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合於享受人生的理想人物，就是一個熱誠的、優閒的、無恐懼的人。孟子列述「大人」的三種「成熟的美德」是「仁智勇」。我以為把「仁」字改為情字當更為確當，而以「情、智、勇」為大人物的特質，在英語中幸虧尚有Ｐａｓｓｉｏｎ這個字，其用法和華語中的「情」字差不多。這兩個字起首都含有「情慾」的那種狹義，但現在都有了更廣大的意義。張潮說：「多情者必好色，而好色者未必盡屬多情。」又說：「情之一字，所以維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飾乾坤。」如果我們沒有「情」，我們便沒有人生的出發點。情是生命的靈魂，星辰的光輝，音樂和詩歌的韻律，花草的歡欣，飛禽的羽毛，女人的艷色，學問的生命。沒有情的靈魂是不可能的，正如音樂不能不有表情一樣。這種東西給我們以內心的溫暖和活力，使我們能快樂地去對付人生。
我把中國作家筆下所用的「情」字譯作Ｐａｓｓｉｏｎ也許不很對，或者我可用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一字（代表一種較溫柔的情感，較少激越的熱情所生的衝動性質）去譯它嗎？「情」這一字或許也含著早期浪漫主義者所謂Ｓ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一字的意義，即屬於一個有溫情的大量的藝術化的人的質素。在西洋的哲學家中，除了愛默生（Ｅｍｅｒｓｏｎ）、愛彌爾（Ａｍｉｅｌ）、朱伯特（Ｊｏｕｂｅｒｔ）和伏爾泰外，很少對於熱情能說些好話的人，這是奇怪的。也許我們所用的詞語雖不同，而我們所指的實是同一樣東西。但是，假如說「熱情」（Ｐａｓｓｉｏｎ）異於「情感」（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兩者意義不同，而前者祇是專指一種暴躁的衝動的情感而言，那麼在中國字中便找不到一個相埒的字可以代表它，我們祇好依然用「情」這個字了。我很疑惑這是否就是種族脾性不同的表徵？這是否就是中國民族缺乏那種侵蝕靈魂去造成那種西洋文學裡悲劇材料的偉大熱情的表徵？這可就是中國文學中沒有產生過希臘意義上的悲劇的原因？這可就是中國悲劇角色在危急之時飲泣吞聲，讓敵人帶去了他們的情人，或如楚霸王那樣，先殺死情人，然後自刎的原因？這種結局是不會使西洋觀眾滿意的，可是中國人的生活是這樣的，所以在文學上當然也就是這樣的了。一個人跟命運掙扎，放棄了爭鬥，在事過之後，隨之在悲劇回憶中，發生了一陣徒然的後悔和想望。正如唐明皇的悲劇那樣，他諭令他的愛妃自殺，以滿足叛軍的要求，過後，便神魂顛倒地成天思念她。這種悲劇的情感是在那齣戲劇結束後，在一陣悲哀中才表現出來的。當他在出狩生活中旅行時，在雨中聽見隔山相應的鈴聲，便作了那首雨霖鈴曲以紀念她；他所能看到或捫觸到的事事物物，無論是一條餘香未盡的小領巾，或是她的一個老婢，都使他想起他的愛妃，這悲劇的結束便是由一個道士替他在仙境裡尋覓她的芳魂。如此我們就在這裡看到一種浪漫的敏感性，如不能稱之為熱情的話，不過這熱情已變成一種圓熟而溫和的了。所以，中國哲學家有著一種特點，他們雖卑視人類的「情慾」（即「七情」的意思），卻不卑視熱情或熱感本身，而反使之成為正常人類的生活基礎，甚至於視夫婦之情為人倫之本。
我們的熱情或情感是隨生命而同來，無可選擇，正如我們不能擇揀父母一樣，我們不幸天生就有一種冷靜或熱烈的天性，這是事實。在另一方面，沒有一個小孩子是生來就冷心的；當我們漸次失掉那種少年心時，我們才會逐漸失掉我們內在的熱情。在我們生活的某一時期中，我們熱情的天性是被一種邪惡的環境所摧殘壓制，挫折或剝削，其所以如此，大概是由於我們沒有留意使之繼續生長，或者是我們不能從這種環境裡解脫出來。我們在獲取「世事經驗」的過程中，對於我們的天性曾多方摧殘，我們學會了硬心腸，學會了虛偽矯飾，學會了冷酷、殘忍，因此在一個人自誇他已獲得了很多的人世經驗時，他的神經顯已變成不銳敏，而麻木遲鈍——此種現象尤其是在政界為最多。結果世界上多了一個偉大的「進取者」（Ｇｏ—ｇｅｔｔｅｒ），把別人擠在一旁，而自己爬到頂上，世界上從此多了一個意志剛強、心志堅定的人，不過感情——他稱之為愚笨的理想主義或多情的東西——在他胸懷中的最後一些灰燼，則也漸漸熄滅了。我很看不起這種人，這世界上冷酷心腸的人實在太多了。如果國家有一天要施行消滅那些不適於生存者的生殖機能的話，第一步，應該先把那些無道德感念的人、藝術觀念陳腐的人、鐵石心腸的人、殘酷而成功的人、意志堅決一無情義的人，以及那一切失掉生之歡樂的人，一起把他們的生殖機能割掉——而不必亟亟於那些瘋狂的人和患肺癆的人。因為在我看來，一個熱情而有情感的人，或許會做出一些愚蠢和鹵莽的事情，可是一個無熱情也無情感的人卻好像是一個笑話或一幅諷刺畫了。他跟都德（Ｄａｕｄｅｔ）的莎復（Ｓａｐｈｏ）兩者比較起來，祇好算一條蟲、一架機器、一座自動機、塵世上的一點污點而已。有許多妓女她的一生比大腹賈的商人來得高潔。莎復雖然犯罪，但也懂得愛；我們對於那些會顯示深愛的人，應該給予較大的寬恕，無論怎樣，她從一個冷酷的商業環境中走出來的時候，總比我們周遭的那些百萬富翁懷著更熱烈的心情。對聖馬利亞（Ｓａｉｎｔ Ｍａｒｙ Ｍａｇｄａｌｅｎｅ）崇拜是對的。熱情和情感有時免不了使我們做錯事，因而受罪是應該的。但是有許多寬容的母親因為過於縱容子女，往往因愛子之心而失掉了理智的判斷，不過她們到了老年的時候，她們一定會回憶到她們從前那種融融泄泄的家庭生活，以為比那些苛刻嚴峻的人的家庭生活來得快樂。有一個朋友曾告訴我一個故事，他說有一個年紀已七十八歲的老婦人對他說：「回溯過去的七十八年中，每想到我所做的錯事時，我還是覺得快樂的；不過又想到我的愚蠢時，我甚至到今天還不能饒恕我自己。」
可是人生是殘酷的，一個有著熱烈的、慷慨的、天性多情的人，也許容易受他的比較聰明的同伴之愚。那些天性慷慨的人，常常因慷慨而錯了主意，常常因對付仇敵過於寬大，或對於朋友過於信任，而走了失著。慷慨的人有時會感到幻滅，因而跑回家中寫出一首悲苦的詩。在中國有許多的詩人和學者就是這樣的，例如喝茶大家張岱，很慷慨地替親友出力幫忙，甚至把家產也因此花完，而結果還吃了他最親密的親友的虧；後來他把這遭遇寫成十二首詩，那詩要算是我所曾讀到過的最辛酸最悲苦的了。可是我很相信直到他老死還是那麼慷慨大量的，即使是在他很窮困的時候，有幾次幾乎窮得要餓死，也必仍然如此；我相信那些悲哀的情緒不久就會煙消霧散，而他依舊會快樂的。
雖說如此，但這種慷慨熱烈的心情須有一種哲學加以保護，人生是嚴酷的，熱烈的心性不足以應付環境，熱情必須和智勇連結起來，方能避免環境的摧殘。我覺得智和勇是同樣的東西，勇乃是瞭解了人生之後的產物；一而二，二而一，一個完全瞭解人生的人始能有勇。如果智不能生勇，智便無價值。智抑制了我們愚蠢的野心，使我們從這個世界的騙子（Ｈｕｍｂｕｇ）——無論是思想上的或人生上的——手中解放出來而生出勇氣。
在我們這個世界裡，騙子真是不勝其多，不過中國佛教徒已經把許多的小騙子歸納於兩個大騙子之中；就是名和利。據說乾隆皇帝遊江南的時候，有一次在一座山上眺望景色，望見中國海上帆船往來如織。他便問他身旁的大臣那幾百隻帆船是幹什麼的，他的大臣回答道，他祇看見兩隻船，一隻叫作「名」，一隻叫作「利」。有修養的人士也祇能避免利的誘惑，祇有最偉大的人物才能夠逃避名的誘惑。有一次，一位僧人跟他的弟子談到這兩種俗念的根源時說：「絕利易，絕名心難。即退隱之學者僧人仍冀得名。彼樂與大眾講經說法，而不願隱處小庵與弟子作日常談。」那個弟子道：「然則師傅可稱為世上唯一絕名心之人矣。」師傅微笑而不言。
據我的人生觀察，佛教徒的那種分類是不完全的；人生的大騙子不祇兩個，而實有三個：即名、利、權。在美國慣用的字中，可以拿「成功」（Ｓｕｃｃｅｓｓ）這名詞把這三個騙子概括起來。但是有許多智者以為成功和名利的慾望實是失敗、貧窮和庸碌無聞的恐懼之一種諱稱；而這些東西是支配著我們的生活的。有許多人已經名利雙全，可是他們還在費盡心計想法去統治別人，他們就是竭一生心力為祖國服役的人。這代價常是巨大的。如果你去請一個真真的智者來，要選他做總統，要他隨時向一群民眾脫帽招呼，一天中要演說七次，這種總統他一定不要做的。布賴斯（Ｊａｍｅｓ Ｂｒｙｃｅ 近代英國歷史學家和外交家）以為美國民主政府現行的制度不能招致國中最優秀的人才去入政界服役。我覺得單是競選的吃力情形已足嚇退美國的智者了。從政的人頂了竭畢生心力為人群服役的名義，一星期常須參加六次的宴會。他為什麼不坐在家裡，自己吃一頓簡單的晚餐，隨後穿上睡衣，舒舒服服地上床去睡呢？一個人在名譽或權力的迷惑下，不久也會變成