃檯里，究竟會標價幾何那就只有鬼才曉得了。即使在當年，三十多元一頂的皮帽子或四十多元一雙的皮鞋，也並非一般家庭條件的人想買就捨得買就有錢買的。四十多元，當年足夠一個五六口人的家庭一個月的中等城市水平的生活費了。那些家境好的知青們每月是不必向家裡寄錢的。他們的家庭並不指望他們這一點，他們也就沒這一種義務感。他們的父母，在寫給他們的信中，千叮嚀萬囑咐，一言以蔽之，大抵可以歸結為這樣的一句話——「照顧好自己」。這對他們的父母而言，是「悠悠萬事，唯此為大」的。對他們自己而言，是不能不「時刻牢記」，不能不「萬萬不可粗心大意」的。他們如果臉頰渾圓，滿面健康的紅光，穿得昂昂貴貴地探家，他們的父母見了他們就不至於替他們牽腸掛肚的了。否則，他們的父母們，就會傷感。就會難過。就會哭泣。每月的工資，對於他們，完全是用來「自給自足」的。而當年，每月四五十元，是足可以使一個知青在吃穿方面與一個局級幹部相比的。區別可能僅僅在於，後者不必天天流大汗出大力。而他們在這一點上，是絕對不可能比其他知青稍有例外的。後者有小車可坐。而他們是絕對不可存此夢想的。再有大概就是，臭蟲蚊子叮咬起他們來，一點兒也不會比叮咬其他知青留情面些。連里最初是不許他們在衣著方面太「特殊化」的。怕「腐蝕」了全體知青，影響了連隊的「風化」。也曾開過幾次大會指名道姓地批評過。但所謂「兵團服」，並非像正規部隊那樣，夏有單的，冬有棉的，年年照發。實際上僅僅發了一次，以後再就成了失信的諾言。兩年後，幾乎沒有哪一個知青的「兵團服」不是破爛不堪，不許自己買了穿戴，又怎麼辦呢！……
那些家境好的知青們對他們的父母們的最大孝心，便是體現在「照顧好自己」方面。
子卿對他們是非常看不順眼的。比連指導員對他們還看不順眼。子卿對他們也是非常蔑視的，正如他們很蔑視他一樣。
除了一些女知青，在所有的男知青中，子卿那套「兵團服」，是穿得最持久的。穿到後來，穿到沒法兒再補的地步，他仍捨不得扔。連我看著他那身破棉襖破棉褲，有時都在暗想——「明年他是非扔不可了！」可第二年，不知他怎麼一對付一湊合，竟又穿了一年。與那些家境好的知青相比，他們穿得彷彿是沙俄時期的年輕的貴族騎兵軍官，而他穿得彷彿是叫花子。連他們的馬弁都不配是。不要以為這會使他們更有理由蔑視他。事實上他們由此而產生的，更是對他的說不出口的惱怒。叫花子似的子卿在他們面前常常表現出的冷峻的孤傲，使他們和別的知青們都不能不覺得，他們的皮帽子，他們的皮靴，他們的印有正規部隊番號的軍裝，根本不值得誰羨慕，其實一文不值似的。子卿對他們的輕蔑，是足以對他們的自尊造成直接的穿透性的傷害的。而他們對子卿的輕蔑，卻根本不能對他的自尊構成任何傷害似的。有時甚至被他的自尊反彈回去，落在他們自己身上……
到北大荒的第三年春季，某一天宿舍里只有我和子卿兩個人，我指著他終於從身上換下了的破棉襖棉褲說：「子卿，你何必呢？」
他瞪著我，反問：「什麼意思？」
我說：「早該扔了，幹嗎總跟誰較勁兒似的，穿了一年又一年？」
他說：「我沒跟任何人較勁。」
我說：「那好。那你今天就把這堆破爛兒扔了。買套新的！你總不至於告訴我你缺錢吧？」
他說：「當然，我買得起。」
我說：「如果缺布票，或者棉花票，我的全給你用。」
他說：「布票我不缺，棉花票也不缺，不需要你給。」
我有些生氣地說：「那你是喜歡穿得像個叫花子似的了？」
他沉默了一會兒，卻所問非所答地，自言自語似的說：「人是多麼古怪的東西……」
我愣愣地望著他，不明白他何以說出這麼一句不著邊際的話。
他又沉默了一會兒，又說：「人是多麼古怪的東西……」
我並不想明白他的話。
那天，我偷偷將他的棉襖和棉褲，更準確地說，將他那一堆破爛兒扔了。他知道被我扔了後，只不過對我苦笑了笑，沒說什麼不高興的話……
每天吃過晚飯，如果連里沒有活動，知青集體也沒安排學習，人們就不大見得著他的影子。連我也不大見得著他的影子，往往在吹過熄燈號時，他才幽靈似的悄悄回到宿舍。因為除了我，沒第二個知青跟他有親密的關係，也就沒誰在意過他的詭秘行蹤。他根本上是一個絲毫也不被別人關注更不被別人關心的人。他彷彿也很樂於自己是那樣一個人。只有我出於好奇心詢問過他兩次。每一次他都以同樣的話回答我，說是獨自一個人尋清靜去了。我的子卿他從小就孤獨慣了，連我對他有點兒詭秘的行蹤也逐漸的習以為常了，見慣不怪了。
我是連知青宣傳隊的「創作員」。有次為宣傳隊編了一個獨幕小話劇是《編筐》。內容很簡單，無非是知青們如何向貧下中農學編筐而已。第二天宣傳隊要到團里去參加彙報演出。劇中需要不少柔軟的柳條。而最為柔軟的柳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