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是十一點零五分了，汽車還沒有來，李主任拿著一根手杖，很失望地從外面拖著沉重的步子，慢慢地走回來。
「唉！人家的汽車嗚嗚地叫個不停，我們的呢？」
大家都獃獃地望著他，沒有說話，也沒有笑容，實在，大家都太疲倦了。慶齡和詠芬，已經倒在草堆裏呼呼地睡著了，坐在凳子上的，也都低下頭來在那裏打瞌睡。
「我們走路去吧？」
芝英問李主任。
「不能，還是等車吧。」
沉默又佔據了小小的房間。
我們奉命在今天晚上須開到ＸＸ去駐防，下午四點鐘的時候，就把行李綑好了，吃了晚飯就出發，到達兵站時，還只有六點，現在已經整整地候了五個多鐘頭，生來性急的我，幾乎要暴跳起來了。
半彎明月，像水晶似的徘徊在蔚藍的雲裏，我獨個兒跑去田野間散步，一種淒清寂寞的感覺襲上心頭，夜是太靜了，月是太美了，要是沒有敵機的轟炸，沒有大砲的響聲，該有多少詩意，從我的腦海裏湧出來；然而此刻我委實太難受了，為了候車，為了記掛著那個不知是否已經斷氣了的傷兵。
月又被烏雲遮住了，一陣淒厲的冷風吹過，我幾乎站立不住，顫抖地向後面倒退了一步。誰從屋子裏匆匆地跑出來，一陣犬吠聲隨在他的後面，我忽然又憶起方才那位瘦個子同志說的話來。
「沒有人埋，真太慘了，一個老百姓只剩兩條腿，一個只剩半邊頭；最奇怪的，是那個炸開了肚皮的，腸子都統統流出來了，但人還是靠樹乾坐著。唉，唉！三四天了，還沒有人埋，真太慘了。」
我很想和佩蘭去看個究竟，想法埋了他；然而為了被炸的地方，距這兒有相當的遠，何況又在候車，不能離開。
又是一陣冷風，吹得枯萎了的棉花樹，瑟索地作響，不知是否我的視線出了毛病，好像在那顆大樹下面，真的坐著那個被炸破了肚子的人，樹枝上掛著那兩條腿，還有半邊頭呢！
不知是受不住寒風的襲擊，還是心裡感到恐懼，我終於回到那間充滿了焦灼和沉悶空氣底屋裏來了。
更靜了，她們都沒有半點聲音。
「李主任，那個傷兵死了嗎？」
我帶著疲倦的聲調問他。
「死了，是剛才死的。」
「沒有人埋他？」
「不，已經埋了。」
我想質問他，既然是方才死的，為什麼說已經埋了呢？然而這話我並沒有說出。
那是下午一點多鐘的時候，我在竹林裏和陳女士談話，兩個擔架兵抬來一個由喉間裏發出Ｋｏｈｏｈｏｈｏ聲音的傷兵，另一位走在擔架床後面的看護兵說：
「他被機關槍打破了腦袋，活不得多少時候了。」
聽到受傷者那種從喉間裏哽住了濕痰似的聲音，我也斷定他的生命快告結束了。
匆忙地，我們和看護長同去看方才抬來的那個傷兵，穿過了好幾間屋子，才在草堆裏發現他那具硬挺挺的身軀。
頭上雖然裹著繃布，但已經被血液染成暗紫色了，白裏透紅的腦漿，流在他的右眼角上，呼吸聲更來得急促了；有時右手還能移動一下，拚命地在胸部抓什麼，好像要一手把心肝挖出來似的那麼難受，所有圍著他看的醫官、看護兵和我們，都難過得說不出話來，我蹲下去摸摸他的脈搏，跳得特別厲害，唉！快完了！英勇的戰士，快要壯烈地犧牲了！
「沒有希望了！」
我搖頭自言自語地說。
「當然，不能救了！」
李醫官響應我的話。
「為了早點解除他的痛苦，你用麻醉藥把他……」
我居然說出這樣殘忍的話，對方聽了不住地點頭；但他仍然站在那裏並沒有去拿藥。
老天呵！太令我傷心了，他這時的慘狀，完全和我的母親臨終時一模一樣，喉間裏響著同一的聲音，身子直挺挺地躺著絲毫也不能動彈，脈搏忽而跳得很快，忽而微弱得摸不著，唉！這是他生命最後的一剎那了！他是被殘暴的日本強盜，用機關槍打破腦袋的，他的父母妻子兒女，也許正在期待著他寄錢回去養家，或者希望他打勝了日本，好回去大家團圓，誰料到他是這樣苦痛地死了呢？
他的腰間繫著兩塊萬年紅布，上面寫著他和十二個結拜弟兄，以及他們父母的名姓，他是ＸＸ師ＸＸ團Ｘ營Ｘ連的班長，名字叫詩書易，據和他同連的弟兄們說：他這次是第二次受傷，前次傷了左腿，剛好了不久又加入火線。他是個極勇敢，為人坦白直爽的戰士，現在是完了，他是盡了他用血肉保衛祖國的責任；可是這些正在作戰的勇士們底肩上，又加重一層負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