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和文化的目標，祇在於發展智識上的鑑別力和良好的行為。一個理想的受過教育者，不一定要學富五車，而祇須明於鑑別善惡；能夠辨別何者是可愛，何者是可憎的，即是在智識上能鑑別。最令人難受的，莫過於遇著一個胸中滿裝著歷史上的事實人物，並且對蘇俄或捷克的時事極為熟悉，但見解和態度則是完全錯誤的人。我曾遇見過這一類的人，他們在談話時，無論什麼題目，總有一些材料要發表出來，但是他們的見地，則完全是可笑可憐的。他們的學問是廣博的，但毫無鑑別能力。博學不過是將許多學問或事實填塞進去，而鑑別力則是美術的判別問題，中國人於評論一個文人時，必拿他的學行和識見分開來講。對於歷史家尤其應該如此區別。一個滿腹學問的人，或許很易於寫成一部歷史：但所說的話或竟是毫無主見與識別的。而在論人和論事時，或竟是祇知依人門戶，並無卓識的。這種人就屬於我們所謂缺乏智識上的鑑別力。強記事實是一件極容易的事情，歷史上一個指定時代中的事實，我們極易強記，但分別輕重和是非，則是一件極難的事情，而有恃於一個人的見解力了。
所以一個真有學問的人，其實就是一個善於辨別是非者。這就是我們所謂鑑別力，而有了鑑別力，則雅韻即會隨之而生。但一個人如若想有鑑別力，他必須先有見事明敏的能力，獨立的判斷力，和不為一切社會的、政治的、文學的、藝術的或學院式的誘惑所威脅或眩惑。一個人在成人時代中，他的四周當然必有無數各種各式的誘惑，如：名利誘惑、愛國誘惑、政治誘惑、宗教誘惑，和惑人的詩人、惑人的藝術家、惑人的獨裁者，與惑人的心理學家。當一個心理分析家告訴我們：幼年時代的臟腑效能的種種不同的運用，切實有關一個人日後生活中的志向、挑釁心和責任心，或便祕症引起暴躁的性情時，凡有識力者對之，祇可付諸一笑。當一個人錯誤時，他簡直就是錯誤的，不必因震於他的大名，或震於他的高深學問，而對他有所畏懼。
因此識和膽是相連的，中國人每以膽識並列。而據我們所知，膽力或獨立的判別力，實在是人類中一種稀有的美德。凡是後來有所成就的思想家和作家，他們大都在青年時即顯露出智力上的膽力。這種人絕不肯盲捧一個名震一時的詩人。他如真心欽佩一個詩人時，他必會說出他欽佩的理由。這就是依賴著他的內心判別而來的；這就是我們所謂文學上的鑑別力。他也絕不肯盲捧一個風行一時的畫派，這就是藝術上的鑑別力。他也絕不肯盲從一個流行的哲理，或一個時髦的學說，不論它們有著何等樣的大名做後盾。他除了內心信服之外，絕不肯昧昧然信服一個作家；如若那個作家能使他信服，那個作家就是不錯的；但如若那作家不能使他信服，則那個作家是錯誤的，而他自己是對的；這就是智識上的鑑別力。這種智力上的膽力，和獨立的判斷力，無疑地必須一己的內心中先具著一種稚氣的、天真的自信心。但一己的內心所能依賴的，也祇有這一點，所以當一個學生一旦放棄他個人判斷的權利時，他便頓然易於被一切人生的誘惑所動搖了。
孔子好像已經覺得學而不思比思而不學更不好，所以他說：「思而不學則罔，學而不思則殆。」他必因看見弟子之中這種學而不思的人太多了，所以他要提出這種警告。這個警告其實也是現代的學校所極為需要的。我們都知道現在一般的教育，和一般的學校制度，都偏於割捨了鑑別力以求學問。視強記事實即為教育的本身目標，好像富於學問即會使人成為一個高士。但是學校中為什麼要貶視思想？為什麼要歪曲學制，而將愉快的求學企圖變成了機械式的、嚴定尺寸的、劃一的和被動的強記事實？我們為什麼要把智識置於思想之前？我們為什麼願意稱呼一個僅是讀足了心理學、中古歷史、論理學和宗教學學分的大學畢業生為學成之士？這種學分和文憑何以會取代了教育的真正目標的地位？何以會使學生們的心目中也認為是如此的？
理由很簡單：我們所以用這個制度，因為我們是在將民眾整批的教育，如在工廠裡邊一般。而一涉工廠的範圍，則一切都須依著呆板的機械式的制度去行事了。為了保護學校的名譽和將產物標準化起見，所以學校要發給文憑，以為證明。為了須發文憑，便不能沒有次第；為了須分次第，便不能沒有記分；為了須記分，便不能沒有大小考試了。這全部的程序，成為一個整個的合於邏輯的必然事件，而使人無從避免。但機械式的大小考試，為害之大，遠過於我們所能想見。因為它立刻使人注重強記事實，而忽略了鑑別力的發展。我本人曾當過教師，很知道出歷史題目確比一般的泛常普通智識題目較為容易，即批分數時，也較為省力。
而危險在於這種制度一經訂立之後，我們即易於忘卻我們已漸漸或將要脫離教育的真正理想目標，即我所說的智識上鑑別力的發展。所以孔子所說：「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這句話，仍有牢記的價值。世上實在無所謂必修科目，無必讀之書，甚至莎士比亞劇本也是如此。學校好似已採用一種愚笨的概念，以為祇須從歷史或地理中採集若干有限的資料，便足以供一個學者所必需。我曾受過相當的教育，但我至今弄不清楚西班牙京城叫什麼名字，並且有一個時期還以為哈瓦那是一個鄰近古巴的海島呢。必修課程的規定，其危險在於它意涵一個人祇要讀完這個課程，便已在事實上知曉了一個學者所應知曉的事情。所以一個畢業生離校之後，即不再企圖更事學問，或再讀一些書，因為他是已經學完了一切應該知道的學問了。這也無怪其然，因為這是一個合於邏輯的結果。
我們須放棄一個人的智識有法子可以考驗或測量的概念。莊子說得好：「我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尋求學識，終不過是像去發現一個新大陸，或如愛奈托爾．法朗士（Ａｎａｔｏｌｅ Ｆｒａｎｃｅ）所說：「一個心靈的探險行為。」我們如用一種坦白的、好奇的、富於冒險性的心胸去維持這個探索精神，則這種尋求行為便永遠是一種快樂，而不是痛苦了，我們應該捨棄那種規定的、劃一的、被動的強記事實方式，而將這種積極的滋長的個人快樂定為理想目標。文憑和學分如一旦廢除，或僅僅值其所實值，學問的尋求即能趨於積極。因為那時做學生的至少要自問為什麼而讀書了。這句問話，在目下是無需他來答覆的，因為現在每個學生都知道他為了要升入二年級，所以在一年級讀書：為了要升入三年級，所以在二年級讀書。這種外加的意念，其實都應該丟棄，因為尋求知識，完全是自己的事情，而和旁人不相干的。現在的學生，有許多是為了註冊員的關係而讀書，有許多是為了他們的父母或教師或末來的太太的關係而讀書，以便取悅於耗費了許多金錢培植他們的父母，或以便取悅於看待他們很好很熱心的教師，或以便將來可以多賺些錢去養他們的家口。我以為這類思想都是屬於不道德的。尋求智識完全是自己的事情，而和旁人無干。祇有如此，教育方能成為一種快樂，並趨於積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