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言中國哲學不齦齦於政治組織貨殖給養，旦冶政治與倫理於一爐，以禮樂刑政並舉為政治之源，國家齊治必基於道德習尚，藉此益見經濟學見解之淺陋）
但是什麼叫做和平哲學〔政治之術〕呢？賓士乃現此人生所必不可缺之條件，並非幾百千年後的烏托邦理想。安者人之常，猶健康為人之常。和平者：非消極的理想——戰禍平靜之謂；我們必須有積極的和平哲學。國泰民安，於是乎天地化育，萬物滋長，而芸芸眾生得托生於其間，各善其事，安居樂業，優遊以卒歲，豈非萬民之所厚望，天地之常經？故得治沖乃得人情之常，人心之厭戰，亦猶耳之厭亂聲。且家齊國治天下平，其理本一，惟在人倫中和之道而已。欲得人倫之中和，必有其道。哲學的任務，應排斥一切，專一研求這人間倫常之道。
自然我常想，中國思想有何可以貢獻於世界和平問題。中國的社會，普通說起來，也不比西洋社會高明。也有貧苦無告，口角紛爭，貪汙利己，貧富不均。中國的反動派比外國一樣多，只是高官厚祿之間，較少妥洽派而已。想起來，真令人毛髮竦然。究竟和達爾蘭接洽的人，看到賴伐爾〔法國妥洽派〕能直接和希特勒接洽，難免眼紅。兩者都是放棄道義，專言權變，但是究竟同小嘍囉接洽的人，看見他人能與賊王寨主接洽，總要眼紅。中國也講經講權，這是儒教所許的。但是無論如何，中國人還相信禮義廉恥的大端，認為行事上不可須臾離之。
中國與西方絕對不同者有三，一曰排律師，二曰排巡警，三曰排兵卒。中國治國四千年就用不著律師與巡警，而當兵向來為人所鄙賤。中國生活乃不重數學的生活，由於不重數學的思想習慣所造成。
於此可見，中國對於治術觀法，顯有不同。中國人認為法繁則無公理，警多則無自由〔「擾民」〕，兵眾則無太平。欲求至治，惟有政簡刑輕，無為而治的簡單要術。社會既有良莠不齊，總得有個官廳，把幾個流氓壞蛋押入牢獄，政府官廳之用處止此而已。若要伸冤，勿入公堂，在法庭外和平了結，若要和平，先不見兵，大家賣刀買牛，還里歸田，和平政治之術，最後胥賴禮樂化民成功。
我說這是儒教的中心思想，並非戲言。這確實是儒家的中心思想，基本信條。蓋儒家冶政治與倫理於一爐。儒家素以著重實際明理見稱，然而偏有這以禮樂治國的迂僻結論。美國人向也著重實際，也許還可同意，對於以巡警治國，尤其是以特務隊治國，視為可厭。他們也許並可同意，法律治國雖然可行，猶有遺憾，未臻美善。他們知道，普魯士式的嚴行禁令（Ｖｅｒｂｏｔｅｎｓ），不足為民主國民所心服，而僅一套「毋得擅犯，如違重罰」的禁令公文，未必便是產生好道樂道之人〔所謂「民免而無恥」〕。他們明白在成熟健全的德謨克拉西，社會治安全靠社會各份子廉潔自好不屑為非為本。
我最喜歡美國人，莫如看見他們違犯禁章之時，看見在電影院，觀眾不同情於維護法律的船主，而同情於不買票偷上船的船客，看見在華盛頓到紐約的火車上，在每輛貼告「不許吸菸」的車中，都有人公然吸菸。我對自己說，這些真是民主國的主人翁。如果犯禁太多，情形不堪之時，還不是查票委員及大人先生要給他禁止，是要由某君投稿紐約時報，告訴菸灰燒傷嬰孩手臂的危險，可望大家良心發現。如果公眾民意不反對，查票員也就不反對。但是別夢想普魯士人在「禁止吸菸」的車上會吸菸！這是萬不可能，所以惠馬的民主政府（Ｗｅｉｍａｒ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常譯為魏瑪或威瑪，德國戰後民主政府）非垮臺不可。你教一個希特勒去看管一些美國群眾，禁他們「毋得」如此，「毋得」如彼，結果可以推知。不到三月，他的頭顱就得敲碎。美國也曾通令全國戒酒，而德謨克拉西對這禁令的答覆，便是祕密酒店。祕密酒店的歷史，便可指明美國人肯否服從普魯士式的禁章，甚至肯否服從自己通過的法律。我惟有對這種美國人民免冠致敬，因為他們愛好自由，如中國人。你不能以法令空文禁戒美人，或是華人。法章愈禁，陽奉陰違者愈多。恭祝我們兩國主義相同！
話雖如此，著重實際的美國人士聽見孔子以音樂化民治國的道理，便對孔夫人頭腦清楚只求實際的令名要引起懷疑。惟莎嚴先生才會發這種迂論。〔Ｓａｒｏｙａｎ，現代作家，有兒童的天真〕。但我確認夫子並非咄咄書空，下文將詳論之。孔子正會天真，苦中作樂。〔在陳絕糧，絃歌不衰〕。孔子不但真說過以樂化民的話，並且重複申述之而不厭。他對為政崇尚禮樂，闡說不厭其詳，以致有一位門人當真奉行起來。有一天孔子走到武城，言偃為宰，他聽到街頭巷尾弦歌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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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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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選儒家說禮說樂這方面來講，所以證明儒家之重精神文化，以與西洋反襯，而益顯經濟學政治之術之陋。單憑財貨之安排佈置以求治安那種思想之幼稚淺陋，就可不辯而知。我們急須改正觀念，不可以為說禮樂中和的精神只是書獃，而暢談罐頭者始為實際。若所謂只求實際者，係指專言飲食衣冠宮室器皿的物質條件，那絕非所以言儒道者。
孔子言為國的條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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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
子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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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之心理，既然於國家天下應用相同，我們此地可以研究這和平的要素。我們凡言政治，例必認為純係政制機關的箇別問題，與倫理問題截然為二。儒家以為政治之道有四，「禮樂刑政」，而政事只居其一。實則儒家早就鄙夷純賴行政的解決方法為不足憑。明乎此，始足以言以樂治國之異論。所謂政治，不僅是囚禁幾個流氓入獄，釋放幾個良民出獄的機械問題，而是要移風易俗，使國家社會趨於禮義，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音樂便代表人民安居樂業歌舞昇平之自然氣象。據那說法，言詩言樂，幾乎成為人生之意義，文化之終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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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和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禮記禮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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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天下太平稱為「大順」這種看法，可見和平非僅戰事平靜之謂，乃多種教化之力養育出來健全人類社會之結果。由此看來，欲求世治，單藉行政的解決辦法自然不足，治國不僅限於「治理」之治，於是乎必尚禮樂，禮樂刑政同為社會政治之方，目的相同。樂記曰，「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禮記樂記篇之說樂，乃用心理學說法。禮樂所以「教民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然後「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社會之不安，政治之紛亂，皆起於「血氣」心術無所制防，未得其正。欲求世治，最後還是正人心，非外物所可強使之「治」，這種天下大亂追源於人的心術的道理，猶適用於今日。故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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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窮人慾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眾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樂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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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物至而「人化物」，正是人為物慾所克，而成物質主義。「人化物」即已失人道，故可譯為〝ｄｅｈｕｍａｎｉｚｅｄ〞；又是為物所化，故並不可譯為〝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ｉｃ〞。所以「物質主義」之形容詞見於古籍者，當以「人化物」一語為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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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禮節民心，樂和民心，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行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按王道即治道，即和平要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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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而禮樂與治道之密切關係，可以明矣。政者正也，必先教民以正。故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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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