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任何一時代的文學或任何一時代的歷史，其最終和最高之努力，往往用於覓取對該時代之「人物」的精詳瞭解。因為文學創作和歷史事跡之幕後，一定有「人物」，此等人物及其行事畢竟最使吾人感到興趣。當吾人想起馬可．奧理略（Ｍａｒcｕｓ Ａｕｒｅｌｉｕｓ）或盧西安（Ｌｕcｉａn），便知適當羅馬衰落時期。又或想起弗朗索瓦．維永（Ｆｒａncｏｉｓ Ｖｉｌｌｏn）便知適當中古世紀。想起一個時代的重要人物，馬上感覺到那個時代很熟悉，也很明瞭。像「十八世紀」那樣的名稱，還不如稱為「約翰遜（Ｊｏｈnｓｏn）時代」來得有意義。因為只稍提醒約翰遜的一生行事：他常出入的倫敦四法學院怎樣，他常與交談的友儕怎樣，整個時代便覺得生動而充實起來了。設使有與約翰遜同時代而文名不足道之一人物，或一普通倫敦市民，其一生行事也許有同樣足資吾人矜式者，然一普通倫敦市民終不足引起吾人之興趣，因為同一時代的普通人並無二致。普通人不論喝燒酒，或立頓紅茶，都只算是社會上無足輕重之偶發事件，毫無特色可言，因為他們是普通人。
若為約翰遜，則他的抽菸和時常出入倫敦四法學院，倒也是於歷史上具有重要價值的史料。偉人的精神用一種特具方法反映於當時社會環境而垂其影響於吾人。他們的優越天才，能影響他所接觸之事物，亦能接受此等事物之影響。他們受所讀書本之影響，亦受所與交際之婦人的影響。若令較為低能的人物與之易地而處，則不會有什麼特徵可以發現。是以在偉人的生命中，生活著整個時代的生命。他們吸收一切所可吸收之事物，而反射以最優美最有力之敏感。
可是論及一個國家，便不可忽略一般人。古代希臘並非人人都是索福克勒斯（Ｓｏｐｈｏcｌｅｓ），而伊莉莎白時代的英國，也不可能到處都是培根（Ｂａcｏn）和莎士比亞。談論希臘只想到索福克勒斯、伯里克利斯（Ｐｅｒｉcｌｅｓ）和阿斯佩西亞（Ａｓｐａｓｉａ），就會弄錯雅典人之面貌。吾人尚須附帶看一看索福克勒斯的兒子，他曾控訴乃父無力理家；還有阿里斯托芬（Ａｒｉｓｔｏｐｈａnｅｓ）的品格，他並不全然愛美，也沒有一心一意地追求真理；而是終日酗酒、狂飲暴食、與人爭吵不休，且見錢眼開、反覆無常，與一般雅典人民無異。說不定反覆無常的雅典人，有助於吾人瞭解雅典共和邦所以顛覆之理，適如伯里克利斯與阿斯佩西亞有助於吾人瞭解雅典人之所以偉大。倘個別地看，他們毫無價值，但整體地看，他們影響國事之趨向則至為巨大。在過去的時代裡，他們可能是難以改造的，但在當今的國家中，普通人可是一直與我們相處在一起的。
但是誰為普通人民？而普通人民又是怎樣一個形象？所謂「中國人民」，在吾人心中，不過為一籠統的抽象觀念。撇開文化的統一性不講——文化是把中國人民結合為一個民族整體之基本要素。南方中國人民在其脾氣上、體格上、習慣上，大抵異於北方人民，適如歐洲地中海沿岸居民之異於北歐民族。幸而在中國文化之軌跡內，祇有省域觀念之存在，而未有種族觀念之抬頭，因而在專制帝政統治下，賡續數世紀之久，得以相安無事。共同的歷史傳統和書寫文字，以至為簡單的方法，解決了中國語言統一上之困難。中國文化之融合性，因能經數世紀之漸進的安靜播植，而同化比較溫順之土著民族。這替中國建立下「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友愛精神，雖歐洲今日猶求之而不得者。就是口說的語言所顯現之困難，亦不如今日歐洲分歧錯雜之甚。一個滿洲籍人倘旅經西南邊境如雲南者，雖略費麻煩，仍可使其意思表達而為人所懂。語言的技巧在中國使其拓植事業逐漸擴展，其大部蓋獲助於書寫之文字——中國統一明顯可見的表徵。
此種文化上之同化力，有時令吾人忘卻中國內部尚有種族歧異、血統歧異之存在。仔細觀察，則抽象的「中國人民」意識消逝，而浮現出一種族不同之印象。他們的態度、脾氣、理解各各不同。顯然有跡可尋。假使吾們用一個南方籍貫的指揮官去駕馭北方籍貫的軍隊，吾們就會突然發覺其中的差異。因為一方面，吾們有北方人民，他們服習於簡單之思想與艱苦之生活，個子結實高大，筋強力壯，性格誠懇而忙急，喜啖大蔥，不辭其臭，愛滑稽，常有天真爛漫之態，他們在各方面是近於蒙古族的，而且，腦筋比聚居於上海附近之人民來得保守，因之他們對於種族意識之衰頹，如不甚關心者。他們便是河南拳匪、山東大盜，以及篡爭皇位之武人的生產者。此輩供給中國歷代皇朝以不少資料，使中國許多舊小說之描寫戰爭與俠義者均得應用其人物。
循揚子江而至東南海岸，情景便迥然不同，其人民生活之典型大異。他們習於安逸，文質彬彬，巧作詐偽，智力發達而體格衰退，愛好優雅韻事，靜而少動。男子則潤澤而矮小，婦女則苗條而纖弱。燕窩蓮子，玉碗金盃，烹調極滋味之美，飲食享豐沃之樂，懋遷有無，則精明伶俐，執戟荷戈，則退縮不前，詩文優美，具天賦之長才，臨敵不鬥，呼媽媽而踣仆。當清廷末季，中國方屏息於韃靼民族盤據之下，挾其詩文美藝渡江而入仕者，固多江南望族之子孫。
復南下而至廣東，則人民又別具一種風格，那裡種族意識之濃郁，顯而易見，其人民飲食不愧為一男子，工作亦不愧為一男子；富事業精神，少掛慮，豪爽好鬥，不顧情面，揮金如土，冒險而進取。又有一種奇俗，蓋廣東人猶承受著古代食蛇土民之遺傳性，故嗜食蛇，由此可見廣東人含有古代華南居民「百越」民族之強度混合血胤。至漢口南北，所謂華中部分，居住有狂噪咒罵而好詐之湖北居民，中國向有「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之俗諺，蓋湖北人精明強悍，頗有胡椒之辣，猶不夠刺激，尚須爆之以油，然後煞癮之概，故譬之於神秘之九頭鳥，至湖南人則勇武耐勞苦，湘軍固已聞名全國，蓋為古時楚國戰士之後裔，具有較為可喜之特性。
因往來貿易而遷徙，與科舉時代應試及第之士子被遣出省服仕之結果，自然而然稍稍促進異種人民之混合，省與省之差異性乃大見緩和，然大體上仍繼續存在著。蓋有一頗堪注意之事實，即北方人長於戰鬥，而南方人長於貿易，歷代創業帝王，幾從無出自大江以南者。相傳食米之南人，無福拱登龍座，祇有讓那啖饃饃的北方人來享受。實際上除卻唐朝和周朝的創業帝王，出自甘肅東北部，有突厥族之嫌外，其餘各大皇朝的帝王，蓋莫不起自隴海鐵路附近比較險阻的山區；此地帶包括河南東部，河北南部，山東西部和安徽北部。這個開業帝王的產生地帶，倘以隴海鐵路為中心點，它的幅徑距離不難測知。漢高祖起於沛縣，屬現在之徐州，晉室始祖起於河南，宋室始祖起於河北南部之涿縣，明太祖朱洪武出生於安徽之鳳陽。
直到如今，除了蔣介石將軍出身於浙江——他的家族譜系尚待考——大半將帥，多出自河北、山東、安徽、河南，也以隴海鐵路為中心點。山東產生了吳佩孚、張宗昌、孫傳芳、盧永祥；河北產生了齊燮元、李景林、張之江、鹿鍾麟；河南產生了袁世凱；安徽產生了馮玉祥、段祺瑞。江蘇不出大將，而產生了幾位出色的旅館侍者。五十年前，中國中部湖南省出了一位曾國藩，這個好像是例外，但適足以證明上述之定律：因為曾國藩是一位第一流學者，同時也是第一等大將，但他既係出生於長江之南，是以為食米者而不是啖饃饃者，從而他的命運註定應為貴顯大臣，而不能為中華民族開創一新的皇朝，因為開創帝業這種工作，需要一種北方典型的粗厲豪放的態度，要具備一種淳樸而令人可愛的無賴漢之特性，要有愛好戰爭、不厭勞動而善於自利的天分——藐視學問與孔教倫理學，直至大局底定，南面稱皇，那時孔教的尊皇思想始有用於他，然後大模大樣大講其尊孔之道。
粗暴豪邁之北方，與柔荏馴良之南方——二者之異點，可以從他們的語言音樂與詩歌觀察而得。你可以把陝西的歌曲跟蘇州的歌曲做一比對，立可發覺其截然不同之差異。一方面陝西歌曲聲調鏗鏘，樂器用擊築拊嗒板而和歌，音節高而嘹亮，頗類瑞士山中牧歌，歌聲動則迴風起舞，似在山巔，似在曠野，似在沙丘。另一方面則有那耽安淫逸之蘇州的低音歌曲，其聲調嗚咽哽抑，似長太息，似久困喘哮病者之呻吟，因其勉強哼噓而成顫抖之音律。即從尋常對話中，亦可以察覺明朗清楚之北平官話，其聲調輕重之轉變分明，令人愉悅；而蘇州婦女甜蜜柔軟之喋喋瑣語，多圓唇母音，抑揚波動，著其重處不用高朗之發聲，而徒拖長其柔悅婉轉之綴音以殿於句末。二者之差異固甚顯然。
關於南方與北方語言腔調之不同，曾有一段有趣故事，據說有一次一位北籍軍官，嘗南下檢閱一連蘇籍之軍隊，當這位團長大聲喝令「開步走！」的時候，全體士兵屹立不動，屢次喝令，均屬無效；正無計可施之際，其連長係久居蘇州，習於蘇俗者，乃稟請軍官准其另行發令，軍官准之，連長乃一反軍官之清楚明朗的「開步走！」的急促腔調，而出以婉轉誘惑之蘇州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