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自稱是「有東方精神也有西方精神的人」。他是少見深刻了解中國又能以優美英文風靡美國的中國人；是難得肯面對中國民族性的優、缺點，不避諱批評中國是根本敗類民族，卻又有意願、有能力為中國辯解的中國人；是罕見真切明白西方人，尤其美國人之所好，在投其所好時又能維持民族風骨的中國人。最足以代表上述這些複雜特色的著作，就是《生活的藝術》一書。
「夜必足眠，眠足則翌晨坐在明窗淨幾，一面抽煙，一面飲茗。清風徐來，鼻子裡嗅嗅兩下，胸部軒動，精神煥發，文章由口中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唸出來，叫書記打出初稿，倒也是一種快樂。」這是林語堂創作《生活的藝術》的景象，十分閒適而快意。
然而這種閒適和快意，卻不是林語堂面對中國的一貫態度。林語堂對中國強烈的憂慮與期許，使他難以保持冷靜超然。他說：「我在談論我祖國的政治上，絕不冷漠，裝出一副無關的樣子。也不會使乖巧。」因此林語堂能以閒適快意的心情撰寫《生活的藝術》，以英文向西方人介紹中國人文，實乃經過相當曲折的演變歷程。且從一九二五年談起。
【一、精神歐化】
毫無疑問的，林語堂熱愛中國、熱愛中國人與中國文化。但是熱愛二字並無法清楚表現林語堂對中國的複雜情感與期待。例如他曾大罵中國人是「根本敗類的民族」。一九二五年他在＜給玄同先生的信＞中的說法，很足以代表此一時期的心情。他說：「今日談國事所最令人作嘔者，即無人肯承認今日中國人是根本敗類的民族，無人肯承認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林語堂覺得，當時阻礙國事或教育進步的最大魔障，是一種頹喪習氣之空氣，而在此空氣內一切維新都可變出唱戲式的笑話。這種空氣是當時中國政象混亂的根源，表現在國民性上，則「若惰性，若奴氣，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識時務，若無理想，若無熱狂」，總而言之，即「老大帝國國民癖氣」。因此林語堂深覺今日中國人為敗類，而有復興精神之必要。而為了復興精神以針砭中國民族昏瞶、卑怯、頹喪、傲惰之癰疽，林語堂提出了六項對治良方。即（一）非中庸。（二）非樂天知命。（三）不讓主義。（四）不悲觀。（五）不怕洋習氣。（六）必談政治。他以此六項為復興民族精神的根本方法。
非中庸一項，林語堂自注曰：「即反對『永不生氣』也。」非樂天知命，則注曰：「即反對『讓你吃主義』也，他咬我一口，我必還敬他一口。」不讓主義又注曰：「此與上實同。中國人毛病在於什麼都讓，只要不讓，只要能夠覺得忍不了，禁不住，不必討論方法而方法自來。法蘭西之革命未嘗有何方法，直感覺忍不住，各人拿刀棍鋤耙衝打去而已，未嘗屯兵秣馬以為之也。」此三項都是針對中國人和稀泥的鄉愿作風。所以他認為「中庸哲學即中國人惰性之結晶，中庸即無主義之別名，所謂樂天知命亦無異不願奮鬥之通稱」。後來林語堂在《吾國與吾民》中也曾打過比方，說明中國人中庸之道的荒謬，大意是說，如果有一位英國父親，打不定主意，不知道該把他的兒子送進劍橋大學或牛津大學，很可能最後決定把兒子送進伯明漢。如此一來，那兒子從倫敦出發，到了白萊卻萊時，既不東轉向劍橋，又不西轉向牛津，卻是筆直地朝北往伯明漢而去。「他恰恰實行了中庸之道」。這一條往伯明漢之路是有相當價值的，因為筆直的北去，「既不東面得罪了劍橋，也不西面得罪了牛津」。林語堂並說：「倘使你明白了這個中庸之道的使用法，你便能明白近三十年來全盤的中國政治，更能從而猜測一切中國政治宣言的內幕，而不致吃那文字火焰之威嚇了。」這段話指出中國人中庸之道的一貫作風，是寧可放棄原則也不願得罪別人。這種鄉愿式的中庸之道，注重維持表面和諧，避免與人當面衝突，表面上是愛和平，實則「中國之不長進亦係坐此酷愛和平之故」。問題是這樣的表面和諧，不論是以樂天知命或忍耐謙讓等說法自我安慰，其結果卻只能用以欺騙自己。林語堂說：「在公私利害衝突時誰也不肯得罪誰，於是乃演成今日永遠愛和平而永遠不能和平之現象」。於是談起國事，不能不以悲觀作結。林語堂則主張積極進取，他說：「生活就是奮鬥，靜默決不是好現象，和平更應受我們的咒詛。」積極奮鬥的精神，可視為林語堂此階段的重要人生觀。
一九二三年徐志摩、胡適等人在北京成立文學社團新月社。新月社初期曾立下「不談政治」的原則。林語堂對此深不以為然，他認為「所謂政治，非王五趙六忽而喝白乾而揪辮子之政治，乃真正政治也」。新月社發起此社時規定「在社裡什麼都可來（剃頭、洗浴、喝啤酒），只不許打牌與談政治，此亦一怪現象也。」他不但反對「勿談政治主義」，主張應積極提倡談政治，並且說出談政治的重要：
凡健全的國民不可不談政治，凡健全的國民都有談政治的天職，我們必須明白所謂勿談政治，實只是中國民族已成敗類的一個象徵，勿談政治是中國民族病態的表現，即中國民族普遍惰性的表現，並沒有什麼精深的學理。……此種遇事畏葸，消極，苟且偷安的態度，是否東方文明的特色，我們很可以仔細考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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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不怕洋習氣」一項，林語堂自己注釋曰：「求仙、學佛、靜坐、扶乩、拜菩薩、拜孔丘之國粹當然非吾所應有，然磕頭、打千、除眼鏡、送訃聞，亦當在摒棄之列。最好還是大家穿孫中山式之洋服。」在此林語堂的註解只提及摒棄一面，並未闡釋何謂洋習氣？何以要不怕洋習氣？然而「歐化」實為林語堂治療中國民族痼疾的最重要藥方。當他在民國十五年檢討前三十年來中國的發展史說：「三十年前中國人始承認有科學輸入之必要，二十年前始承認政治政體有歐化之必要，十年前始承認文學思想有歐化之必要。精神之歐化，乃最難辦到的一步，且必為『愛國』者所詆誣反對；然非此一步辦到，昏瞶卑怯之民族仍是昏瞶、卑怯、頹喪、傲惰之民族而已。」所以要對症下藥，治療中國人頹喪不振之氣，只有爽爽快快講歐化之一法而已。
林語堂鼓吹中國及中國人之歐化，並舉出孫中山為典範。故稱孫中山「非中國人」，乃思想歐化、精神歐化、習慣歐化的中國人。他並且語重心長地說：「弟本來以為民國通共有一位偉人，近日細想，此一偉人乃三分中國人，七分洋鬼子（此乃痛心話，若有人以為兜玩笑的話，也只好由他去罷），然則欲再造將來的偉人，亦惟有再造七成或十足的洋鬼子而已，此理之最明者也。」孫中山何以是七分洋鬼子？林語堂在紀念孫中山的＜論性急為中國人所惡＞的一文中，引述孫中山說自己性急的話，說此語最足以表現孫中山的性格，並且表現其與普通中國人「性癖」的不同，因為性急為中國人所惡，而孫中山之與眾不同，正在這「性」字之上。林語堂的用意，是藉性急以對治中國人之惰性、不願奮鬥。亦即雖提倡歐化，實則並未詳細說明歐化之內涵。歐化只是一種象徵，凡去除中國固有惡習者，皆名為歐化。
公然批評自己的民族是根本敗類、主張中國唯一偉人是三分中國人七分洋鬼子的說法，儘管林語堂說來不改詼諧本色，但亦難掩其沉痛與憂心。以下這段話，最能代表林語堂提倡歐化的苦心：
我覺得孫中山先生性格不大像中國人，是指孫中山先生不像現代的中國人。至於孫中山先生能不能像將來的中國人，這便是吾人今日教育之最大問題。果使孫中山是像將來的中國人，那麼我們也可不必為將來的中國擔憂了。要使孫中山像將來的中國人，換言之，要使現代惰性充盈的中國人變成有點急性的中國人是看我們能不能現代激成一個超乎「思想革命」而上的「精神復興」運動。
【二、面對西方】
林語堂痛罵中國人，提倡歐化，是基於對中國當時處境的憂心與焦慮。然而當他向西方人介紹中國人與中國文化時，態度卻有極大不同。例如一九三二年曾在英國牛津大學以＜中國文化之精神＞為題，發表演說。此篇演說稿翻譯成中文時，林語堂特地寫一段前言，說明他面對西方人介紹中國時心中複雜的情緒。他說：「東方文明，余素抨擊最烈，至今仍主張非根本改革國民懦弱萎頓之根性，優柔寡斷之風度，敷衍逶迤之哲學，而易以西方勵進奮鬥之精神不可。然一到國外，不期然引起心理作用，昔之抨擊一變而為宣傳，宛然以我國之榮辱為個人之榮辱，處處願為此東亞病夫作辯護，幾淪為通常外交隨員，事後思之，不覺一笑。」林語堂的這一笑，道盡微妙的心情糾葛，一方面不自覺地以國家的榮辱為個人的榮辱，不得不變換一貫抨擊中國的立場，改為宣傳辯護；另一方面又不願長久以來批判中國文明的立場遭誤解。因此他強調東方文明、東方哲學、東方藝術本有極優異之點，但是這種美是只能遠觀的美。他將東方文明比喻為「東方美人」，說東方美人，「固一麻子也，遠視固體態苗條，近睹則百孔千瘡」。然而林語堂最關心的，仍是中國人能否針對自己民族的弱點奮起改革。於是他呼籲「讀者就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