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思考特性之詳細討論，已使吾人瞭然於中國自然科學之所以不發達。希臘人之能奠定自然科學基礎，因為他們的心靈本質上是一個分析的心靈，此事實可由亞理斯多德時代之燦爛的文明來作證，埃及人發展數學和天文學，都得需要分析的心靈。印度人也發展了他們自己的文法。中國人雖有一切固有的智識，卻從未發展文法的科學，而他們的數學和天文學都從海外輸入。因為中國人的智巧好像只知道悅服道德的「自明之理」，而他們的抽象用語像「仁」、「義」、「忠」、「禮」，已屬十分普通，它們的精密意義自然而然已喪失在模糊的普遍性裏。
周代哲學家中，只有墨子和韓非子兩人遺留給吾們以精確辯論的文體。孟子無疑為一偉大的詭辯家，但他卻只注意那些較大的字眼如「利」與「義」。其餘像莊子、列子，則競尚隱喻。墨子之弟子惠施與公孫龍亦為雄健的詭辯家，喜巧設難題以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至謂「卵有毛」、「雞三足」、「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輪不輾地」、「龜長於蛇」、「飛鳥之景，未嘗動也」、「狗非犬」云云。漢代學者雖距戰國未遠，卻於學術上未有新發展，僅致力於前代經書之訓詁而已。晉代繼之，學者則復興老莊之學，藉其直觀以解決人生與宇宙之神秘。因而實驗一事，從未計及，科學方法更無發展之機。宋代理學家參入佛學思想，重行箋註孔教著作，制為訓育心智，健全道德之規範。他們的治學態度，以能洞曉大義、不拘細節著名。故宋代學者之哲學為最不合科學之哲學，亦竟可以說是根本未有哲學。直至清代才發展一種比較治學方法，這種治學方法立刻使清代學術放出空前的光彩。
中國人之心靈何以不適於科學方法之發育，其理甚顯。因為科學方法除了分析之外，常包含愚拙而頑強的苦役底鑽研。而中國人則信賴普通感性與內省的微妙之旨，故疏於分析。至於歸納法的論理，在中國常被應用於人類的相互關係（人倫為中國人最感興趣之題目），在西方往往有流為呆笨之結果，此例在美國大學中尤數見不鮮。就是今日用歸納法所作之博士論文也得使培根痛哭於地下，真是死不瞑目。在中國，大概沒有人會那樣愚笨，好似寫一篇研究冰淇淋的論文，經過不斷底努力之後，卻宣布其猶豫不決之結論謂：製造冰淇淋所用糖之主要作用為使之甜。或有經過長時期井井有條之研究，發表「四種洗濯盆碟方法之時間與動作之比較」，而復得意揚揚自以為覺察了一個新的學理，即「傴腰與提舉的動作是疲勞的」。或者寫一篇「棉花內衣黴菌量之研究」，而發表「黴菌數量之增殖，與外衣褪去所需時間成正比例」。數年前，報紙上曾登載一篇通信，紀述芝加哥有一位大學生，專事精密研究各種書信格式之感動力，結果發覺一大原則，即「字跡愈深，則愈易注目」。
如此愚拙的工作雖在商業廣告上或許有用，實際上依著者愚見，其效力只等於中國人一瞬間的普通感性與直覺，著者曾見過一幅極精美之插畫，登載於Punch雜誌中，那插畫畫著一個行為主義心理學家的圓桌會議，他們正在把許多解剖了的豬體加以檢測，一支寒暑表插在豬頭的長鼻孔裏，前面則掛著一串珠鍊，檢測結果，乃一致決定：「豬玀見了珠寶，並不發生反應。」這樣描寫，並不能算作污辱科學方法。羅徹斯特大學開松（Cason）教授曾在第九屆國際心理學家年會中宣讀論文一篇，其標題為「普通煩惱之起源及其性質」，文中區分煩惱種類至二萬一千種之多，其後去其性類相同、重複，暨非純粹之煩惱，最後縮減至五百零七種（！）。他又把這五百零七種分歸數類，像食品雜有毛髮者二十六種徵兆，見了禿頭顱者兩種徵兆，起於蟑螂者二十四種徵兆雲。
有許多呆笨苦役裏頭，當然包含著一部分真實的科學功績。只有真實的科學訓練，能使科學家樂於研究細微事物，如蚯蚓也有保護的外衣之類，而科學之逐代發展達於今日燦爛光輝的階段，也自此等細小的發現積累而來；缺乏這種科學眼光而具大量之幽默與普通感性，中國人勢必輕視研究蚯蚓或金魚生活之努力，覺得此等事，讀書人不屑為之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