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說教文學與怡情文學的區別，前者為真理之運轉傳達工具，所謂「文以載道」之文，後者為情愫之發表，所謂「抒情文學」。二者之區別，至為明顯；前者為客觀的、說明的，後者為主觀的、抒情的。中國人都一致推崇前者，認為其價值較後者為高大。因為它改進人民的思想，並提高社會道德之水準。從這個觀點出發，他們遂輕視小說戲劇這一類文學，稱為「雕蟲小技」，不足以登大雅之堂。唯一例外為詩，詩雖同樣為抒情文學，他們對之非但不予輕視，且珍愛修養之盛，過於歐美。事實上，中國文人全都暗裏歡喜讀讀小說和戲劇，而官吏階級雖在其冠冕堂皇的論文裏說仁道義，可是在其私人說話裏，往往可以發現，他們很熟悉《金瓶梅》或《品花寶鑑》裏的人物，二者都是淫猥的兩性小說。
其理由易見。那些說教的文學大體上均屬品質低劣的次等作品，充滿了宣揚道德的陳腐之說和質直的理論。思想的範圍又為畏懼異端邪說的心理所限。故中國文學之可讀者，祇是那些含有西洋意識之文學，包括小說、戲劇和詩，這就是幻想的意象的文學而不是思考的文學。讀書人本不是經濟專家，而偏寫討論捐稅的文字，文人學士的手未嘗一執刈鐮，偏寫討論農耕的文字，而政治家本非工程師，乃大寫其「黃河保護計劃」——這一類是很普遍的題目——在思想限閾內，像中國的俗語說法，讀書人都在孔夫子門檻裏翻筋斗。他們都輕視莊子，卻人人皆讀《莊子》，莊子為毀謗孔氏學說的偉大作家。有幾位學者膽敢玩玩佛學，不過他們對於佛教儀式並不崇奉。茹素戒葷亦不虔誠。他們的畏懼異端學說，有如畏懼達摩克勒斯（Damocles）的利劍，畏懼異端實即畏懼新思想。文學本生存於自然發生的境界中，卻配備以經典的傳統思想，「心的自由活動」之範圍乃大受限制，這在孔夫子門檻裏翻筋斗，不問其本領如何高大，終不過是孔門界限裏的翻筋斗而已。
總之，一國的學者賡續討論仁義達二千五百年之久，自難免重複。不是瞎說，一篇榮膺殿試第一名的大文章，倘譯成簡單的英文，真要以其幼穉淺薄使讀者陷於百思不得其解的困境。偉大的智慧所產生的偉大文藝，予人以一種蝨子戲一樣的異樣詼諧的印象。一個作家是以只能在小說戲劇的境界以內，才能發揮其創作天才，因為他們在小說戲劇的園地上，始能舒泰地保持一己之個性，於是幻想的意象得以活潑地創造。
衡之實際，一切有價值的文學作品，乃為作者心靈的發表，其本質上是抒情的，就是發表思考的文學也適用這種原理——只有直接從人們心靈上發生的思想，始值得永垂不朽。愛德華．揚（Edward Young）早於一七九五年已在《原始作文之研究》一書中，很清楚的說明這種觀點。金聖歎是十九世紀的傑出批評家，在他的著述中屢屢這樣說：「何為詩，詩者是心之聲。可見之於婦人之心中，可見之於嬰孩之心中，朝暮湧上你的心頭，無時無刻不在心頭。」文學之原始實在是這麼單純，不管一切文法上修辭上的技巧，怎樣的會叫一般大學裡的教授埋頭磨練起來。金聖歎又說：「文人非勉強說話，非被迫而說話，但意會所到，出自天機，有不期說而說者。有時敘事，有時舒其胸中積愫，所言者既已盡所欲言，即擱筆不復贅一字。」文學與非文學作品之不同，就在有的寫在筆下，倍覺美麗，有的寫來，拙直無味，自然那些寫得愈是美麗勝過別人的，愈能永垂不朽。
文學之抒情的素性，使吾人得以把文學當作人類性靈的反照，而把一國的文學當作一國的精神反映。倘能把人生比作大城市，那麼人類的著作可以比作屋子頂閣上的窗口，人們可由以俯瞰全景，讀著一個人的著作，吾人乃從作者的窗口以窺察人生，因而所獲得的人生之景象一如作者之所見者，星、雲、山峰，創出地平線的輪廓，而城市裏的一切走廊屋頂，彼此似屬相同，但從窗口裡面窺探的城市景色是具個性的，是有各自的特殊面目的。檢閱一國的文學，吾人是以僅在獲取人生底一瞥，一如中國最優智慧所能見到而經由他們特殊的、個性的手段所表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