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中國人，即從其外表上看來，未有全然不帶保守之色彩者。保守就其字義本身而言，非為玷辱之辭。保守性不過為一種自大的形象，基於現狀之滿足的感覺者。因為人類之足引以自傲者總是極為稀少，而這個世界上所能予人生以滿足者亦屬罕有。保守性是以實為一種內在豐富之表徵，是一種值得羨妒的恩賜物。
中華民族是天生的堂堂大族——恕我誇大，倘把中華民族的歷史做一番全般的檢討，除掉最近百年來的屈辱，你當首肯斯言。雖在政治上他們有時不免於屈辱，但是文化上他們是廣大的人類文明的中心，實為不辯自明之事實——唯一之文化勁敵代表另一種不同的觀點者是印度的佛教，至於佛教教義，忠實的儒者常嗤之以鼻。因為儒學家常無限地引孔子以自傲，既誇耀於孔子，即誇耀於其民族，誇耀中國人之能以道德的素質理解人生，誇耀其認識人類天性的知識，誇耀其解決了倫理與政治關係之人生問題。
他的態度是相當正確的。因為孔教不獨尋求人生的意義，抑且解答了這個問題，使人民以獲得人類生存的真意義而感到滿足。這個解答是確定而清楚的，而且條理分明。故人民不須再推究未來的人生，亦無意更改現存的這個人生，當一個人覺察他所獲得的是有效而且為真理，自然變成保守者了。孔教徒除了自己的社會以外，未見及別種人生的範型，認為為人之道，沒有第二種範型的可能。故西方人也能有組織完善的社會生活，倫敦警察於孔氏敬老之道一無所知，而竟能扶持老婦人跨過熱鬧街道，此等事實叫中國人聽來，多少未免吃驚。
當他察覺西方人具有一切孔教所涵蘊之德性：智、仁、勇、信、禮、義、廉、恥，並且孔老夫子本人亦將讚許倫敦警察之義行，民族自尊心未免深深地動搖起來了。有許多事情使中國人老大不悅意，使他們震驚，使他們生鹵莽粗野之感，如夫妻倆挽著膀子同行街市，父親和女兒互抱接吻，銀幕上又是接吻，舞臺上又是接吻，車站月臺上又是接吻，什麼地方都是接吻。此等舉動使他確信中國文明誠為萬邦軒冕，無與倫比。但是另外有種種事情，像普通平民都能識字，婦女而能寫信，普遍的愛尚清潔（這一點他認為是中世紀的遺傳而非為十九世紀新發明），學生的敬愛師長，英國小孩對答長輩之「是了，先生」的隨口而出，諸如此類，俱堪無窮之玩味。再加以優良之公路、鐵道、汽船，精美的皮靴，巴黎香水，甜美可愛的白種兒童，奇妙的愛克斯光片、攝影機、留聲機、照像、電話，和其他一切之一切，把中國人固有之自尊心打成粉碎。
因為治外法權和西歐皮靴對中國苦力的慷慨博施——卻沒有法律救濟，促使中國人由自尊心喪失，進而變為本能的畏外心理。天朝之尊貴，靡有孑遺。外國商人為預防中國之可能的進攻租界而引起的種種喧鬧，實為他們的膽略和對於現代中國認識不足之鐵證。反抗西洋人之皮靴及其自由使用於中國苦力身上，確常含有相當內在的憤怒。但倘外國人因此就認為中國人將總有一天會暴露其憤怒而還饗外人以較次等之皮靴，則屬大誤。倘使他們真暴露其憤怒，那不是道地的中國人，那是基督教徒。坦白地說，崇拜歐洲人而畏懼他們的侵略行為，現在正是廣泛而普遍的心理。
有許多這樣太不幸的衝動一定曾經引起了過激主義，結果產生了中華民國。沒有人相信中國會變成共和國。這種變動太廣大、太雄偉，沒有人聽得進去，除非是獃子，或受到了激勵。那就好像用彩虹來造一架通天橋，而欲步行其上。但是一九一一年的中國革命家真給鼓吹出來了。自從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失敗以後，中國現代化的宣傳運動即極為活躍，當時有兩派人物，一派係君主立憲主義者，主張革新並限制君權；一派則為革命主義者，主張建立民主共和國。前者為右翼，後者為左翼。左翼以孫中山為領袖，右翼則由康有為及其弟子梁啟超主持。梁啟超後來脫離了他的恩師而向左轉了。這兩個固執的黨派在日本筆戰了好久，可是這問題終究給解決了，不是因為有結論，而是因為清廷之不可救藥，與民族自覺本能的抬頭。一九一一年的政治革命之後，緊隨以一九一六年的文學革命，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由胡適所倡導，風靡一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