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邏輯相對的有常識，或更好一些的說法：還有近情合理的精神。我以為近情合理精神實是人類文化最高的、最合理的理想，而近情的人實在就是最高形式的有教養的人。世上沒有一個人是完美無缺的；他祇能力爭上游去做一個近乎情理的生物。我正期待著世界上將有一個世人在個人的事件上，並在國家的事件上，都會得著這個近情合理精神之鼓舞的時期。近情合理的國家將生活於和平之中，近情合理的夫妻能生活於快樂之中。在我替我的女兒挑選丈夫時，我將祇有一個標準；他是否是一個近情合理的人？我們當然不能期望世上有終身不相罵的夫妻；我們祇能期望他們都是近情合理的男女，祇近情合理的相罵，並近情合理的言歸於好。我們祇有在世界的人類都是近情合理的人時，才能得到和平和快樂。這近情合理的時代，如果有來臨的一天，則就是和平時代的來臨。在這時代中，近情合理的精神必會占最大的勢力。
近情合理精神是中國所能貢獻給西方的一件最好的物事。我並沒有說中國那些向人民預徵五十年錢糧的軍閥是近情合理的；我的意思祇是說，近情合理的精神乃是中國文明的精華和她的最好的方面。我這個發現曾偶然由兩位久居中國的美國人所證實。其中的一位居住中國已經三十年，他說，中國的一切社會生活乃是以「講理」為基礎的。在中國人的爭論之間，他們最後的一句有力的論據必是：「這豈是合於情理的嗎？」而最嚴重的、最平常的斥責之詞就是：這人是「不講理」的。一個人如若在爭論之中自承不近情理，則他已是輸了。
我曾在《吾國與吾民》一書中說過：「在一個西方人，一個說法祇須合於健全的邏輯的，他便認為已很充足。但在一個中國人，則一個說法雖然在邏輯上已是很對時，他也還不肯認為充足，而同時還必須求其近於人情。『近情合理』在實際上比合於邏輯更為人所重視。」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ｎｅｓｓ這個字，中文譯作「情理」，其中包括著「人情」和「天理」兩個元素。「情」代表著可以活動的人性元素，而「理」則代表著宇宙之萬古不移的定律。一個有教養的人就是一個洞悉人心和天理的人。儒家藉著和人心及大自然的天然程式的和諧的生活，自認可以由此成為聖人者也不過是如孔子一般的一個近情的人，而人所以崇拜他，也無非因為他有著坦白的常識和自然的人性罷了。
人性化的思想其實就是近情合理的思想。專講邏輯的人是永遠自以為是的，所以他是不近人情，也是不對的；至於近情合理的人則自己常疑惑自己是錯的，所以他永遠是對的。近情合理的人和專尚邏輯的人，他們的不同處可以在他們信札後面的附言中看出來。我最愛讀我的朋友所給我的信後的附言，尤其是那種和信的正文互相矛盾的附言。這種附言裡邊包括著一切近情合理的
事後聰明，一切疑惑不決之點，以及急智和常識。一個溫和的思想家就是一個在用長篇大論的論據企圖證明一個說法之後，忽然回到了直覺的地位，由於一陣忽然而發的常識，立刻取消他以前所做的論證而自認錯誤的人。這就是我所謂人性化的思想。
我們祇須拿各人所寫的信來看看，專尚邏輯的人必是在信的本文中罄其所欲言，而近情合理的人，即有著人類精神的人，則必是在附言中說他的話。譬如一個人的女兒請求她的父親許她進大學讀書，她的父親或許在回信之中列出許多極合於邏輯的理由，第一怎樣，第二怎樣，第三怎樣，例如：已有三個哥哥在大學讀書；負擔已經很重；她的母親正在家中患病，需要她在旁服侍等等。他在信末署名之後，又加寫了一行附言：「不必多說了，一準在秋季開學時入校吧。我總替你想法子。」
或如一個丈夫寫信給他的太太，發表離婚的決心，並列出許多似乎毫無駁詰餘地的理由，如：第一，太太對他不忠實；第二，他每次回家從來吃不到熱飯等等。所列的理由很充足極平允，倘若委託給律師辦理，則事理上將更為嚴正，口氣將更為有理由。但是他在寫完這信時，他的心中忽然有所感觸，便又提起筆來在後面加了一行：「算了吧，可愛的蘇斐，我真是一個壞坯子。我將帶一束鮮花回家了。」
上述的兩封信裡邊，其論據都是極為合理的，不過當時說這些話的是一個心在邏輯的人，而在附言中，則已變了一個有著真正人類精神的人在那裡說話——一個近人情的父親和一個近人情的丈夫。因為如此就是人類心智的責任，人類有心智，並不是叫它去做愚笨的邏輯的辯論，而應是在互相衝突的衝動、感覺和慾望的永遠變遷的海洋中，企圖保持一種合於理智的平衡。這就是人事中的真理，也就是我們所企圖達到的地步。無從答覆的論據常可由憐憫之情答覆它，充足的理由常可由愛情打破它。在人事之中，不合邏輯的行為常常最動人。法律的本身就承認它未必能處處絕對的平允，所以它也時常不能不遷就人情，所以一國的元首都另有著一種特赦權，如林肯所用以赦免那個「母親的兒子」一樣。
近情合理精神使我們的思想人性化，並且使我們不堅信自己總是對的。它的影響是在於刨去我們行為的稜角，並使它調和起來。和近情合理精神相反的，就是思想和行為中，我們的個人生活中，國家生活中，婚姻、宗教與政治中的一切方式的熱狂和武斷。我以為，在中國熱狂和武斷是較少的。中國的暴民眾雖也易於鼓動（例如庚子年的拳匪），但近情的精神確在某種程度中使我們的皇帝專制，我們的宗教，和所謂「欺壓女性」受到人性化。近情精神在這些當中當然都是有限制的，不過它確是存在著的。這精神使我們的皇帝，我們的上帝，和我們的丈夫都成了單純的人類。中國的皇帝並不是像日本天皇那麼半神道的，而中國的史家並已演繹出一個皇帝受命於天，但他如失德，便將喪失天命的假說。他如失德，我們可以殺他的頭，在歷代的興衰中，被人砍去腦袋的皇帝已不知道有多少個，這就破除了我們的皇帝乃是神聖的或半神聖的念頭。我們的聖人也沒有被人尊奉為神道，而不過始終認他們為聰明的教師，我們的神道也不是完善的模範，而不過是像我們的官府一般唯利是圖，很是腐敗，可以用甘言和賄賂打動。凡是出乎情理之外的事情，我們一概稱之為「不近人情」，太過於矯情的人就是大奸，因為他在心理上是反常的。在政治的區域內，某些歐洲國家人們心中的邏輯和他們的行事實在異常的不近人情。我以為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本身，還不如炮製它的狂熱精神和人們所用以推動這種假說達到邏輯的荒謬地步的方式那麼可怕。它的結果就是顛倒了價值，混併了政治學和人類學，混併了藝術和宣傳，混併了愛國心和科學，混併了政府和宗教，最厲害的更是傾覆了國家的權利和個人的權利之間的正常關係。祇有那種瘋狂型的靈心會將國家化成一個神道，並將它變成一種崇拜的目的，以侵吞個人的思想權利、個人的感情和個人的快樂。
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是同一種心智的產物。正如亞爾培．包斐萊所說：「無論那一種心智，極端的右傾絕不會像極端的左傾那麼厲害。」這兩種制度和主義的特點同是：第一，盲目信仰強權和勢力，這是我所認為西方心智的一種最愚笨最淺薄的表現；第二，深信邏輯的必要，因為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以馬克思的言語為基礎，而馬克思的言語則是以黑格爾的邏輯為基礎的。我真希望有人能了悟，二十世紀後半期中的人類實在是在那裡替他們的上一代在擔負幾百年前所犯的罪名啊！
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現代的歐洲並不由近情的精神所統治著，也不是由具有理智的精神所統治著，而實在是由瘋狂的精神所統治的。看看歐洲的現象，能使人發生一種不寧的感覺，這種不寧，並不是由於看見國家的目標、國界和殖民地要求的衝突而發生，因為這些都是理智的精神所能夠應付的，而實在是由於看見歐洲各統治者那種心境而發生的。這就是等於跨上一輛街車，駛到一處陌生的地方，而忽然對司機發生了不信任的心思。這不信任並不是由於疑心司機不認識路，因而疑心他不能將自己載到目的地，而是由於聽見司機在那裡胡言亂語，前言不對後語，因而疑心他未必是清醒的。如若司機還有著一支手槍，而乘客並沒有離開汽車的方法，則他的不寧當然將更為增加了。我敢信這幅人心的諷刺畫並不就是人心的本身，而不過是一時的反常，不過是暫時的瘋狂的一個階段，將來自會像瘟疫一般自己消滅的。我敢證言，人心是終屬有能力的，敢信人類不免一死的心智雖是有限制的，但其智力實仍遠勝於歐洲魯莽的駕馭者，而到了最後，我們終能和平地生活，因為到了那時節，我們都已學會怎樣的做近情合理的思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